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二三事

<正>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新政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在范仲淹主持下进行的,对后来神宗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学界对庆历新政,已有不少论述,但还有一些问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试从王安石熙宁新法与庆历新政的某些比较中看范仲淹的改革.庆历改革虽然失败,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无论当代或后世对他的称誉很高,与人们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毁誉参半不相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传诵了九百多年的名言.金元遗山认为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评价可谓最高.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在"庆历新政"中推行失败的原因新解及其对当代改革的启迪

以往的研究文献,对范仲淹的改革十策在庆历新政中推行失败原因的探讨上,泛泛地正面肯定范仲淹提出的改革计划,并把改革失败的原因一般归咎于既得利益集团所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反对,这种观点已成为对庆历改革失败原因的主流解读。本文认为,这种解读并不深刻。庆历新政很快失败的原因主要有四点:(1)改革的观念只是仁宗皇帝一时的热血冲动,改革的必要性并没有在包括仁宗本人在内的整个赵宋王室权势家族中形成共识。(2)改革的观念虽然在上层士大夫精英群体中有了思想火花,但在整个士大夫上层和中下层并没有在改革的目标以及所应遵循的原则、方法和步骤等方面达成思想和认识上的共鸣。(3)这次改革缺乏必要的组织力量准备。(4)缺乏对诸项改革事业从发动到完成的时间预期、先后顺序及具有可操作性的保证措施的规划与设计。     

北宋八大王赵元俨生平新探

宋太宗子赵元俨出生于雍熙二年(985),历经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因排行第八,故人称"八大王"。在太宗、真宗时期,得到了父兄的关爱,恩宠不衰。仁宗即位初期刘太后垂帘听政,因地尊属近易遭忌讳,不得不闭门绝事,直到仁宗亲政后方礼遇有加。他一生未尝参与政治却被数次卷入政治风波,并无军事才能却名闻外夷,综合而言都与他的宗室身份密切相关。     

晏殊与北宋前期文风之演变

晏殊于真宗、仁宗二朝,以位望俱尊之身推尊韩、柳,热心奖拔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才,对于宋初文风之变革以及文学创作之兴盛,具有承上启下之功。晏殊以及他的同道在天圣尊韩、儒学复兴方面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天圣尊韩的主导人物是晏殊及其同道,而不是欧阳修、梅尧臣。晏殊重视诗歌内容之讽喻功能,他对陶韦体之喜好与提倡,对江西派的深远影响,以及对白体之改造所带来的诗歌"惟说气象"等,都是宋代诗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大相国寺宝奎殿御书故事与两宋帝王政治运作

北宋东京城中名刹大相国寺宝奎殿的兴建缘于宋太宗晚年为大相国寺亲笔御书寺额,太宗欲用御书题榜来营造文治之象。仁宗时期,大相国寺开始兴建御书阁来收藏太宗御书,仁宗也参与到建殿奉安的事宜中,他亲自用飞白御书宝奎殿,并以撰记、篆额和刻石等一系列动作与大臣们联手打造出御书创作与展示的政治典范,成为宋代政治文化中的"盛事"。太宗与仁宗在大相国寺的御书典故渐成祖宗故事的一部分,南宋词科就曾以"宝奎殿太宗御书赞"命题,此时帝王御书也成了崇儒右文的盛德大业。御书故事不但成为科举考试中历久不衰的话题,更是宋代转向文治的表征。宋太宗及其子孙所营造起来的御书传统在政治文化中被不断继承、累积和叠加。而通过御书传统塑造出来的祖宗之德,也使得太宗越过太祖,从继统之君而成为开创之祖。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

由范仲淹倡导、推行的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庆历新政的成败得失决定了以后宋学精神的发展.庆历新政不仅是熙宁变法的先河,而且由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确定了二程洛学的发展方向.     

范仲淹的循名责实选士观及其改革科举的价值取向

范仲淹是北宋中期一位文武兼备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庆历年间推行新政,对教育和科举的改革力度很大。范仲淹从循名责实的选士观出发,做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虽然新政中废,但其影响是深远的,与其后的王安石变法有着前启后承的内在关系。     

论北宋的典礼赋

北宋典礼赋的创作是比较繁荣的,宋太宗努力营造一种太平气象,典礼赋的创作兴起。真宗为了显示化致升平的气象,大行典礼,粉饰太平,典礼赋更盛。仁宗亲政之前,刘太后摄政,承真宗之余绪,也出现了一些颂美之作,明道、皇间的赋坛颂美赋的创作十分兴盛。宋初的典礼赋重在描写典礼仪式,歌功颂德的主题表现得较为隐晦。而澶渊之盟后的典礼赋则渐渐表现出处身治世的豪情,对皇德的歌颂较为直露。政治变革运动的兴起,切于时弊、有为而作的文学观流行,粉饰太平的典礼赋趋向消沉。气势恢宏的典礼既可以体现出王朝的声势,也可以使文人对现实的衰败产生些许空幻的寄托与愿望。北宋后期仍有人创作典礼赋,以寄托强国的迷梦。     

浩然之气不可及——论范仲淹的诗歌创作

范仲淹基于现实治理之立场,本乎儒家"诗教"之主旨,诗歌创作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因此,他的诗歌创作首先是他政治家品格和胸襟的从容展现.同时,范仲淹辗转各地为官,浏览了诸多大好湖山,诗人将对景物的欣赏和仕途挫折带来的情绪波折,都寄之诗歌,显示其生活审美情趣的丰富多彩.范仲淹为人刚直不阿,充满浩然之气.这股浩然之气贯注到到诗文创作中,形成其鲜明特色,但范仲淹日常待人却极其平易,其诗歌总体风格与之相似,皆以"平和温洽"见长.     

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中国古代公私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后果

中国古代政治经历过一个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的演变过程.尽管古人也看到保天下之私与治天下以公的密切关系,但由于缺乏对公私关系合理认识,个人权利被彻底否定,而帝王则"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形成了胜者为王、王权无限、帝王兼圣、法随己出的强权政治,造成了公私错位、道德畸形、人格扭曲、社会病态等恶果.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是与此相关的.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宋学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形成与汉学迟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在其创始阶段（庆历新政前后），即表现出疑经等重大特色。它摆脱了汉儒以来章句之学的束缚，以通经致用为目的，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从而创造了义理之学。不容忽视，宋学的建立与庆历新政有着本质的联系，而范仲淹则起着组织和带头作用。嘉、治平年间，宋学步入发展阶段，形成著名的四大学派，其中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占据主导地位，而以二程、张载为首的洛、关理学派终北宋一代则处于形成时期。四派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也表现出思想和学术上的重大分歧。南宋一朝，宋学发展到演变阶段，作为它的分支的理学兴盛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同时与之对立的则有浙东事功派。由于理学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同现实生活脱节，日益走上空疏道路，因此隐伏了必然衰落的因素。宋学的形成、发展以及向理学的演变，无不与两宋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清末新政“借材异国”与京师仕学院的议设

清末新政初期,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奏请政府设立京师仕学院,期待此举落实"借材异国"策略的示范作用,藉此为速行新政提供及时、直接的蓝本与改革经验的借鉴。然因观念、政局等影响,仕学院"借才"方式与"课官"范围被迫几度调整,反映出"借材异国"襄助新政的困难与不确定性,而报刊舆论与朝中政情于此颇有隔膜。仕学院"讲友"的名目,本为趋避袁世凯密奏政务处聘请外国人为"顾问"之锋芒,避免枢廷干预而提出的变通办法,尔后却为仕学院"译书洋员"取代。其"借才"名目频繁变换,表明当时官私雇聘外国人尚未形成统一、明晰的规范,策略较为灵活。筹议者各出奇谋,为应聘外国人参与新政预设各种"限制",客观上推动了"借材异国"的方式、方法向多样化发展。     

论范仲淹承前启后的词史地位

范仲淹留存至今的词作只有五首,但在词史上却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词为"艳科",在初始阶段受儒家文学创作观念的压制,创作十分萧条.到了晚唐五代,道德评价体系崩溃,社会享乐成风,歌词创作走向繁荣,出现"花间"、"南唐"两大流派.入宋以后.道德评价体系重建,歌词创作尽量避开艳情,词坛再度萧条.宋真宗后期,适宜歌词创作的北宋享乐之风已经形成.范仲淹歌词创作就以这样的社会、文学风气转移为背景.范仲淹<渔家傲>咏边塞、<剔银灯>咏史、<定风波>咏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气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词坛衰变的一个过程.然而,其<苏幕遮>借乡思写恋情,已经表现出向艳情题材的转移.<御街行>更是直接写男女恋情相思,题材上已经回到"花间"的传统上来,预示着宋词创作繁荣期的到来.范仲淹以道德领袖人物从事艳词创作,悄悄地改变着时人的文学创作观念,成为词史上一位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作家.     

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

仁宗时期是北宋士风建设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士大夫群体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保守、萎靡的形象,转而以一种高昂、向上的精神状态示人,对时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士风的转向,固然有范仲淹、欧阳修等文坛领袖倡导的因素,但更多是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自觉密不可分。     

李觏与范仲淹的交游及政治思想刍论

李觏与范仲淹都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人物。范仲淹主持了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李觏是其积极的支持者。本文论述了范仲淹与李觏的交游及政治思想的共鸣。他们二人志同道合,都以天下兴衰为己任,都有变法革新、理财富国、术强图变的思想主张。     

范仲淹“庆历新政”行废考实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能够突破因循保守、提倡革新的杰出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在宋仁宗时期,主持了改革弊政的“庆历新政”,虽然这次改革历时不久,但他的遗志在十多年后,即在王安石和宋神宗主持的变法中得到实现,他的爱国胸怀、苦学精神、廉洁操守、宏伟抱负,永远值得人们景仰和学习。近年来,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颇受史学界的重视,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在庆历新政各项措施的行废问题上,各种著作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使读者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对庆历新政各项措施的实行和废罢进行专门的探讨,以期找到比较符合史实的结论。     

范仲淹在宋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范仲淹,已为人们所熟知,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之千古名句,尽人皆知,已成为中华民族士林中一切正直之人的行为准则和精神资源。但作为思想家和儒学家的范仲淹,特别是作为理学先驱者的范仲淹,还不被人们所广泛了解。清孙奇逢作《理学宗传》,未曾提及范仲淹,到黄宗羲作《宋元学案》深入探论宋元学术,才追溯到道学产生之前的范仲淹、胡瑗、石介、孙复、李觏、欧阳修等人,并为范仲淹专门立了《高     

台谏与宋代改革

宋代真正称得起改革的,一是庆历新政,二是王安石变法。御史和谏官在这两次改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就台谏与宋代改革的关系,略抒管见。 台谏与庆历新政 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台谏有不解之缘,从新政首领范仲淹的上台到新政的彻底失败,无不与台谏密切相关。     

出将入相的范仲淹

出将入相的范仲淹张念书范仲淹是北宋的大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生于公元９８９年，死于１０５２年。官至参知政事，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体恤民情，为政清正廉洁。少有志操，为官后政绩卓然天下，成为一代名人。他作为政治家，参与主持了“庆历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