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皋陶族及其后裔对华夏文化的贡献

皋陶、伯益、虞舜同为东夷集团的主要部族。皋陶族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东夷的先进文化，还吸收了华夏族的先进文化。皋陶的裔支从夏至春秋建立过许多小国，广布于黄河中下游和江淮地区，有的还立国于江南。他们在开发经济，发展华夏文化及楚文化中做出了积极贡献，是一个可与夏、商、周相比拟的民族。     

论徐夷的迁徙和融合

论徐夷的迁徙和融合杨东晨徐夷是东夷的重要支族，在先秦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探索其渊源、迁徙和融合，对东夷部族在华夏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之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一、徐夷的族源秦之先伯益，与皋陶为胞族。《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帝王世纪》云：皋陶生于曲阜，偃姓...     

论伯益族的历史贡献和地位

伯益部落是东方以鸟为图腾族团中的重要一支 ,系嬴姓少昊的后裔。伯益在舜帝时任掌管山泽的“虞”官 ,政绩突出 ,又佐禹治水 ,造福于民。舜帝以其功封于秦 (今河南范县 )。他在皋陶卒后 ,又被推举为禹的继位人 ,地位显赫。夏启夺位称王后 ,伯益子孙被封立数国。其中秦、赵两国势力较大 ,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横扫六国 ,建立主宰中国的第一个封建制王朝 ,为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发掘地域资源传承皋陶文化

皋陶是司法界公认的中国司法鼻祖,众姓皈依的先圣,儒家思想的源头,中华文化的奠基人,六安市作为皋陶陵墓所在地、皋陶后裔受封地,建祠修墓、建设“皋陶文化园”、形成常态的国际化“皋陶祭”活动、开发皋陶文化产品、怀念他的功德,开展古籍利用、文物征集和皋陶文化的研究工作,深入挖掘皋陶文化内涵,张扬这笔巨大历史文化遗产,既是六安的独特资源和优势,也是六安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氏探源

本文在考察中国古代姓氏制度的基础上,探讨了李氏的渊源及其相关问题。作者认为:李氏即古代的理氏,理氏改称李氏的原因系音同字通;李氏并非上古之姓,而是后起之氏,与古代的刑狱之官有密切的关系,属于“以官为氏”,后称氏为姓,其形成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李氏渊源于古代东夷族的皋陶部族,系皋陶的后裔。     

世襲制的起源及其危害

一.世袭制的起源世袭制是世代承袭帝位、爵位和领地的制度。我国古代帝王的世袭制,始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相传舜用鲧的儿子禹治水,禹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有功。舜死后,大家就选禹做首领。禹在位时先推皋陶为继承人,皋陶先禹而死,又推伯益为继承人但禹不给伯益干重要的事情,暗中却培植,儿子启的势力。禹死后,启便杀了伯益,自己做了夏朝的国王,王位从此开始由父子世代相传。据《礼记·礼运篇》载,禹之前是     

皋陶与中国法理学的萌生

依据《尚书》建构起来的文明建构逻辑与文明秩序原理,皋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思想人物与法律人物。借助皋陶之口阐述的法理学堪称中国法理学的源头与起点,在逻辑链条上堪称中国的"第一法理学"。皋陶论述了德的规范性,多层次地设定了君主的义务。在此基础上,皋陶以"典礼德罪"作为要素,为华夏文明秩序建构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阐述了中国本土最早的文明秩序原理。透过皋陶的法理学,可以解释华夏文明秩序的由来。     

民本思想之源——《皋陶谟》

<尚书·皋陶谟>是一篇记言体政论散文,是舜帝时期的一次议政会议记录,主要是主管刑罚的大臣皋陶的发言记录.在皋陶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较早出现的民本思想的雏形.在皋陶的发言中,不仅对君王提出了"九德"的标准,而且还提出了治国的根本在于"知人、安民".纵观我国历史文化,民本思想也需要与时俱进.     

文萃与信息

文萃与信息徐夷与淮夷均为蠃姓李修松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发表《徐夷迁徙考》提出：徐夷与准夷均为蠃姓，原是东方少昊氏鸟图腾族团中的一支。追溯徐夷的族氏，可以上溯夏代以前的涂山氏。徐夷与舒夷也是同族，徐、舒之族均为皋陶。徐夷中的一支北迁和西迁，秦...     

试论彝汉民族的历史关系

彝族与汉族,自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部彝、汉民族关系史,就是各民族互相融合、各民族共同创造文化的历史缩影。试作如下论述.一、彝族溯源于古夷人距今约7000年前,有古夷人太昊部族伏牺氏、活动在今陕西、甘肃一带;同时有少昊部族金天氏,活动在今山东一带。其后期有颛顼、帝喾、臬陶、伯益等古夷人分支,最早进入中原,在今河南戎一带、与古人、古羌人、古狄人、古苗人、古蛮人的各一部分共同融合,形成华夏族,即汉族的前身。上述古夷人中,颛顼一支,     

论“人”的含义与价值——《马桥词典》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比较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词典体的文本形式出现,背后隐藏着他对人性、人格的高度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则从叙事者的角度出发,表达对“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两部小说有着相同的主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描写丧失话语权的小人物,表现他们的悲苦命运;探索“人”的价值,表现他们在生存重压下人格的裂变;描写女性命运,揭示造成她们悲剧的根源。在小说创作上,二者也有着相同的表现手法,都运用了复调的结构,通过“我”和他人的叙述交叉推动情节的发展。     

西汉后期将军考略

西汉后期将军成为中央常设官,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经常冠加大司马,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前后左右将军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武力集团。它们不仅掌握了军权,统理军事行政事务,代替了西汉前期太尉的职权;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进入内朝,操纵政治,大大分割并削弱了丞相与外朝的权力,严重影响了西汉末期的政局。     

明代满蒙市场需求及文化、社会组织的相同特点

明代满族和蒙古族有共同的市场需求,与中原汉族地区建立贸易关系是他们的相同目的。满、蒙两族主要用畜产品、渔猎产品、土特产品交换中原汉族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明代满族和蒙古族人民不仅有很多相同的习俗爱好,而且萨满文化也有许多相同特点。至于满、蒙社会组织的相同特点是人与人、户与户之间的关系,是地缘关系而不是血缘关系。     

正郭与弹祢——《抱朴子外篇》汉末名士评议

对于两晋士人交相称誉的郭泰、祢衡两位汉末人物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表述了他的不同看法 :郭泰是既怕仕途凶险又不能忍受潜居苦闷的假隐士 ,祢衡则是言行偏至的狂悖之人。他们在人格上属于同一类型 ,都是以外表眩世而心希荣利的人物 ,魏晋以来任情唯欲的士风皆为郭、祢之辈的流风遗韵。葛洪对汉末名士的评价一方面基于他对东汉历史的独特认识 ,另一方面则是借评骘汉末名士以重铸士人气节 ,表达他的理想人格     

汉代太学管理体制管窥

汉代太学作为官办的最高教育机构,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为了促进儒学的传播,以及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而创建的。为了确保太学能够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两汉国家不仅确立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更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对其加以规制。汉代太学管理体制的确立,不仅使太学直接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同时也促进了太学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韩非论臣

韩非认为君臣之间毫无感情可言,有的只是利益的争夺。＂明主＂要能严格区分手下臣子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臣施之以不同的策略。他将君主手下的臣子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的类型指出了不同的控制及治理措施。     

有关炎、黄二帝的若干史实考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略,所以有关他们的传说或后世的记载,有很多失真的地方.经过考证,认为黄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凤翔县境,炎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岐山县境,或在今陕西宝鸡市境.至于黄帝的葬地,汉代的记载本来是很清楚的,就是在上郡阳周县的桥山,即今陕西子长县西北的大梁山.但随着后代阳周县名的迁徙,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也不断被搬家.直到唐朝才把甘肃正宁县东、与陕西黄陵县交界处的子午山当作黄帝陵所在的桥山,并把黄帝陵建在这里.炎帝墓在历史上曾一度失传,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只说是"葬长沙",并不具体.对此在宋代曾经作过一次认真的调查,终于查清炎帝陵的所在.神农氏和炎帝并非同一个氏族,现在人们往往把炎帝与神农氏合在一起,称为"炎帝神农氏",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当然这个误解也决非自今日始,至迟在东汉时就有人把神农氏与炎帝合而为一了.     

近代大冶铁矿开采与地区社会变迁

近代大冶铁矿自1890年在铁山设局开矿以来,对大冶地区的社会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表现在对大冶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近代大冶铁矿的开发对大冶社会变迁影响的实质是近代化的进程。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由沿海城市向内陆长江沿岸区域发展的一种反映。     

论陆贾春秋学及其文学意义

陆贾对汉朝政治和文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陆贾与春秋学渊源极深，此秘首为清季戴彦升所发覆。陆贾为汉初谷梁家，其《春秋》遗说主要保存在《新语》里。陆贾述事多用《谷梁传》和《左传》，称义则多用《谷梁传》。陆贾《楚汉春秋》是汉代第一部春秋学著作，它不仅开创了汉代私人修撰当代史的先例，而且绍承孔子修《春秋》的宗旨，用以史明义的方式介入当代政治，促进了汉代春秋学著述的兴起。陆贾首开以《春秋》灾异说政事之风。自此而后，以《春秋》灾异说政事遂成为汉代政论的一大特色。     

《礼记》来源新论

对《礼记》的来源,目前学术界的看法仍不一致:或日戴圣纂辑,或谓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或言成书于西汉,或云成书于东汉。且具体说法又各个不同,迄今无定论。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及学人们观点的梳理分析,认为孟卿已有一基本传本,至后仓该本已基本定型,小戴的《礼记》,即来自后仓之《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