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刘心武的“秦学”

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著名作家刘心武演讲其创立的“秦学”（“秦可卿学”），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红学热”。有人问我对“秦学”的看法，我觉得就本质而言。刘心武不是在“讲红学”．只是在“讲故事”。但他的“秦学”也有可取之处，即认为《红楼梦》中荣国府“荣禧堂”的原型，就是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时为江宁织造署中孙氏（康熙幼时的保姆）内堂题“萱瑞堂”匾额之事。而“座上珠玑昭日月．     

对“胡适思想批判”否定论者的回应

“红学”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有了很多规范性的提法,红学史也有了好多部。说起历史形成的所谓各种学派来,更是众说纷纭,但未必都是真正科学的概括,何况历来“红学”出现的种种怪现象,还时有重复和“崛起”。譬如2005年所谓“红楼梦年”掀起的“秦学”及“揭秘”的喧闹,本是沉渣泛起,却在一些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引起了那么狂热的追捧,岂不是当代红学研究的一大悲哀!说句老实话,迄今为止,我仍没有看到,给《红楼梦》以崇高、正确而深刻的评价,有谁超过鲁迅和毛泽东。尽管那场“批判运动”现在经常是某些学者的批评对象,…     

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本文评述了近百年来“红学”概况，指出这门学问本身带着巨大的悲剧性。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是自胡适《红楼梦考证》开始。鲁迅对《红楼梦》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为“红学”早期模范和圭臬。５０年代初，由于为政治斗争服务，“红学”之“学”的质素成分越来越微；后来衍变为“阶级斗争红学”等，于是“红学”扫地尽矣。社会群议对“红学界”印象是并不十分良好的，其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号称“学”而缺少真学的本质。这种以非学充学之名、占学之位的畸形事态，是我国近年来学术领域中值得引起注意反省的一大问题。鉴往知来，作者呼吁还“红学”以“学”：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过了文学的区域；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这学，也必然会引发理解认识的“冲突”──思想的．学力的，文化素养的，审美层次的以及人生阅历的种种冲突。     

当代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和“路向”问题——与余英时先生、杨光汉同志讨论

<正> 一九五四年的“批俞运动”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在当代红学史上仍然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问题。因为,一方面,“批俞运动”和尔后七十年代的“评红热”,客观上存在着继承发展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实质至今仍未得到阐明,也未被红学理论工作者所承认。另一方面,从“批俞运动”到“评红热”,究竟是作为学术的、以《红楼梦》本体研究为重点的红学本身的革命发展呢,还是一种并非红学本身发展的外来政治干预性的“革命的红学”(借用余英时先生提法,详下文)?也是一个在实质上至今尚未得到     

跨世纪“红学”展望

纵览红学二百年的历史发展，从“剪不断、理还乱”的热闹纷争中，清晰地划出红学的四个历史时期；评论胡适、鲁迅、俞平伯三个对当代红学影响最深的红学人物功过是非；展望跨世纪红学再造辉煌的光明前景和全方位多元化发展的繁荣道路。     

《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近一个世纪的红学，其主要成就是在考证方面，在《红楼梦》研究的“意义”层面则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开拓。这种缺陷突出地表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对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之间的巨大精神质素的差异不能分辨，以及各种远离文本的红学“热点”所形成的“泡沫红学”的虚浮。老一代红学家中，只有鲁迅、胡风和周汝昌认识到“两种《红楼梦》”的精神性对抗之文化意义。百年来对《红楼梦》“意义”的探询评估其大端有二：“婚恋主题”和“政治内蕴”，但无力作出深刻的历史洞见、文化阐释和美学解剖。脱离开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就不能发现《红楼梦》的真艺术，对《红楼梦》的审美观照仅仅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一般小说学是远远不够的。红学的根本突破在于红学、国学和西学的契合。《红楼梦》研究关系到中华民族灵魂的铸造和民族精神的再振，新世纪的红学生力军已经开始萌动和出现。     

读刘再复“红学四书”感言

刘再复新出版的“红学四书”提出,曹雪芹和《红楼梦》是独立的一大家,是与儒、道、释并列并重的一大家,把《红楼梦》提升到“人类文学世界极品”的地位,提高到“超小说的哲学与文化集大成者”的地位,认为贾宝玉的形象具有准释迦、准基督的精神气象,是对红学的一大贡献。而刘再复对《红楼梦》的认识,之所以能如此高屋建瓴,乃缘于他“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来源于他对《红楼梦》“不为点缀而为自救”之“灵魂的阅读”。这些对红学发展和未来走向都极具启示意义。刘再复“以悟法读悟书”也有进一步升华的余地,如果追求文、史、哲三才并重的境界。则会更上一层楼。     

误解与知音——从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到“红学探佚学”

余英时和宋淇的红学研究,本质是追求曹雪芹的“原意”和《红楼梦》原著的完整艺术构思,其实与红学探佚研究一脉相通。他们追求的“红学革命”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当时探佚学还没有大规模突破,以及他们缺乏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是探佚学实现了他们的未竟之志。《红学通史》对文本意义阐释之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使它的某些“视界融合”陷入悖论。     

论曹雪芹思想与《红楼梦》的写作技巧

一、引言民国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多，但是多偏于考据。所谓“红学专家”，多是“红楼梦考据家”。自胡适算起，这类考据家究竟有多少？实在弄不清楚。直到威斯康辛红学会议，和台北的红学会议相继召开之后，大致说来，对《红楼梦》考据下过功夫的专家，大多都参加了。而出席台北红学会议的专家，十个之七八也是出席过威斯康辛红学会议的人马。台北的红学会议，无异是威斯康辛红学会议的再版，台北红学会议的意见，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红学考据专家的心血结晶。但综观其数目讨论的结果，在考证方面，并没有突破胡适考据的成果。胡适考…     

纪念学报“百年红学”开栏五周年暨《百年红学》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2008年3月2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红楼梦学会和河南教育学院共同主办的纪念《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开栏五周年暨《百年红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学报“百年红学”栏目顾问张庆善，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查振科，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将军红学家”田永清等近20名来自北京、     

五里短亭，十里长亭——“红学”之旅

红学的要义和分科,在于对曹雪芹“解味”,在于理解“荒唐”和“辛酸”这一绝对的矛盾、措辞和内在含义如何统一在一起。“红学之旅”仍然处于“基本功”阶段。版本学新有起色,作者研究更异说蜂起。只有少量可观的红学著作具有史识的洞察力、哲思的穿透力。洋模式也是一种“八股文章”的变形,表现为以“占有资料”的全面显示“学力”,而治学的本质则多缺乏创意和灼见真知,只靠“名词”和“概念”来组织文字,罗列现象,代替治学自有心得的努力和深入真切的追求探讨,于是产生了一种似新而实旧的陈陈相因的“学术”。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中华大文化还有经史子集形式之外的“载体”———这就是《红楼梦》。红学是中华文化震动世界的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之一。甲骨学代表了中华早期文化造诣;敦煌文化,可包括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红楼梦》,可包括宋元明清这一大段历史的文化精神实质。三者都代表了一个重要时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辉煌遗产。其“学”的形成,在于它的内涵底蕴的极其丰厚与“重新发现”。三者并列无愧。《红楼梦》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文化状态的神奇表现。《红楼梦》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从中国学术发展的本质看,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新国学”是时代推迁之势所带来的必然的演化发展。红学研究中有两条重要比喻未能引起重视。一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红楼梦》是“研究、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主脉”的崭新命题。《红楼梦》不宜冠之“百科全书”,因似有“知识摆摊”之嫌;它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生命精气贯注、运行流动不息的“主脉”。二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华林”。贾宝玉并非要做一个“华林挽歌”的撰辞人,我们的红学也不能是为了“歌颂悲雾”而不礼赞“华林”。     

走出“自传说”拘囿,开拓“李学”新境:皮述民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八

皮述民的红学代表著作有《红楼梦考论集》《苏州李家与红楼梦》《李鼎与石头记》等.由以上研究成果可知,皮述民乃新加坡与台湾地区红学领域卓有成绩、独树一帜之学人.皮述民一改过去将曹雪芹、脂砚斋、贾宝玉密切联系的思路,形成了“李鼎、脂砚、宝玉三位一体”的新认识,这是“翻案”所结出的果实.当然,皮述民最具新意的“翻案”还在于他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李学”即打破红学谜关之学!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斥江青“母党胜利了”的反动谬论

野心家江青窃得了“旗手”“功臣”之类称号,仍欲壑难填,竟大言不惭地在外国人面前自称“红学家”,为了假腥腥表示“谦虚”,又羞答答用“半个”加以限制。其实,无论“整个”也好,“半个”也好,“红学”从来就不是什么光荣称号。蔡元培等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爬罗剔抉,专门求索《红楼梦》隐去之本事,被称为“索隐派”或“旧红学”。这种研究方法,连胡适之流也讥之为“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而胡适、俞平伯等则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对《红楼梦》进行繁琐考证,胡说什么《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情场忏悔”之作。对这种所谓“考证派”或“新红学”,毛主席早给了它一个盖棺定论,即     

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百年红学》序

闵虹同志主编的《百年红学》一书，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五年前，闵虹同志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开辟了“百年红学”栏目。五年来，他们以敏锐的学术眼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把“百年红学”的栏目办得很有生气，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文章，在红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红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现在闵虹同志把发表在“百年红学”栏目上的主要文章结集出版，名为《百年红学》，这无疑是百年红学反思总结的一个重要成果。     

纪念“百年红学”栏目开办五周年，《百年红学》一书出版

为纪念《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学红学”栏目开办五周年，栏目主持人闵虹主编的《百年红学》一书于2007年12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百年红学》书名由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题写，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作序。     

月逢十足海天宽——“周书文红学研究十年成果研讨会”综述

<正> 赣州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赣州地区文艺理论工作者协会在赣州联合召开“周书文红学研究十年成果研讨会”,诚如红学研究家杜景华先生所说:“在中国,为一个人在红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开一个讨论会,恐还是第一次。”红学家胡文彬先生说:“赣州地区开创了一个好先例,这不仅对你个人(指周书文)是一种鼓舞,也对整个红学界是一种鼓舞。”出席会议的有30余人。会议收到论文14篇,红学界专家贺函18件。现将这次研讨会要点综述如下:     

评新红学派

“新红学”是“红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如何看待“新红学”,不仅是一个对“红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派别的评价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今天的红学研究。这个派别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值得重视。一九五四年对胡适新红学的批判,在“红学”发展的历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就是批判了实用主义,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新阶段。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批判运动除了存在偏离学术讨论的倾向外,就学术本身来说,也存在缺点,就是对“新红学”采取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态度,对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缺乏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对于学术考证,也没有强调要分清科学考证和实用主义考证的界限;还有一些批判文章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     

换一种眼光看红学——“学案体”红学史撰述述略

众所周知,历史有三个主要的方面:时、事、人,若分别以时、事、人为主线,则红学史可以有不同的写法,譬如“通史”的写法、“专题史”的写法、“学案体”的写法等.“学案体”的写法是红学史的新写法,即换一种眼光看红学学术发展过程和学术成就,这种新写法可谓“以人立案,提要钩玄;由人带史,综论通观.”“学案体”的写法是一种长编著述,若以新时期小说批评派立案,则庶几于通解通释过程呈现新时期红学批评之概貌,彰显一代有一代学术之通则,以期“既见树木,又见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