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新人物、新秩序——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

作为一种文艺方针,“工农兵方向”一直支配着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它在歌颂新人物、新生活的同时,也潜在地规定着作家队伍构成的主次轻重之别。在工农型作家“中心”、知识分子型作家“边缘”的秩序作用下,“十七年”文学始终洋溢着颂歌、赞歌情调,直到新时期,这种单一的文艺秩序才为思想解放的多元化存在所打破,“人民”的外延才由“工农兵”扩展到“知识分子”。     

“穷而后工”论

“穷而后工”论樊德三“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命题。它的实质是说作家的痛苦经历能使其才华得到充分发挥并体现在创作上。这在文学史上确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这一思想，从司马迁开始一直为历代文论家所重视并且不断地加以发挥。明确提出...     

沈从文与汪曾祺乡土小说之比较

沈从文与汪曾祺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作家。沈从文以一颗“执拗”的“乡下人”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汪曾祺则是跨越时代的富于灵性的作家,在乡土小说方面卓有建树。沈、汪两位作家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及其技巧乃同中之异,而从人生哲学看,汪曾祺从感情上接受了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沈从文则更多地体现在忧国意识和维护文学的独立性方面。     

关于"贬谪文学"的语词考量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贬谪者将其被贬谪的人生感悟和谪居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蕴涵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因而称之为贬谪文学,这是一种在内容情感上独具特色的文学体式。但“贬谪”在历史上,又可以称为“左迁”、“贬”、“流”、“谪”等,于是,研究界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称谓,或称之“迁谪文学”,或称之“贬谪文学”、或称之“逐臣文学”,其实,它们各自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并不一致,应予区分,以便能较准确地指称和描述贬谪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体式。     

一个有待开拓的审美范畴“丑”(下)

我们研究美学中的“丑”或者叫做“丑”的美学,一个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文学创作,考察文学艺术中的审丑现象,丰富和扩大美学范畴,使之不发生倾斜。新时期以来,随着这一研究的深入,重视“丑”,正视“丑”、审“丑”,越来越进入了作家、艺术家们的视野,对“丑”发生了兴趣。新时期十年的文学成绩是显赫的,其中歌颂真善美,创造美的文学是主要的。但也不可否认,作家、艺术家们自觉地运用审丑意识,注重审丑表现也是取得这一成就的贡献之一。这一贡献表现为:作家们的审丑表现,不仅是刻划了几个丑的典型,写了几件丑事、丑行,暴露了社会中的某些阴暗面,     

都达夫南洋时朝文学思想散论

郁达夫于抗战爆发后远赴南洋，在那里开始他新的文学活动。他在新加坡三年多时间里，在主编的好几种文艺副刊上，为指导南洋文学创作，写下了大量文艺论文，提出了适应时代和现实的文学观点，也反映了他文艺思想的某些发展和变化。全面细致地梳理他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做到的，本文只就其主要之点略加论述，以窥其战时文学思想之一斑。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郁达夫早年信奉“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而此时已不再固守这一主情主义观点，认为在抗战的今日，文艺“必须与政治有紧密的联系。”［‘j这一观点对南洋文学创…     

论"鬼"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想像

中国现代作家通过对与“鬼”相关的民俗文化的展现,从“鬼”俗民情的直接抒写到国民劣根性的隐喻批判再到“人变鬼”“鬼变人”的两极想像,不同文学时期的现代作家们显示了“鬼”文学写作特殊而鲜活的形态。他们从一种“别样”的文学视角,更深入地揭发和披露了民众的世俗欲望、精神痛苦。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饥饿文学的政治逻辑

中国19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被称为“饥饿逼迫出来的自发改革”。改革初期文学中关于饥饿的描述具有特别的政治性。在这一“饥饿政治学”的文学潮流中,饥饿不再仅仅是个人化的身体感觉,而是宏观历史和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种种奇怪的情节体现出的是,作家们对改革意识形态的文学复述,文学中的身体意象贯彻的是彻彻底底的权力意图。     

试论报告文学的分类——从报告文学的短与长说起

三十年前茅盾就曾要求短篇小说“写得短些,再短些”,以后文坛上几乎年年提倡“短”,呼吁“短”,可就是短不下来。几乎与提倡短篇小说“写得短些,再短些”的同时,报告文学的研究者们也一再呼吁报告文学“写得短些,再短些”。比如甘惜分教授在《报告文学简论(代序)》一文中就说过:“长短无定格,长者长之,短则短之,由题材和作家个人风格决定,但目前似有一种越来越长的倾向,动辄几千字,万把字,这个篇幅就吓退了不少读者。目前人们的生活节奏很     

李铁小说精神走势观察

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在用“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这种暧昧的说辞解说或鼓舞作家们写作时,总是忘记指明生活的无限可能性里,也是包含着无限的“生活的陷阱”的。李铁的转身,同时意味着他有了对“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进行分解的自觉,开始用他的小说去邀请、“想象”那种应然的、宜人的、有阳光照耀的“可能性”,将其组织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去。文学虽然是一种感性方式的表达,但它的“形而下”方式归根结底通向“形而上”的意义和思想宣达。因此,文学家们若是“梦想”文学能够成为人世间一种善意、积极、正面的思想精神力量,就必须去亲近哲学家指给的这个“思想秘密”：让文学从强化昏暗的轻车熟路上,朝着有阳光照射的方向迈步。     

情归何处——论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创作的流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创作与“五四”时期乡土作家们“感时忧国”、“隐现着乡愁”的写实方式不同,对故乡表现出“拒绝”、“仇恨”的情感倾向,营造出了一系列关于故乡的历史神话和反神话,标志着乡土小说创作情感和写作方式的流变。故乡不再是精神的家园和灵魂的寄托,而变成了一种文学性的资源,一种可以诗性抒发和艺术虚构的空间。作家们关注的已不再是故乡的具体内涵,而是对故乡的言说方式。乡土小说创作也从原来的拯民救世的实用性中偏离了出来,走向了主观和抒情性。     

“乡土文学”浅论

“乡土文学”出现在二十年代,发展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现代文学史上,实在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流派。就是在当代,也还有些作家高举“乡土文学”旗帜,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创作出不少很有影响的作品。     

京海派的“都市怀乡”——以沈从文、施蛰存为例

“都市怀乡”是寓居都市的现代作家们共通的精神质素,从五四乡土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创作潮流开始,“都市怀乡”便成为这些“侨寓文学的作者”们创作的最初情感驱动。到了京派作家的笔下,不遗余力书写故乡的美和抒发对故乡的依恋,也可说是这种怀乡情结的极致展现。而由都市文化滋养出的海派作家同样具有乡土情结,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乡村的依恋和回望。结合沈从文、施蛰存两位作家的具体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京派和海派这一创作上的不谋而合。     

论批评和批评家

批评是体验之后压抑不住的语言倾诉,它以刚直不阿的发言干扰着文学的步伐,鼓励或阻滞着文学的进步;文学文本的指涉是无尽的,而批评却永远无法囊括所有本文的所指,每一种批评都振振有词却意见相左,也许文学在根本意义上不能被批评,批评永远接近不了文学的真实,只要你一批评,你就错了,然而如果没有了批评,文学将会孤寂难耐。当批评家多半不是批评家的本意,他们大多是从事创作而失败了的人于是一干起批评,自卑和自傲成了他们发言的心理基调。批评家都是智慧型的,是很灵智也很理智的家伙,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优秀的,却又出奇地平凡,他们的名字与作家、歌唱家、科学家们放在一起显得黯然失色,可他们毫不介意。     

小说语言的电影化——谈新时期小说中的一种语言现象

文学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作家既运用语言来构思形象,又通过语言来完成他所构思的形象;同样,读者也是首先通过对作品语言的解码来接受文学的。无怪乎古今中外的作家在创作中无不为语言的运用呕心沥血。 概观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们对于语言运用的刻意求新。在刚刚排除“左”的干扰之时,思想解放的伟大潮流强烈地冲击着长期积郁的新老作家们,他们的创作如井喷一发而不可收。歌哭嘻笑、呐喊啼泣,皆成文章;提问题,闯禁区,揭伤疤,一时蔚为大观。人们运用朴素的、带血的语言渲泄着各自的痛苦。痛定思痛,当控诉的高潮过后,人们开始反思,他们运用冷静的、哲理的语言来探究黑白颠倒的原因及生     

文学永远是崇高的事业——评《一种新的文化意识的觉醒》

“非崇高”是有害的倾向当“玩主”们“玩”出第一批作品时,“玩文学”倾向便受到了应有的批评。这是理所当然的。起于玩世不恭地对待人生,继而玩世不恭地对待文学,最终又自觉不自觉地玩弄了读者——这种玩笑人生,故弄玄虚,不负社会责任,失去艺术真诚的东西,任何一个有良知,有自尊,不愿被玩弄的读者,不可能不对此产生“愤懑的情绪”;而放弃崇高的     

文学形象蕴涵的裸露

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文学形象蕴涵裸露的原则文学形象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中国古典文论对形象的这一特征早已有所论述,清代文论家章学诚就明确地把形象分为两种,一种是“天地自然之象”,即物象,是自然存在的,是客观的;一种是“人心营构之象”,即作品中的形象,这是作家创造出     

名家隐私：莎翁爱放高利贷狄更斯有梳发癖

他们曾经写下过世界上最脍炙人口的戏剧、小说和诗歌，他们大多是举世闻名的小说巨匠和文学泰斗，然而在他们天才作品的背后，他们本人到底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美国纽约作家罗伯特·希纳肯伯格在最新出版的著作《伟大作家的秘密生活》一书中，首次向人们披露了这些知名作家们在自传或传记中也从未披露过的一些“绝对隐私”生活。     

“以诗为词”研究述评与展望

“以诗为词”为宋代文学、文体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考究,近四十年以来学界“以诗为词”研究,主要采用了作家个案、文学关联、文体关系三种方法。“以诗为词”的个案研究旨在从某一词作中寻找不同于传统词的个性和同于诗的共性,围绕着题材、内容、风格、手法、功能展开,探讨作家“以诗为词”的特征。“以诗为词”的文学关联研究,将“以诗为词”置入关联性语境或环境中,挖掘“以诗为词”的文学深度、文化内涵、哲学意蕴。“以诗为词”的文体关系研究,基于文体整体发展及互动关系视角,在诗、词两种文体的同异比较和生成变化中,探究诗、词文体的文体特性及动力机制。综合作家个案研究之精细、文学关联研究之兼顾内外因、文体关系研究之擅整体动态把握,向文体关系史进军,是“以诗为词”研究的新趋向。     

论八十年代台湾文学的走向

<正> 凡是深入研究过台湾当代文学发展的人们,不论在具体作家、作品、思潮、观点上有多少分歧,但在文学历程的走向上,却都认识一致。光复后至70年代的台湾文学史,概而言之,可以称之为“主潮更迭”:50年代的反共、怀乡文学,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70年代的乡土文学,其阶段性之鲜明,是不容混淆的。那么,进入80年代以后的文学阶段特点又是什么呢?虽然迄今历史还未走完它的全程,但过去9个年头的创作态势已经表明:几十年来那种脉络分明的阶段性“主潮更迭”,已经让位于同样分明的“多元发展”,不再有某一种文学高高雄踞于文坛之势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少年来泾渭分明的创作面貌,被互相认同、互相渗透、互相吸收的“融合”趋势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