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方法论革命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启蒙主义构成了教育方法论的物质前提和理论基础。科学原则作为元方法论推动教育实践塑造出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匹配的主体,一方面唯物主义地推动着摆脱封建迷信、解构等级制度和改造自然界的启蒙任务,另一方面则历史唯心主义地力求将教育转化为巩固资产阶级价值规范和政治秩序的重要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及其方法论的批判,既是对以启蒙主义为表征的近代教育方法论的反思和总结,也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分析。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揭示了以科学为名的启蒙主义教育方法论的抽象普遍性和虚假客观性,更积极探索了将教育方法论推向更为彻底的科学原则也就是人本原则的革命方向。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再答我的两位批评者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的"实质"在于,它是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即澄清并矫正以往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的种种误读成分,当归马克思的归马克思,当归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以便恢复马恩各自思想的本真性.这无疑是"重读马克思"的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努力和尝试.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理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理论在其恢宏、博大的理论体系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但却极为重要,尤其是对于当代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社会”不同于只在人类特定历史阶段上才有的“国家”,它是人类永恒的伴生物且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方面,因此,应树立“社会”本位的思想。在“国家”占据着人类历史舞台中心地位的当下,需要警醒,“社会”依然发挥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应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的科学理论,积极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国家”和整个社会更好地发展进步。     

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创作情绪”论

创作情绪是作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的情感活动,有时激发为昂扬的热情,有时郁结成低沉的心境.马克思所说的"主观境界"与"客观事物"的关系,在审美创造中就表现为心境与环境的关系."单个人"的"抒情情绪"即"创作情绪",联系着广泛的社会和人群、思想和情绪.情绪有肯定性和否定性的不同,表面上看似消极的情绪也可以获得美学上的提纯和升华.恩格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去理解歌德并对他做出全面而中肯的评价,是中外文学批评史上把握作家创作情绪最杰出的范例.情绪的本质是追求光明和热烈,表现欢乐和热情.马克思恩格斯鄙弃那些低级的、渺小的、琐细的欲望,对于青年作家的热情曾经唱出过一曲关于"热情"的热情洋溢的赞歌.     

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与审美

对于人的＂自由＂、＂自觉＂,马克思曾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的三重关系中作了考察与论述。即作为＂类存在＂的人在＂真正的生产＂中得到规定的＂自由＂、＂自觉＂;作为在生产发展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实际实现的＂自由＂、＂自觉＂;作为人对实践对象自身必然性的能动适应中获得的＂自由＂、＂自觉＂。三者分别揭示了＂自由＂、＂自觉＂的历史起点（历史根据）、历史形式和最高本质,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同时也显示了＂自由＂、＂自觉＂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始终处于具体历史的关系中;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把＂自由＂、＂自觉＂当做人和审美的＂本质＂,不仅倒置了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也将人和审美等同了起来,使其变成为非现实的知性抽象品,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晚年恩格斯的马克思哲学观疏论

晚年的恩格斯是马克思哲学的最权威的解释者。从总体上看 ,晚年恩格斯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的内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丰富和发展。从具体看 ,晚年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哲学的研究领域、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等问题上 ,与马克思的思想有一定的差异 ,这些差异对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面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设想与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设想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深化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设想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思想材料,邓小平理论深化与发展了马恩“跨越”设想里的重要论断。     

早期西方“马克思学”视域中的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关于辩证法的争论促成了西方“马克思学”的辩证法研究.在1956年以前的史前史阶段,西方“马克思学”关于辩证法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成果数量不算多,但后来广为人知的那些代表性观点都已基本发育成型;第二,多数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和同时代某些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保持密切互动;第三,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后,相关研究的重点日益从马克思的辩证法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批判矛头直指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其意识形态内涵日益明显和强烈.     

再评刘放桐的马克思、恩格斯进步-退步论

刘放桐的马克思哲学革命及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与进步的研究,必然导致马克思哲学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的结论;刘放桐的这种马克思、恩格斯相互关系上的进步-退步论,既表现在他的相关论证中,也表现在他引领的这股哲学思潮的实际所是中.他的近代西方哲学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内涵就是确立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     

社会性别思想在“摘要”和《起源》中的呈现——兼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性别思想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的"摘要"和恩格斯的《起源》都是探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关系的经典之作,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探讨社会性别问题的典型作品。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性别理论研究者,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者的眼中,两部作品却是截然分开的,后者的受重视程度空前,被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的"圣经",而前者相对是被忽视的。事实上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逻辑关联和思想关联,将这一关联揭示出来,对于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性别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虚假的意识”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

恩格斯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虚假的意识” ,代表了他和马克思的一贯思想。这个概念体现了他们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的“方法怀疑论”或现代科学精神的继承 ,尤其是体现了他们对 17世纪后出现的各种世俗意识形态的“虚假”特征的深刻洞察。这个概念的重要贡献 ,在于它把以往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转变为对世俗意识形态的批判 ,揭露了流行的各种世俗意识形态在导致精神异化方面与宗教神学的相同之处。“虚假的意识”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历史唯物主义把“虚假的意识”(意识形态 )结构于其概念体系之中 ,既反映了社会现实状况 ,又体现了它要彻底消除精神异化的立场     

对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论”的再认识

＂不断革命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并非意味着激进,而是代表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的革命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否定过这个理论,其实际作用还在苏联和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事实中得到证明,当今中国改革发展也仍然需要这个理论。对＂不断革命论＂进行再认识,可以在方法论上提供启示：研究马克思主义既要注重从实际出发去理解,又要结合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去认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在东京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际研讨班上的演讲

马克思和恩格斯问题是一个解释学问题,它依赖于评论者和文本、评论者和听众之间的对话,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可以适合所有场合的唯一解答。相互对立的“合作论”和“对立论”解释模式都只是历史的赝品,而不是学术活动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针对上述对立,作者确立了自己的差异论立场,即在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致之处的同时寻找并指出他们的具体差异。正是基于这样的努力,作者总结出了传统解释中存在的十种应当消除的问题,以期推动今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朝着更健康的学术方向发展。     

“热潮”以后的“冷思考”——澄清对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的误解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设想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在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的同时 ,也在不少方面误解或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笔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否提出了在落后国家首先发生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思想、马克思在“跨越”问题上早年思想和晚年思想是否相互矛盾、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否在“跨越”思想上相互对立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否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思想的证实等四个方面的冷静反思 ,得出了与不少学者不同的结论 ,意在澄清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跨越”思想的误解。     

“马恩差异论”研究述评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前后,对他们思想的歪曲始终不断,由此形成了各种关于马恩关系问题的观点,其中包括"马恩差异论"。"马恩差异论"起初是由怀疑、敌视、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引起,此后,在西方,随着"马克思学"的兴起,"马恩一致论"开始转向"马恩差异论"。国内坚持"马恩差异论"的学者不多,大部分还是坚持"马恩一致论"。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阅历和气质、志趣和特长、思维方式和研究的侧重面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但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则是基础性和本质性的方面,他们共同构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对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应当在坚持差异基础上的一致,反对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完全否定恩格斯的历史地位的观点。     

马丁·布伯“关系本体论”与马克思社会关系方法论之比较

马丁·布伯的哲学开创了一种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世界观有别的新的思想维度,代表了一种与西方传统哲学社会本体论不同方向的全新的理论努力。本文对布伯的关系本体论进行讨论,在与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比较性的解读中,彰显马克思社会关系方法论的独到之处。     

马克思、恩格斯“群众”概念的三种实体形态

“群众”是唯物史观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具体阐明“群众”概念的具体所指,导致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群众”的相关文献阐述,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和阶层的分析方法,分别在个体意义、普遍意义和革命动力意义上对“群众”概念的不同指向进行了具体性澄清,与之相对应,就分别赋予“群众”概念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数众多的群众”以及“真正革命的阶级”三种不同的实体形态,既有力地驳斥了旧哲学思想谱系对“群众”概念的歪曲认识,又丰富和发展了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为无产阶级政党确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我们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真谛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世俗化理论——兼评伯格的“非世俗化”理论

马克思的宗教世俗化理论是最彻底的宗教世俗化理论,它用当今世界本身的世俗化来说明宗教的世俗化,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传统宗教教义的可信性丧失;现代社会功能—结构的巨大变迁使宗教边缘化;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天国需要"变成了"尘世需要",对宗教的信仰发展为"对实践理性的信仰",商品货币拜物教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现代社会人的"角色专门化"和需要的多样化,使宗教信仰成为私人的事情。但是,宗教世俗化并非宗教的消解,它是现代宗教回应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当代世界"宗教复兴"的种种表现,并不能否定当代社会是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不能否认宗教世俗化的历史发展趋势。     

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张力探析——基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视域

马克思"政治-哲学"之间的张力探讨对政治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一方面基于对柏拉图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的认知,深知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哲学指导政治、哲学家积极地参与政治,来实现政治的消亡。马克思不仅在政治与哲学的看法上呈现出一种张力意识,而且在他自身与其政治实践之间亦呈现出一种悖驰的状态。不论在哪一方面都呈现出马克思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间的更深层次的张力:反叛与传承同时共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