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村“边缘群体”对社会救助及配套项目决策回应机制的研究

农村贫困群体中,其绝大多数属于经济和社会的"边缘群体",由于处在农村社区的最底层,且在目前信用和民主体制不健全的状况下,其获取政府和社会经济信息封闭性或不完善的状况所带来的风险会影响其对社会救助及配套项目的决策,农村贫困对象对社会救助项目的决策并非追求收益的合理化,而是风险的最小化和享受社会救助可能性的最大化。鉴于此,该文认为,政府需要转变自身职能,建立公共决策回应机制,从"为民做主"的做法向"让民决策"的理念转变,从而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决策模式;变"自上而下"式的社会救助为"参与式"社会救助,从而强化农村"边缘群体"的投票对农村社会救助及配套项目的供给决策的影响力。     

贵阳市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研究

贵阳市既是农民工的重要输出地,又是农民工的重要务工地.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就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用工方式和社会保障、工作间隔和现实救助、社会救助意愿等状况,对贵阳市七城区涵盖环卫、建筑、装修、餐饮服务、小摊贩、背篼群体等各行业500名农民工进行访问.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民工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还不太满意,政府对农民工群体的公共服务还存有很大不足;农民工以非正式签订劳动合同用工方式为主,维权意识淡薄,社会保障残缺不全;容易失、业,失、业期间政府救助缺失;现有救助方式简单、粗放.缺乏系统性,救助内容供需错位和脱节.建议构建以就业援助为中心,以医疗救助和生存救助为基本点,以法律援助、子女教育援助和心理危机干预为补充的农民工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服务.     

江苏弱势群体的构成及救助的政策建议

江苏省的弱势群体主要由城镇贫困人口、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构成。多数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主要依靠种植和不稳定的工资收入,加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较大,农民增收缓慢。目前,弱势群体的贫困程度未见减轻。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江苏省对弱势群体扶持政策主要有住房补贴政策、促进就业政策、教育均等政策和对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等。结合江苏弱势群体构成及特点提出救助政策建议,对形成整合的弱势群体救助机制、稳定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滇西边境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及其制约因素——以澜沧县为例

澜沧县是滇西边境的民族聚居区,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在保障贫困者基本生活和缓解支出型贫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减贫成效增强了边境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然而,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方面是制度自身发展不足的制约。包括经办监管能力弱、家计调查实施难、以户施保制约救助精准性、医疗救助待遇"捆绑"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则是特殊县情的制约。包括因灾致贫人数多、地方财政能力弱、艾滋病感染者和跨境婚姻贫困家庭等特殊贫困人员增多。此外,乡村金融服务滞后和对有劳动能力贫困者的就业帮扶不足也制约了农村社会救助的减贫成效。     

公民社会救助权实现的路径分析

社会救助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社会救助资源不足、资金短缺成为制约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工作开展的瓶颈。动员、引导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社会救助领域是实现公民社会救助权的重要保障。以社会救助社会化为突破口,以培养发展公益慈善类非政府组织和民营企业为载体,建立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为支持相互交叉、相互合作的社会救助体系,形成政府与社会力量双轮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的新格局。     

“后小康时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调整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

我国现行生存型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无法顺应“后小康时代”农村贫困形式变化的需要、无法满足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无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后小康时代”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应该向积极和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转变：价值理念上,从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转向积极主动的事前预防;制度目标上,由满足贫困群体低层次需求转向兼顾高层次需求;救助主体上,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参与;救助对象上,从政策受益者向政策边缘人延伸;救助方式上,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救助体系上,由“碎片化”到“整体化”。转变。     

低保边缘家庭社会救助政策的供给要素评析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为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提供了底线保障。依托既定的低保标准,低保边缘群体是被广泛提及的一类相对贫困群体,面对同样的生活困境,他们得到的救助资源是较为有限的,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需要对该类群体的救助帮扶状况给予关注。在吉尔伯特和特雷尔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下,可以从供给对象、供给内容、供给体系、供给保障四个方面对当前低保边缘家庭救助供给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作全面检视。虽然相关救助措施在扩大救助范围、扩充救助内容、缓解低保制度的悬崖效应等方面呈现一定的政策有效性,但还存在救助标准界定工具简单、救助内容造血效果不足、救助管理体系缺乏顶层设计、救助资金来源渠道少等问题。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救助主体单一、救助标准较低、救助理念以保生存为主等不足,从而造成资金来源紧张、救助覆盖狭窄、救助目标弱化等后果,也成为当前制约低保边缘家庭救助水平提升的核心因素。     

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困难程度、社会救助供需现状及其意愿 ——基于841个样本的调查分析

后扶贫时代,城市低收入群体是发展型社会救助的主要瞄准群体.采用问卷方法,选择重庆市N区841个样本对该群体的困难程度、社会救助供需现状及其意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该群体中"长期性困难"家庭占比高于"偶尔困难"和"阶段性困难"家庭,收入越低困难程度越大;"收不抵支"现象突出,超过50％的家庭维持基本生活有困难;"支出型困难"主要来源于医疗费用.(2)在社会救助需求上,虽然样本的物质需求占比较高,但精神需求不可缺少.(3)现有社会救助制度尚不完善、供需匹配不足,导致该群体向政府寻求社会救助的意愿较强.建议:精准把握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需求;健全新时期的城市低收入群体就业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城市低收入群体医疗救助保障机制.     

数字

●2246万城镇居民获最低生活保障截至2003年底,我国共有2246.8万城镇居民、930万户贫困家庭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在农村,实行灾民救济和贫困家庭救助制度。仅2003年,中央政府就支出108.2亿元人民币用于特大自然灾害救济和灾后重建,3亿受灾人口得到不同程度的救助。●上海     

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社会救助问题研究

贫困在我国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仍广泛存在,其中老年人口相对于青年人口而言更容易陷入贫困,这主要表现在农村老年人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贫困、精神贫困,在老龄化背景下还面临着严重的代际矛盾,更容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就需要政府在农村原有的“五保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扩大救助资金来源渠道;对老年贫困人口进行分层分类救助;加大对农村医疗救助的投入;将社会救助与子女养老挂钩;在农村实行教育救助,对预防老年贫困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     

鼓楼区：创新社会救助模式，提高低收入家庭生活保障水平

日前,鼓楼区政府出台了《鼓楼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救助工作办法》．率先在全市建立了以边缘家庭定期定额生活救助为核心．医疗、教育救助为补充的边缘群体救助体系。这是鼓楼区委、区政府落实党的十七大关注民生的精神及省、市工作要求,推出的又一项重要惠民新举措。该救助体系以常规化、制度性、普惠制为特点．将政府和慈善救助相融合．将救助的网络覆盖到低保边缘群体．成为继最低生活保障线后的第二道社会救助保险网。     

浅析农民权利缺失对农村社会救助的影响

为了改善农村社会救助,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从农民权利缺失的表现和原因入手,对农民权利缺失对农村社会救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农民权利缺失是导致农村社会救助供需失衡的根本原因。故而要缓和农村社会救助供需矛盾,必须从源头上改进,通过政府的行为选择来保障与完善农民权利,同时采取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来改善农村社会救助。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探析

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灾害等原因,在全国普遍存在难民、灾民以及鳏寡孤独等。针对以上群体的存在,国民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边区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社会救助政策。本文探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施行的社会救助政策;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社会救助经验对当今的社会救助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安徽农村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研究

市场经济发展的挑战和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自身的特点,要求我省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做出相应调整,应当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价值取向,实现农村社会救助的法治化.农村社会救助要实现从绝对标准转为相对标准,建立以最低社会保障制度为基础,各项专项救助制度为补充和各项配套优惠政策相衔接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同时,加强农村社会救助的社会参与,提高救助效率.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对民间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的思考

民间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对于关爱贫困群体,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具有最直接最基础的意义。为此,要鼓励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目前我国大多数民间组织自律机制不够健全,政府的法律法规监督体系也不完备,影响了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通过创新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措施保障民间组织健康发展,使其成为农村救济的有益补充。     

论多维贫困视角下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从多个维度而不是单一的收入维度来测量贫困和缓解贫困是学术界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少从制度构建上来关注除了收入贫困之外的其他贫困群体,这显然忽视了不同贫困类型群体间的差异性,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构中引入多维贫困视角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及其衡量维度和指标对我国当前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尝试提出构建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     

缓解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的政策体系

随着中国贫困治理的深入,解决长期贫困问题开始进入到理论研究和贫困治理决策者的视野中,其中贫困家庭代际传递被认为是贫困治理的关键。为了缓解我国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也为了推进我国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的转型,需要建立综合的政策体系。本文基于缓解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视角的讨论,重新对缓解我国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的政策进行了目标定位,从而提出要推动目前单一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成综合的生活支持制度,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贫困家庭分类救助(五类补助金制度)+贫困家庭救助服务"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