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钟嵘《诗品》对颜延之诗歌的评价

南朝刘宋文人颜延之在当时地位很高,时称“颜、谢”,即将他与谢灵运并推为刘宋文坛一代大家。后来又有元嘉三大家的说法,则在颜、谢之外再加上鲍照,将三人并举为元嘉(宋文帝年号)诗歌的代表。可见颜延之的诗歌本是元嘉诗歌乃至整个南朝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现存颜诗主要是五言诗。这些五言诗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抒写自己的情怀,或借咏古以自况的诗;另一类则是朝庙应制之作。前一类作品的思想感情厚实一些,后一类作品在语言形式上的讲究突出一些。前一类作品大都作于元嘉十一年他被迫屏居闾里之前,后一类作品则较多作于元嘉十一年之后。颜延之比较为人称道的多是前一类作品,而对当时人和后代诗人影响较大的多是后一类作品。当然,这种区分只是相对而言,作为元嘉时期鼎足而立的一个诗人,颜延之毕竟还是有自己的比较统一的诗风,可称之为颜延之体。无嘉十一年以后所作的那些朝庙应制之作,无疑最能体现颜体的特点。     

颜延之《论语说》的流传、真伪及撰作缘起考论

颜延之《论语说》凭借皇侃《论语义疏》而保留了部分内容,今仅存十六则。今本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注疏》不伪,那么其中引录颜延之《论语说》也当可靠。考察今存颜延之《论语说》的内容,当是义疏之学,是给门人弟子讲《论语》之讲义,或在讲前预写,或在讲后由听者集录。颜延之讲说《论语》,盖在元嘉十一年至元嘉十七年间(434—440)屏居里巷时。     

颜延之诗美成就论

颜延之诗美成就论吴功正在六朝时代，元嘉诗坛的双雄是谢灵运与颜延之，至于陶（渊明）谢并称，乃是后代之论。钟嵘《诗品》说：＂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仅是一二把手的差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也说：＂爱逮宋氏，颜谢腾声。＂又说：＂灵运之兴会标举...     

鲍照诗美成就论

元嘉三大诗人: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尤以鲍照具有审美主体性的个体色彩.清代刘熙载《艺概·诗概》作出了极高评价:“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认为,鲍诗“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浮艳,倾炫心魂”.鲍照在六朝诗坛上显示出独特的美学风貌.     

论20世纪陶渊明诗文系年探讨的三次展拓

论２０世纪陶渊明诗文系年探讨的三次展拓□刘孟阳关于陶渊明的年寿，自颜延之《陶征士诔》“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之后，《宋传》、萧《传》皆从之，宋王质《栗里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清顾易《柳村谱陶》、丁晏《晋陶靖节年谱》、...     

颜延之诗歌风格论

南朝刘宋时代,政治上曾一度出现东晋以来未曾有过的繁荣气象。与此相辉映,诗坛上也产生了“千古文章于此一大变”的“元嘉之诗”,后人号之为元嘉体,尤以元嘉三大家最为引人注目。世移时易,人们对谢灵运和鲍照的创作给于愈来愈多的关注及研究。相反,对颜延之及其诗歌创作,研究者们或者缄口不言,或者语焉不详,以致这位颇有时誉的诗人的地位在后世文学史家们的眼光里一落千丈。如此便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我们知道,文学以其对整个社会全面观照的个性而有别于其他学科。反之,只有对社会现象进行总体观照才能使文学的功能得以实现。作为刘宋时代一位名重一时的诗人,颜延之及其     

类书、总集误收颜延之诗文辨正

《海录碎事》中误辑、误引颜延之诗文句十二则,《诗渊》中误辑颜延之佚诗二首,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中误辑颜延之佚诗残篇三则。其中多数都是把江淹的拟作误系于颜延之名下,有少数属于文字讹误和文句颠倒。此外,严可均《全宋文》据《艺文类聚》,误辑颜延之文一篇。有必要进行考辨厘正。     

元嘉诗歌新变背景下山水诗的赋法意识与实践

元嘉诗歌的新变,是基于晋宋之际新自然观确立之后山水景物成为客观表现对象的特殊诗学背景.而作为"济变"的诗学要素,"文体宜兼"的自觉意识和大胆的赋法实践,不仅适应了山水题材体物图貌的艺术新追求,而且也深契于元嘉诗人积渐已久的"繁富"之才.     

从鲍照乐府诗看其复杂矛盾的心态

鲍照（416－466）①是南朝刘来时期著名诗人，元嘉体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和谢灵运、颜延之鼎足为元嘉三大家，其诗歌创作在中国中古诗歌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据运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鲍照的诗歌作品现存二○五首，其中乐府诗八十七首，约占现存鲍诗总数的42％。鲍照乐府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在质量上也是鲍诗中的上乘之作。《宋书》本传云：“尝为古乐府，文甚道丽。”王夫之也曾称誉鲍照乐府诗“蓬勃如春烟，弥漫如秋水，溢目盈心。”②吴汝纶《鲍参军集选》，更直接了当地说：“明远乐府最高。”据此可见乐府诗在全部鲍诗中的…     

颜延之《逆降义》钩沉

颜延之《逆降义》,历代文献中误称、异名较多,当以"逆降义"为是。三十卷《颜延之集》和一卷本《颜延之逸集》于南宋末年全部亡佚,其中《逆降义》随之亡佚。唐宋以来编纂的一些类书和史志著作中,辑存了《逆降义》部分内容。《逆降义》主要是讲礼制之普通义理,而不是针对某部礼经所作的章句或注疏。     

颜延之的经学建树及其学风旨趣

魏晋文学家颜延之既具备良好的儒学文化修养,也深受玄学浸透下的魏晋新经学的影响。无论是与周续之辩难,对《周易》注的“黜郑置王”,还是对《论语》的解说,都表现出了贵简约、重义理等典型的玄化倾向。由于礼学方面的优长,颜延之一再参与国家的礼乐文化建设。在朝廷禁碑的情况下,颜延之援引古制加以变通,为王球作石志,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     

谢灵运流放广州时间及死因考

关于谢灵运被流放广州的时间及被杀原因,论者多依<宋书>本传所载.然沈约<宋书>所记令人疑窦丛生,故<通鉴>不尽取其说.但<通鉴>所记亦有纰漏,未为尽善.杨勇先生<谢灵运年谱>于其生平行实用功尤深,但对于其晚年事迹之考论亦有所疏漏.本文特参较诸说,认为谢灵运被流放广州的时间在元嘉八年秋、冬间,而被杀原因与元嘉九年益州民变有关.     

文体视阈下的七言演进

元嘉时期,七言诗的成熟与文体的自觉与融合密切相关.此时的作家如鲍照等,充分借鉴赋体文学、五言诗,以及民间歌谣等艺术形式的创作方法及技巧,并融入了个人的创作因子,从而成功的改造了七言诗体.     

鲍照在刘宋的接受状况及原因探析

鲍照的诗文在生前颇负盛名,但与同为"元嘉三雄"之颜延之、谢灵运相比,鲍照显然被忽略了.这与当时门阀观念仍然强盛的政治局面、崇尚高雅古典华丽的美学取向、诗歌创作中浓厚的贵族意识、重抒情重五言的诗歌观念等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论颜延之的思想

论颜延之的思想李宗长颜延之（３８４—４５６），字延年，谥曰宪子，因仕至金紫光禄大夫，故又称颜光禄，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后迁至建康（今南京）长干里，南朝刘宋时代诗坛上一位名重一时的诗人。他和谢灵运并称为“颜谢”：“爱逮宋氏，颜谢腾声。”［１］“颜...     

琢炼与生新:元嘉山水诗的学问化特征

元嘉山水诗的出现,与中国古典诗歌渐次展开的学问化进程正相默契。作为元嘉山水诗学问化的重要特征,创作中的琢炼意识与实践显现出解决"才多之患"的知性自觉,同时元嘉诗人的模山范水之技亦隐含着"以人巧造天工"的惨淡用心。而语言的贵生取僻取向,一方面契合了宋初"厌黩旧式"的心理,另一方面亦适应了元嘉诗人山水游历的个性追求以及山水诗"钩深极微"的摹写之需。     

陶渊明享年岁说辨正

陶渊明享年岁说辨正□魏正申陶渊明享年６３岁，本来是个颇为明确的问题。《宋书·隐逸·陶潜传》：“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萧统《陶渊明传》：“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晋书·隐逸·陶潜传》：“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王质《栗里谱》...     

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

被萧统选进《文选》的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是有关陶渊明的最早文献,也是与陶渊明生前相识者叙述陶氏生平的唯一存世文献。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他对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和处世态度有深刻的理解,此诔情文并茂,意味深远。它不但生动地描述了陶渊明的生平,而且准确地揭示了陶渊明的人格特征,从而深刻地剖析了陶渊明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此诔对陶渊明生平的叙述及评说有助于增进后人对陶渊明的理解。例如,以隐逸诗人名声永垂青史的陶渊明为何有几度出仕的经历?又如,王弘及檀道济同为江州的地方长官,陶渊明对他们的态度为何颇不相同?种种疑问,都能在其中找到相当确切的解说。在晋宋之际那个黑暗的时代,若不是文名震世的颜延之及时撰写《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进行揄扬,陶渊明其人完全有可能取湮当世,此诔堪称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文献。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是正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左思、颜延之、萧统、陈子昂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的开掘、接受、内化与突破上,以及李白、苏轼、曹雪芹等人对阮籍与《咏怀诗》认知上的拓深,可以看到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亦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岭南人文图说之九十八——六祖圆寂地

六祖惠能在世期间,新兴县称新州县。该县秦朝时属象郡,东晋永和七年(351年)将临允县分为新兴、单牒两县,属新宁郡;自南朝元嘉年间(424-453年)到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约590年,曾先后称新城县、新洲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