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看当前东亚货币合作的难点

在经济全球化下 ,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是各国的必然选择 ,而且最优货币区理论也为各国金融合作提供了理论上的向导。就东亚而言 ,进行货币合作也有很大意义 ,但是 ,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指导下 ,结合东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本文论述说明 ,目前东亚货币合作还有很多难点 ,在东亚建立统一的货币时机还并不成熟。     

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看东亚货币合作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为东亚货币合作提供了典范 ,但与欧盟相比 ,东亚国家目前仍不具备组建最优货币区的条件 ,东亚货币合作目前仍处于初级的准备阶段 ,东亚各国必须加强政治协商与经济合作 ,缩小经济发展的差异 ,使货币合作的条件早日成熟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看东亚货币一体化前景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货币一体化已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本文依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并阐述了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动因和条件,并对建立东亚货币区提出了相关建议。     

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最优货币区指数进行的解读

对东亚货币合作问题的研究,需要了解东亚地区各成员参加货币合作的潜在综合成本。作者通过完善Baymoumi和Echiengreen(1996)创建的最优货币区指数法对东亚地区1982-2000期间的实际情况进行检验,指出影响东亚地区双边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国家规模、贸易结构差异、产出增长对称性、贸易联系、长期通货膨胀水平和利率水平差异,作者以此为基础构造了东亚地区的最优货币区指数,综合评估东亚各经济体实行货币合作的经济成本。结论是东亚地区存在小型开放经济构成的潜在的货币区,但区域整体差异较大,难以进行单一货币合作,而中国具有同其他国家加强货币合作的潜力。     

最优货币区与货币合作成本的实践研究

引用最优货币区(OCA)为理论支撑,梳理两岸金融合作的历程,建立大陆和台湾之间最优货币区模型,对两岸在2008年~2013年间的产出等数据进行检验,得出双边贸易额、外汇指定银行存款、通胀差异和贷款利率是影响两岸双边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并通过计算OCA指数分析两岸实行货币合作的成本,确立两岸货币一体化与合作成本的动态演进模型,最后提出两岸货币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系统论视角的东亚货币合作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货币合作问题的研究一直引人注目,对文献的回顾得出的基本结论认为,东亚货币合作目前仍缺乏现实可行性。通过利用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构造东亚货币合作的动力学模型,用这一模型分析区域一体化度和区域趋同度两个重要变量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影响,并结合东亚实际情况可以发现阻碍东亚货币合作的张力因素。     

最优货币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

随着欧元区的崛起和亚洲货币合作的热烈讨论,最优货币区理论倍受关注。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对制度安排与交易效率的关系的探讨,可以得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并可以利用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制度演化对货币区扩张的影响。     

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理论分析和模式选择--兼论中国在东亚汇率协调机制中的作为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波及全球暴露了东亚各经济体在货币(包括汇率)领域各自为政、缺乏区域协调所带来的弊端。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希望加强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和建立东亚汇率协调机制。钉住货币篮制度是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现实可行方案。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实现必须经历三个阶段。中国参与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汇率协调机制，为建立亚洲单一货币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最优货币区指数分析

按照蒙代尔等提出的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影响建立货币联盟的因素很多,而每一个标准都只是从某一个方面分析建立货币联盟应达到的条件,没有将各个因素综合起来,从总体上分析一个地区是否应建立货币联盟,或者一个国家是否应该加入货币联盟。最优货币区(OCA)指数将汇率波动和反映最优货币区标准的指标的波动进行回归,通过模型将这些标准结合起来,可以综合分析各个因素对中国和东盟国家建立单一货币区的影响,为建立货币联盟提供一个综合的标准,并且可以分析各国在建立货币联盟时,可供选择的锚货币和建立货币联盟的步骤。     

东亚货币合作的前景——从蒙代尔关于“金融稳定性三岛”的预言说起

在推进东亚货币合作中,政治等非经济性因素所起的作用比最优货币区的经济趋同标准更为重要.在各个领域,东亚各国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不利于展开货币合作.但反过来看,正因为存在着这样多的差异性,存在着许多的冲突因素和对和平稳定的威胁,因此,就更需要在货币金融和经济领域做出更多的实质性合作,并努力实现有效的合作目标,以促进其他非经济领域矛盾和差异的缓和与消减.     

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

蒙代尔2000年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3大货币区: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 即“稳定性三岛”。欧洲和美洲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成果使区域货币一体化成为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向。在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大潮中,东亚货币合作也不可避免。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不仅应该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而且应该成为推动者和领导者。但是,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存在诸多困难,其中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高是主要困难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是实现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路径之一。因此,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必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论东亚最优汇率制度选择

东亚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面临两难困境一事表明,东亚汇率制度选择必须进行区域汇率制度合作。东亚经济条件的实证分析表明,东亚汇率合作中最优汇率制度安排应该是共同钉住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以推动东亚汇率制度一体化,最终实现亚洲单一货币区。     

东亚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合作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竞争性地区主义,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为价值观的东亚新地区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要求东亚各国打破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牢笼,共同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东亚共同体".     

新世纪的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中国的地位与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取得了一些初步进展,但更深层次的区域货币合作却面临着一系列阻碍或困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产业关联度日益提高,中国有条件成为东亚地区主要的市场提供者,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与区域货币政策的"驻锚"。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助于解决东亚区域货币合作面临的困境,而且也将使人民币通过制度性的区域货币、汇率合作逐步实现"亚洲化",摆脱目前面临的汇率困境,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     

经济冲击对称性与区域经济合作:东亚与其他区域的比较研究

经济冲击对称性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条件。我们运用三变量结构式VAR方法,对东亚、欧元区和美洲南锥体三个区域内部实际供给、实际需求与货币冲击对称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亚地区的实际经济冲击对称性总体上低于欧元区但高于南锥体国家,在东亚某些次区域集团中,实际经济冲击对称性已经达到或超过欧元区的水平;同时,东亚地区经济冲击规模高于欧元区而与美洲相近,但其冲击调整速度则明显快于其他区域。考虑到目前各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东亚地区有足够的条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制度化的区域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     

牙买加体系下的东亚货币合作

牙买加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不平等性,区域货币合作是东亚国家化解不稳定性、减少不平等性的必由之路。通过影响东亚国家在区域货币合作博弈中的支付结构,牙买加体系的内生特征给东亚货币合作注入了持久的、外生的结构性激励,东亚货币合作由此得到维护和推进。东亚货币合作在受到牙买加体系力量塑造的同时,也对牙买加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东亚区域整合中的非正式一体化渠道

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主要阻力来自于区域的多样性及其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如何克服这一阻力是东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走向区域整合的关键,非正式一体化是东亚化解这一障碍的现实途径。区域生产网络、华人商业网络和次区域经济圈三种非正式一体化方式及其各自的演进降低了东亚整合的交易费用,并使东亚走上正式的一体化合作成为可能。     

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与东亚三国集体结构的锻铸--关于现时代中、日、韩关系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构想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日益深刻的持续影响.一方面,为了成为全球化的适应者,东亚三国强化了国内的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以提高对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在金融、贸易、生态环境等领域,东亚已形成了跨国性的区域合作.如何使国家在全球体系中获得安全,并进一步促进跨国性区域合作,以对国际关系机制形成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是东亚国家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从社会行动意义效应的理论角度看,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关系.现代社会主体是"意义主体",社会行动则是"意义行动".在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过程中,促成了意义化的行动关联模式体系,亦即行动的结构.结构中的"异者"与"异见"可通过结构意义资源的不断生成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悟知和一致性的意愿.如果结构内部的意义资源能够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递进状态,将为持久、稳定、富于生机的合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东亚三国集体结构"可以说应当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中、日、韩三国间的行动意义效应过程所锻铸或建塑的一种事实过程.随着中、日、韩三国共有悟知的发展,去中心化过程、主体平等必将进一步推进,从而使相互间通过让与或坚持、接受或拒绝,增进认可、理解、共识以及智慧和创意,将为"东亚三国集体结构"提供现实性基础.     

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面临的挑战与抉择

目前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许多研究认为,这是中国在现有的要素禀赋条件下不得不接受的选择,但发达国家在其处于落后地位时拒绝融入领先国家的全球商品链并创造本国高端产业而崛起的历史经验说明,中国通过廉价劳动力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并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在目前的东亚分工格局中,中国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是不可能再像历史上从英国到韩国那样富国裕民的。目前,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外部生存空间正在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挤压,东亚分工格局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战略将为改变其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不利地位提供历史机遇。以内需为核心和高端产业价值链为龙头,重新构建中国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是中国可以作出的一种重大选择。但是,由于中国已经通过产业价值链低端深深地嵌入到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之中,这种选择无疑将是一种艰难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