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之得名

魏晋之际,世道凌夷,文人风气为之一变。其始作佣者,当推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得名,最早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一则:“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该则指出,“竹林七贤”的得名在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此观点也为传统观点,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陈寅恪先生却提出新的见解,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认为:“竹林七贤”一语,当“先有‘七贤’,取《论语》…     

从三星堆发现大古城论何时有成都——五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古蜀后

近几年,在广汉三星堆、广元昭化相继发现了古蜀国古城,这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都是没有记载的.成都县、成都城的出现是在秦灭古蜀后的公元前311年后(张)仪与(张)若城成都之后才有的.在此之前,既然在成都的50公里外已有三星堆大城,还有必要在这并不适合建都城的地方再劳神费力地去建大城吗?     

成都历史文化特质简论

成都历史悠久,文化独特。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具有与中国众多的城市相同的文化内核,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主要表现在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等方面。     

释“蜀“、“叟”：三星堆柱目人铜面像的解谜(上)

本用新的“字考古”方法，考出“蜀““叟”字的“古”，并接合古籍中的“字资料”考证古蜀人蜀地的变迁史，并由此破解人们广泛关注的三星堆柱目人铜面像之谜。     

“清华”一词如何得名？

中外闻名的清华大学为什么以“清华”来命名呢？那是因为该大学所在地原为清代的皇家园林——“清华园”，所以就以园名作为大学名了。     

日本文学中的“成都”都市景观书写

日本文人对“成都”都市景观的跨文化“观看”与书写主要聚焦在成都自然景观、成都人文景观和成都风物景观三个方面,是巴蜀文化在日本传播及影响的有力明证。其中,日本文人对成都自然景观的书写首先关注的焦点是作为千年古都的蜀都/成都的“气派”“安逸”,同时还有成都之“第一乐园”望江楼、“蜀都最繁华”之东大街、“坚固精致”之九眼桥和安顺桥以及被誉为日本“鸭川”之锦江。成都人文景观资源丰富,而吸引日本文人并令其赞叹不已的则主要是“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水光竹影城西路”的杜甫草堂、“宫中的第一杰作”青羊宫、“神圣”的文庙、“日本见不到”的惜字塔等人文景观。对成都风物景观的书写多集中于被赞为“华人的俱乐部”的成都茶馆、蜀都的交通工具轿子和花干儿、昙花一现的东洋车和马车以及展现蜀人之雅趣的花市等等。对日本文学中的“成都”都市景观书写进行美学层面的理论烛照,可知其具有地域化、景观化、文化化、多元化、奇异化、他者化等特质。     

论西汉前中期的“过秦”思潮

西汉前中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次历时较久的全民性的历史大反思,学术界称其为"过秦"思潮。这种思潮主要经历了从"论秦之过"到"倡汉之功",从"攻守之势"到"君民关系",从"法术治国"到"崇尚黄老"的三次转变,深刻地影响着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思想文化,其意义深远,对于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乏启迪作用。     

南宋“临安”得名略考

南宋都城为何被称为"临安",在现有的史料与学术论著里都尚无答案。笔者认为:"临安"是得名于杭州一带的已有地名,但如仅仅以地名来阐释其得名,就会产生一些令人无法解释的疑问。因此,在另一方面,"临安"又应是得名于高宗所赋予它的政治寓意。而最合理的解释则是,"临安"称谓的由来是已有地名与政治寓意的结合。     

从“成都发布”看地方政府微博的发布策略

成都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浪微博开设的官方微博"成都发布"是国内最火的政府机构微博之一。通过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对该微博的定位、经营团队管理、发布规律和发布内容,以及与公众的互动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成都发布"定位清晰,透明度大,公信力较强。"成都发布"的主要特色与表现是开放、权威,以真诚的态度面对公众;内容丰富,结合公众需要;言语平民化、网络化和活泼化;注重与公众的交流,诚信看待公众的意见和评论,努力为公众解决问题等。     

论“做人”文化与“做事”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对比分析了重做做人的中国,与普遍重做事的西方国家在社会态度、民族性格等方面的特征。通过分析比较,清晰地看到中西方文化在这几方面的差异与各自的优缺点。从而在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方面要博采众长、扬长避短,避免偏狭地看待某一种文化。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张载是北宋“气”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规定和诠释“气”范畴,运用了“太和”“太虚”“太极”“神”“化”“道”“易”诸范畴,张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又离不开对“一”“两”范畴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对张载哲学中的“一”“两”范畴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辨析,可以真实地论定张载哲学的基本架构与理论价值。     

古人论“廉”与“俭”

廉”与“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不论儒家、法家，还是道家，都把“廉”与“俭”作为治国及做人的美德。如何达到“廉”即“清廉”、“廉正”的境界？ 古人主张以俭养廉：“节欲”、“寡欲”，就是不贪食、不贪色、不贪玩。     

论和谐成都与政府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把成都市建设成为我国西部的“和谐之都”,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是主体,承担着重要的历史责任。为此,建设现代政府是构建和谐成都的前提条件。     

西汉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承秦”“过秦”探析

“承秦”与“过秦”二者看似矛盾,却内存于西汉国家建构过程中。刘邦集团在秦末与群雄逐鹿以及随后的“汉制”构筑过程中,一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对秦政的暴行酷施以及其官僚制度中所存在的组织结构缺陷予以指斥批判。探究其由,一方面,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政体乃其时最适宜的制度,“承秦”可谓是刘邦集因应现实格局的最优选择。此外,秦制的核心在于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承秦”可以实现并满足人性中对于权力尤其是皇权的觊觎,故其亦成为刘邦政权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过秦”不仅旨在以秦为鉴,纠秦之偏,避秦之祸,而且还可以使得原本凭“力”而胜的刘氏政权由此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论水彩画中的“写”与“作”

水彩画是近代与油画一同由西方传入中国的绘画形式。水彩画与中国画在使用介质颜料和工具材料等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它们在作画过程中的写与作却大相径庭:在中国画中写作不分,故作字作画皆曰写;而在水彩画中写是灵,作是魂缺一不可。     

论“买新闻”与“卖新闻”

随着媒介产业日趋激烈的竞争,媒体为抢夺新闻资源“买新闻”,“新闻线人”为获取利益而“卖新闻”。如何正确对待媒体环境中这两种现象,规范新闻市场,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也是急需解决的。     

“成都造”名牌战略与策略策划

“成都造”的市场品牌效应，其难点是突破“成都理念”，站在中国、世界市场的角度法“策划经营”。本主要研究“成都造”品牌扫展战略与策略，以创立“成都造”品牌的市场经济效应。     

“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考辨为中心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文献学派的创立者,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他带领其弟子对中国史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在中国东北史和朝鲜史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顾颉刚是中国“古史辨”派的领袖,首倡民国“疑古”之风,后创办《禹贡》半月刊,掀起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潮.二者的研究似乎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二者学术起源之“疑古”观念亦存在某些共性特征.本文以顾氏与白鸟氏对《禹贡》的考辩为出发点,比较二者“疑古”思想的学术渊源、辨析方法与观点倾向,试图探究二者在学术上是否存在承继关系.     

南宁成都商会 架起连通蓉邕东盟两座“桥”

“昨日春风吹绿东南岸，今时风生水起北部湾”。北部湾经济区则外向东盟，内结西南地区广阔腹地。 南宁成都商会正是顺应了百年难遇的历史发展机遇应运而生，并架起了两座无形“桥梁”：一座是互通蓉（成都简称）邕的“桥”：另一座则是以南宁为“桥墩”架起的成都与采盟互通的“桥”。     

论王国维的“隔”与“不隔”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隔”与“不隔”的概念是针对人的审美直觉的程度而设立的 ,在美的艺术中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