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古典主义美学思想

印度古典主义美学是印度美学思想的成熟形态。古典主义艺术是印度艺术的典范。本文分别论述了印度古典主义美学思潮产生的文化背景,印度传统的思维模式对于古典主义美学的形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印度古典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以及它在艺术创作上的表现。通过对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揭示了印度美学思想和艺术表现上的独特的民族个性。     

艺术的“重心”——从克莱斯特的《论木偶戏》讲起

克莱斯特的《论木偶戏》是一篇有趣的美学论文,其中提出的艺术的"重心"思想对于理解艺术之为艺术启示了一条独特的门径。这种思想不仅超越了当时理性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美学和艺术实践,而且跟从19世纪末开始的现代派艺术运动相当吻合,不仅如此,也跟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息息相通。     

无法圆满的悲剧--我看吴宓及其文化理想

作为“学衡派”主要组织者和思想家的吴宓 ,始终无法改变其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悲剧性。这种悲剧一方面体现为他的古典主义理想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实际明显脱节 ,另一方面则在于就是吴宓自己也无法调和“亦新亦旧”的内外矛盾 ,正是这样的矛盾使得他成为了新与旧之间的孤独的文化旅人。     

"伟大传统"中的普桑

普桑是17世纪最伟大的古典主义艺术家,被誉为"哲人一艺术家".如何认识普桑及其古典主义艺术?如何看待普桑与当代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必要将普桑置于西方文化、美学和艺术史的"伟大传统"之中,通过其经典作品来探索隐含其后的复杂美学意义.伟大传统创造了普桑,普桑又创造了伟大传统.他开创的"宏大"风格凸现了古典理性原则,在西方文化古典与浪漫的张力结构中呈现其独到的价值.尤其是普桑所独创的理想风景与英雄风景,拉开了西方风景画登上历史舞台的大幕.后来的伟大艺术家们,从大卫、柯罗、德拉克洛瓦,到塞尚、修拉、毕加索,都在不断向普桑致敬,继续"发明"普桑的伟大传统.     

论宗白华的“艺术美学”思想及当代价值

宗白华在现代美学与艺术学的交融地带创立了以艺境为核心的"艺术美学"体系。他立足于现代中西交汇的文化语境,寻求从一般艺术鉴赏上升到普世美学建构,精研中国文化的审美传统,致力于古典艺术理论的现代转化,再造中国艺术的青春精神,并悬艺术化的人生观为其艺术美学体系的超越之维。他积极倡导艺术、人生与美感的一体化与真善美合一的艺术价值论,以运用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力求在意境观照中实现中国现代人生的审美化生存方式。宗白华的"艺术美学"思想对当代中国艺术美学的理论体系以及话语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吴宓在清华求学期间治学思想的摇摆与确立

吴宓作为 "学衡派 "的领袖 ,其学术思想观念的确立可以追溯到于清华学堂就学期间。性格的摇摆不定和政局的变幻莫测 ,一度使他的求学治学方向处于动荡之中。经历了思想的矛盾斗争和整理沉淀之后 ,吴宓最终选择了守卫并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赴美国留学之前 ,他已经形成了坚定的信仰并为之奋斗终生     

雷诺兹的美学思想

雷诺兹奠定了古典主义艺术创作的法则,但他的美学思想又受到了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影响。本文从艺术创作,审美理想和审美鉴赏三个方面分析了雷诺兹的美学思想。     

从一首散文诗看吴宓的为“诗”与为“人”

吴宓1931年6月在巴黎游学时所作的英文散文诗,是目前所见他的唯一一首英文诗歌。这首英文诗歌对吴宓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价值还不曾引起足够的关注。该诗创作时,吴宓与毛彦文的感情正处于若即若离之中,而同时又与一美国女子亲近,其个人感情际遇及对婚恋的观念自然构成了解读的重要背景。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文化论争来理解这首诗歌的意义。在《学衡》时代,吴宓的态度和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等的观点相左,基本属于文化保守派。在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期,吴宓对白话的态度已经趋于宽容。1931年5月,胡适撰文质疑《大公报》不用白话,《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则表示要白话文言并重。吴宓的这首英文散文诗也可以看做是对此事件的回应,可以看做是他对新诗态度的改变的开始。但在表面的改变之中,吴宓的这首诗仍然坚持了他所认定的诗歌的根本精神和艺术原理,并体现了其做人为文的一贯风格。     

熔铸传统的“揉面”艺术——论汪曾祺散文中的和谐美

本文从作家汪曾祺散文中的主题思想与语言形式特性等方面论述了其散文的和谐美,即"揉"合民族文化的传统与"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和美学追求,论述了"揉"这一特性在具体的语言艺术中的体现。这一独特的艺术特色体现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贯通古典主义与现代性的创作精神。     

从"文以载道"到"艺术就是人生"--钱穆美学思想基本问题论析

钱穆的美学思想与中国儒家美学思想有着历史的承继关系.他提出艺术就是道义,艺术就是人生的美学主张,这是他对前人"文道"说在现代人生中进行的新思考和新阐释.这一观点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他任何艺术探讨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老子》中隐存的人学结构探析

从传统文化发展来看,人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老子》正是通过对宇宙自然的思考亦即其道论开始他的人学思考的,依照“天人之学”这一内在的逻辑展开他的人学思想。以“道”论作为本体论根据、以性自然论作为人性论基础,在探究“天人之际”的理论背景中敞开其全新的人学视界,最后归人生最高境界于“道”的境界。文章认为,这是《老子》人学思想展开的基本逻辑架构。     

补空谈之虚空 破株守之迂滞——薛凤祚“会通”的科学思想探微

薛凤祚是明清之际中西会通大潮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使得薛凤祚的学术思想向更为广博的文化领域和农、工、兵、商等具体应用学科拓展,他沉潜于百工之技的研究中,讲之不厌其繁,行之不嫌其贱,这实际上将理学家＂为生民立命＂的实学理念真正落到了实处。在会通中西学术的方法上,他不斤斤计较于以夷变夏还是以夏变夷,而是兼收并蓄,＂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在处理＂象＂和＂数＂的关系上,薛凤祚继承了徐光启＂由数达理＂的科学思维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数学在一些学科领域中的应用,使得中国传统的象数观念具有了走向近代科学发展的倾向。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下）——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论《京华烟云》主题及林语堂的政治哲学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凝聚了他的哲学和他的灵魂 ,在小说中他褒扬了一种儒道掺和 ,更确切地说是内道外儒的人生哲学 ,通过作品主人公姚木兰等人物得到了形象的表现。这种儒道交融、寓道于儒的人生哲学 ,是和他的人性主义哲学观相一致的 ,这也是他在中西文化价值冲突中 ,从中西文化互融的角度来思考人类文化命运的结果     

父权缺失与李大钊现代思想的确立

在传统读书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历史链条中,父权的缺失对李大钊现代思想的确立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家庭内部关系来看,父权缺失对李大钊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方面砥砺了李大钊百折不挠的人生追求;另一方面,又促成了李大钊的个性解放。从社会文化方面来看,李大钊之所以能够确立现代思想,既与他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有关,又与其所接受的西学有关。李大钊既传承了“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又汲取了西方科学与民主的现代精神,这使其把人生理想与社会担当有机地对接起来,最终确立了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思想。     

中西人文主义异同初探——兼谈传统文化改造的必要性

中国的人文精神和西方的人文精神都立足于“以人为本” ,但其内涵和外延均有较大的差异。西方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中国文化在其早期就显示出非宗教性的品格特征———浓厚的人文精神。所以 ,由中西文化所形成的中西人格取向、道德价值观迥然不同。历史赋予我们当代人的使命是通过改造传统文化来发展现代化 ,而不是用现代化来嫁接传统文化 ,这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论梅文鼎与“西学中源”和“礼失求野”

“西学中源”与“礼失求野”是明清之际兴起于中国学者之中的两种对待西学的态度,前者指出西学来源于中学,而后者不涉及两种文化的源流,只表明向西学学习的积极态度.梅文鼎是清初历算大家,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论及“礼失求野”的思想,只是在晚年受到康熙皇帝召见后,错将政治权威当做学术权威,才开始大力宣扬“西学中源”的思想.     

跨文化视野中的卡夫卡及其创作

卡夫卡无疑是一个西方作家,但他对东方文化,譬如日本艺术、印度宗教,尤其是中国文化却情有独钟,他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卡夫卡是一个犹太人,但他一直生活在基督徒中间,他不信犹太教,但对基督教思想却有着深刻的体悟和亲和性;他是一个接受德语教育并用德语写作的作家,尽管他对德语的掌握和运用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他在德语中却始终感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他生活在绝大多数人说捷克语的欧洲城市布拉格,他在家里经常使用捷克语,他还学过英语、法语、意大利和意第绪语,他渴望在犹太语中找到自己的家,但他最终却未能如愿。全部的文化冲突几乎总是以语言为依托的,卡夫卡由于如此深刻地体悟了语言的冲突和困境,因此,他对文化冲突的描述和表现总是和语言问题连在一起,而这又使得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非常浓郁的现代气息和意义。     

亨利·米修与中国

亨利·米修与西方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在精神探索中与中国智慧携手,将他所接触的中国人和中国风物置于情感的、心理的、文化的、哲学的多种层面上,以西方作为参照,在他的眼里,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都表现为一种智慧。中国绘画与诗,与书法同道、同源,密不可分,这三者之间内在的和谐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与宇宙、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国的绘画、书法、戏剧重表现而非再现,重神似会意而非描形摹状。中国戏曲的虚化对米修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诗人趋虚向道,走进道家智慧。道家思想使诗人获得一种新的关照、新的眼光、新的语言。道家思想给予了他某种务虚智慧,使他的诗歌创作悖逆西方传统,展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美国意象诗派对闻一多的影响表现

关国意象诗派对闻一多的影响有两大表现：一是欲在国内引领文学潮流形成流派,二是创作很多色彩浓丽的意象之诗。但他对意象派诗激情澎拜时,并不全盘西化,而认为若强调真艺术,便是国家艺术而绝无例外。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中西结合是闻一多诗之创作的总体战略,三美则是他诗之创作的具体实践。这样,闻一多就于1928年出版了不仅代表他,而且也代表中国现代新诗成就的《死水》诗集。虽然这部作品不像在美时那样注重色彩表现出喷薄状态,但是色彩内敛其中的特点却依然鲜明。尤其内中诗篇意象的浓丽繁密,字句的凝练,结构的严密,思想的深邃,更兼之其虽为自由的格律诗亦有象征表现手法,这就不能不承认其为中国典型的新诗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