论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着本质的区别。行政诉讼借鉴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的应是有限的调解制度。 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享有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这使得有限调解制度的建立有了可能。本文分 析了目前行政诉讼撤诉率高的根本原因;论述了有限调解制度建立的理论难题及其化解;论证了建立有限调解制 度的法理基础;并从实证的角度对有限调解制度建立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建立,有利 于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救济,有利于行政主体行政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我国 司法保障人权的实现。     

法院调解实现中的冲突化解与合意纯化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 ,但近年来 ,理论界有将调解与审判分离的改革构想。法院调解保持其高度稳定性有其内在成因 ,一是国家立法政策导向 ,二是民事诉讼程序内在价值的反映。司法实践中 ,法院调解在实现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冲突 ,但其中有法官主观因素。为使调解的结果尽量与判决一致 ,纯化合意、化解冲突是当前解决法院调解实现中的冲突的必由之路     

希伯来《圣经》中的“公义”观念

"公义"(Justice)也即公平与正义,是现代社会所尊奉的基本价值.这个词是从西方文化中引入我国学界的,亦有人将其译为"正义",认为"正义"的概念本身就包括了"公平"的含义.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制度下,人们对"公义"的理解和实现社会公义途径的认知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在任何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中,对"公义"原则的追求至少在理论上都是被肯定的.在现代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中,公义包括理念、基本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制定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不是平行的,而是呈现出梯次特征,其中理念是第一位或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共同体具有怎样关于"公义"的理解,就必然会在基本的社会制度和具体政策的层面上反映出来.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公义"观念独树一帜,不但在历史上影响深远,而且因其所具有的普世性品格,至今仍不失其灿烂的光华.     

试论司法ADR与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重构

通过对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分析,指出了传统调解所存在的结构性、技术性缺陷,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以司法ADR理念为指导重构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具体思路,即审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实行严格的调审分离,诉讼阶段则实行传统的调审结合,进而实现由法院职权调解向当事人自主调解的转变.     

必须加强调解工作

调解是直接依靠群众,运用民主方法与法制力量,正确处理民事案件与纠纷的重要手段,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长治久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这一制度,不仅完全符合我国国情,而且在世界上也受到日益广泛赞扬。 (一) 调解是我国司法工作的光荣传统,无论是民间调解还是司法调解,都具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并且经历了曲折与反复。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展,揭开了我国人民调解工作的新的一页。各革命根据地都注意调解     

大陆法系视域下的家事调解前置机构比较与借鉴

由于对调解是否属于司法权的认识不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调审分离”的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别。我国大陆地区属大陆法系，在司法理念和调解实践上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可在借鉴其家事调解前置机构设置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大陆地区情况选择适宜的制度设计。设置单独的家事调解前置程序，确立家事调解法官和家事调解委员会调解两种调解模式。家事法官负责行使司法职权，调解员负责具体的调解事务，以此实现彻底的“调审分离”。调解成功后可作出合意裁定或调解书，明确其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的及时转交审判机构，审理时发现确有调解必要的，移付调解机构调解，但除特殊情况外以一次为限。     

试论司法ADR与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重构

通过对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分析，指出了传统调解所存在的结构性、技术性缺陷．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以司法ADR理念为指导重构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具体思路，即审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实行严格的调审分离，诉讼阶段则实行传统的调审结合，进而实现由法院职权调解向当事人自主调解的转变。     

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论证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从培育新型调解组织,完善民间调解机制;赋予行政调解协议法律效力,完善行政调解机制;实现仲裁机构多样化,完善法院对仲裁的支持;建立诉前强制调解制度,重构法院调解机制四个方面,论述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调解制度中的强制性因素研究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自诞生之日一直处于合意与强制的紧张关系中。人们对调解制度的诸多期望导致了调解功能的多元化,从而为调解制度带来了强制性契机。对于调解制度中的强制性因素,理论界主要有否定论和限制论两种见解。强制性调解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妥善解决特定纠纷、纯化审判程序、实现效益最大化和避免更大不公平等方面的确有其现实需求。只要处理好与接受裁判权、当事人自治的界限,适当引入强制性因素应当说是现代调解制度的一大趋势。在我国,民间调解和法院调解都需适当引入强制性因素,形成规则之治,但目前却无实行调解前置的必要,应当尝试完善诉讼和解制度。     

论我国古代传统的司法调解制度

传统调解制度是我国古代实现“无讼”理想境界的一种司法制度。依调解主持人身份的不同 ,可把其分为民间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和州县官府调解几种形式。传统调解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除直接原因外 ,还有着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它适应了小农经济基础和地域血缘关系 ,凭借礼与法的力量 ,有效地维护了“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 ,由此也给我们今日法制建设留下了负面影响。但作为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中的有益成分 ,对当今人民调解制度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法院调解的异化与范式转换

由古以来,调解被我国政治高层作为一种控制纠纷的措施予以投放,是基层权力治理不足的体现。在当下,法院调解是政务性司法的副产品。当前法院调解的异化是司法高层在面临多重压力下所为的司法扭曲表达,理应予以宽容。化解我国调解异化之危局,未来的出路在于实现司法范式转换,走司法程序法治化主义下的调解分离、附设调解路子。     

论法治目标下调解制度的存废

长期以来,调解制度被我国法院作为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的重要手段。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调解制度日益暴露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本文着重论述调解制度在诉讼框架内加以改良,不可能有效贯彻“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必须从诉讼中排除调解制度。     

关于当代中国民间调解制度重构的探讨

当代中国民间调解制度是民事程序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民间调解功能有下降趋势。本文认为,要顺应法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要求,必须改革我国民间调解制度:一是赋予调解协议之执行效力;二是实现由权威调解向依法调解的转变;三是加强法院与民间调解组织的互动。     

法院调解强制化走向与我国法院调解强制化机制之重塑

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调解所具有的真正化解纠纷的功能在和谐社会建构中被再度重视。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多个用以进一步规范调解和提升调解地位的司法解释,使调解制度一跃成为当下民事纠纷解决场域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为强化民事审判中调解的积极运用,最高法院确立了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为贯彻这一政策,全国上下都在深入开展调解运动。不可否认,全国各地法院基于调解化解了大量纠纷,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面对如此火热的调解制度,法学理论界不得不冷静思考并认真评判这一制度的利弊得失,特别是如何理性看待这一司法政策、如何摆正法院判决与调解的关系以及这一制度的未来走势等。基于此,本刊围绕这一中心,特推出了法院调解这一组笔谈,以期推动对该问题的研究。     

我国法院调解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调解所具有的真正化解纠纷的功能在和谐社会建构中被再度重视。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多个用以进一步规范调解和提升调解地位的司法解释,使调解制度一跃成为当下民事纠纷解决场域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为强化民事审判中调解的积极运用,最高法院确立了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为贯彻这一政策,全国上下都在深入开展调解运动。不可否认,全国各地法院基于调解化解了大量纠纷,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面对如此火热的调解制度,法学理论界不得不冷静思考并认真评判这一制度的利弊得失,特别是如何理性看待这一司法政策、如何摆正法院判决与调解的关系以及这一制度的未来走势等。基于此,本刊围绕这一中心,特推出了法院调解这一组笔谈,以期推动对该问题的研究。     

论民事诉讼诉前调解制度的构建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不存在诉前调解程序,这种状况无法满足纠纷类型的多元化和当事人的价值追求多元化对纠纷解决机制提出的新要求,不利于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的实现,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不利于当事人的系争外利益的保护,不利于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我国有必要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诉前调解程序,诉前调解制度的构建应当遵循程序基本权保障原理、程序相称原理、程序选择权原理等基本原理。在构建这一制度时,应当明确规定诉前强制调解事项的范围、调解的组织、调解的程序、调解与民事诉讼的关系等问题。     

理性看待“调解优先、调判结合”

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调解所具有的真正化解纠纷的功能在和谐社会建构中被再度重视。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多个用以进一步规范调解和提升调解地位的司法解释,使调解制度一跃成为当下民事纠纷解决场域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为强化民事审判中调解的积极运用,最高法院确立了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为贯彻这一政策,全国上下都在深入开展调解运动。不可否认,全国各地法院基于调解化解了大量纠纷,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面对如此火热的调解制度,法学理论界不得不冷静思考并认真评判这一制度的利弊得失,特别是如何理性看待这一司法政策、如何摆正法院判决与调解的关系以及这一制度的未来走势等。基于此,本刊围绕这一中心,特推出了法院调解这一组笔谈,以期推动对该问题的研究。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再思考

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调解所具有的真正化解纠纷的功能在和谐社会建构中被再度重视。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多个用以进一步规范调解和提升调解地位的司法解释,使调解制度一跃成为当下民事纠纷解决场域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为强化民事审判中调解的积极运用,最高法院确立了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为贯彻这一政策,全国上下都在深入开展调解运动。不可否认,全国各地法院基于调解化解了大量纠纷,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面对如此火热的调解制度,法学理论界不得不冷静思考并认真评判这一制度的利弊得失,特别是如何理性看待这一司法政策、如何摆正法院判决与调解的关系以及这一制度的未来走势等。基于此,本刊围绕这一中心,特推出了法院调解这一组笔谈,以期推动对该问题的研究。     

和谐语境下法院调解的再思考

法院调解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法院调解自身具有优势,加上重视非诉方式已成为世界的潮流,我国又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法院调解也迎合了法官的心理和利益需求,当前法院调解处于繁荣景象。为使法院调解真正能发挥作用,我们应认识到法院调解与和谐社会不能画等号,去掉强调调解的制度,进一步完善法院调解制度本身。     

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与民事诉讼的衔接机制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作为一种新型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有效地弥补了诉讼等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对高效化解医患矛盾、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相互配合和协调运作,保证第三方调解与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我国立法应当设置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为诉前程序,确立第三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赋予第三方调解协议法律执行的效力,建立对医疗纠纷证据的互认制度,构建第三方调解组织参与诉讼制度;遵循第三方调解合法原则、赋予第三方调解协议既判力、构建以第三方调解为核心的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体系;实现第三方调解的司法化,为公平合理的解决医疗纠纷,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司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