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叙事学视域下的"叙述话语"范畴

“叙述话语”是当代叙事学理论所关注的重心。“叙述”与“叙事”所指不同。叙述话语即“某人讲述某事(从叙述行为本身考虑)的事件”。叙述时间、人物、叙述者及其视点是研究叙述话语的几个要素,体现了叙事学的文本研究特点。在当下西方文论频繁更迭的大背景下,其理论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重估叙事学尤其是“叙述话语”的理论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话语"一词的含义

“话语”一词在人文社会学科中有诸多不同的含义和用法。我们不能给“话语”下一　个属加种差的定义，然而我们可以从语用学的角度梳理“话语”一词的各种用法，并在福柯　知识考古学与权力系谱学的基础上对这个词作出概念性的说明。     

从罗布·格里耶看"新小说"的话语构建

本文以罗布·格里耶为例，剖析了法国“新小说”在理论和文本创作中对传统小说话语的反动、话语模式的内涵、这一话语构建过程中体现的话语秩序以及话语模式对当代人文科学主流话语的整体呼应。文中认为：“新小说”在对传统小说话语反动的同时，就致力于构建自己的文本话语，而在构建过程中，遵循了话语构建的圈内、外控制原则；根据人文科学诸学科“知识公因”的学说，“新小说”体现了当今社会中人的矛盾状况以及陷入这一状态中的无力和尴尬。     

"样板戏"话语对传统戏曲话语的传承与偏离

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观照“样板戏”话语 ,可以看出“样板戏”话语既是打上了深重“文革”时代烙印 ,负载政治理念的独特话语 ,也是在传统戏曲话语体制的基础上生成 ,对传统戏曲话语精髓有所传承有所偏离的戏曲话语。戏曲话语本质上是一种有戏剧性的诗 ,所以话语富蕴诗情 ,形成了其特有的诗化特征。言情是一个形象甚而一个剧本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是戏曲形象的整体性特征。文章从“样板戏”话语对传统戏曲话语诗化特征的传承和言情特征的偏离两方面展开了讨论     

话语的奇迹——对爱比克泰德"正确运用表象"命题的一种解读

早期斯多亚主义的表象概念中蕴涵着理性的因子。爱比克泰德以表象概念中的理性因子为中介，将表象视同话语，将“运用表象”置换成“运用话语”，为个人通达幸福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话语角度出发，“正确运用表象”也即以正确的先在话语系统对受外部境遇决定的“初次出现的表象（话语）”实施改造和替换，以求得人生的自由和幸福。     

"个人"与"国家"的整合--论中国现代文学"自由"话语的理论建构

中国现代“自由”思想渊源于对西方“自由”话语的输入。但由于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现实语境、时代要求以及翻译等诸多原因 ,西方的“自由”话语在输入的过程中意义发生了衍变。最初的“自由”主要是个人自由 ,后来衍生出民族、国家自由的涵义 ,在现实与逻辑的层面上二者具有统一性 ,从而形成中国现代自由话语     

"白"类副词是具有特定预设的副词

关于现代汉语中“白”类副词具有“预设否定”功能 ,是“预设否定副词”的认识包含了对“预设”概念、特别是对该类副词语义功能的严重误解。本文对此进行分析辩正 ,指出该类副词的语义功能不是否定话语的预设而是使话语具有特定预设 ,这是该类副词的词义具有该预设 ,用于话语时即将其带入话语所致。     

"革命样板戏"中的群众——英雄话语探析

群众-英雄话语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化石。“文革”期间,它被纳入国家权力机器,充当了激进文化派消除意识形态异己的话语霸权。作为话语,它以否定性形式而存在,其生产主体也呈现出“有”与“无”的矛盾态。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语录”随时控制着戏剧文本,规定人物的命运,另一方面,光线、构图、歌舞等技术因素也参与了话语修辞。历史证明,这种对话语的极度“提纯”的实验,不过是一场造神的虚妄。     

论中国古代的"色性说"及两性之不平等

人们常常以“食色性也”证明古人承认性爱之本能 ,却没有意识到这种价值判断仅施惠于男性 ,恰恰是对女性实行压制的权威性话语 ,助成中国几千年宗法伦理制下男女的不平等。文章以古籍中的“色”指女人着手 ,分析两性所受之不同对待 ,说明女性无权“好色”及在两性关系上的被动甚至被占有的地位 ,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特点。     

学术话语的交融与交锋

“话语”是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术语,其含义非常丰富。这不仅表现为其含义在不同学科中有所区别,也表现为同一学科中不同学者对其定义不同。文章讨论“话语”的这些不同含义,并在“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的定义基础上,讨论其与“话语体系”的联系,并从话语体系的角度对“学术话语交流”进行解读,将学术话语之间的交流理解为话语的“交融”与“交锋”。文章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探讨学术话语交融和交锋的机制和策略。      

"糟粕"概念在张载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兼论张载的"理一分殊"是负的"理一分殊"

张载的“道”指的是气化,这与二程的理相差很大,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观点。也正是在这一独特思想的基础上,张载提出了其负的理一分殊的体用论。张载认为,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负的理一分殊);在张载看来,一旦走出“形不形”之关节点,所形成的“天地法象”“万物形色”,都只不过是神之糟粕而已。张载进一步认为,虽然万物形色为糟粕,但它实是太虚本体的藏身之地;只要在糟粕上点睛以太虚本体,则糟粕即转化为精华。     

试论摩尔的"善是不可定义的"

摩尔认为,“善的”或“善性质”是不可分析、不可定义的孤立性质或单纯概念,“善的”或“善性质”是自明的,不能通过经验和理性来认识,只能通过直觉来把握,从而摩尔把“善”摆在了他的伦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位置上,这使他的伦理学体系具有了严密的逻辑性。在这里,摩尔第一次把语言逻辑分析的方法引入了伦理学,开了现代西方元伦理学之先河,对以后的伦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德格尔的“无”之思

海德格尔针对世界的精神危机提出超越存在者整体的"无",作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无"与"有"存在着亲密的区分,但只能基于"有"而超入"无"。"无"与此在相联,作为澄明的存在,是一种超越、始源、自由的境界。     

诗馀考

作为后起的词的名称,“诗馀”所引发的争议是最多的。不同的认知角度带来了不同的价值判断。考察诗馀概念的形成轨迹及其内涵的变化,认为对于“诗馀”之“诗”和“馀”的不同解释,不仅带来了关于词的起源上的观点分歧,也体现了不同的对于词的体制方面的认识特点以及对于词体的尊卑观念。所以考察诗馀概念,既是梳理诗词文体的流变关系,也是对于古代文学观念的一种文体学考量。     

"人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重构

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抽绎文学史理念 ,然而能够成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的则应似“人的文学”。这是因为它既可透视和发掘现代中国不同样态文学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内涵 ,又可穿越和梳理现代中国文学艰难曲折流变的历史隧道 ,即使那些政治意识色彩浓重的“革命文学”的“人学”意蕴也可以洞察和概括。故“人的文学”观念能够作为科学把握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思维 ,也能作为贯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灵魂     

《圣经·旧约·雅歌》的“园”意识——兼与《玉台新咏》的比较研究

《圣经·雅歌》是古希伯来人的抒情歌谣，其中的“园”意识表达了希伯来人的贞洁观，贞洁观与希伯来人的洁净观念一脉相承。犹太人在宗教和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视洁净观念并恪守洁净戒律。中国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中的“闺”表达了相似的贞洁观念。但是，对于女性身体，两个民族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     

试论《离骚》中的企慕情境

“企慕情境”这一诗学主张是由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它不仅仅表现男女之间爱慕之情，也常常用来表现人们对生活中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用这一诗学观点来反观屈原，我们就会发现，在《离骚》中表现出的企慕情境就是诗人对美政理想的热烈追求以及求而不得的悲剧结局，     

再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民为邦本”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民为邦本”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有着切实的内容。古代的民本论者提出过关于制民恒产、使民与政以及化民以德的主张。在继《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文之后,笔者对古代的民本思想,在横向上作了深入阐述。     

戴东原"群""欲"观念的思想史回溯

本文从戴东原"群""欲"概念上溯先秦儒家礼义起源于饮食男女。饮食之道可以引喻个人与众人生命的安稳与否,男女婚配则可匹配天地五行之义,故所谓饮食男女,实又不仅仅止于饱食与性欲。儒家以血缘为基础,以两性生命之结合为开端,开展各种社群关系的价值,究其实则俱不离形体生命的繁衍;而价值观念的形成,也都不离血气心知合一的身体。自"欲"至"群",人类社会始简终大、始寡终众,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由此而生。戴东原群、欲之论,与先秦儒典旧义有承继发展之关系。先秦儒者重视饮食男女之身体活动的道德价值提升与开展,东原则特别勾勒出一个分殊与一体并存的世界,注入儒典尤其是《孟子》之中,提揭其中的社群意识。东原的案例提醒了我们:对于先秦儒家经典的义理,在宋明理学典范性的解释以外,还有另一条康庄大道可以依循。     

何故自设樊篱——评等效翻译论

文章从四个方面对等效翻译理论提出质疑。第一,等效论把接受美学绝对化、标准化,导致了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性;第二,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表明了不同文本对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不可能有相同的效果;第三,指出只重内容不重形式的等效论不适合指导文学翻译,因为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同等重要;第四,指出等效论提倡的过分归化的方法有碍发挥翻译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