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卒年初探

刘勰的卒年,言人人殊,向无定论(《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刘勰条[一九四页];说他是宋宗室刘道怜之孙,卒于宋后废帝元徽元年[四二七]。这显然是把两个根本不同时代而只同姓、名、字的的刘勰,混为一人)。现姑就《梁书·刘勰传》末“(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定林)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朞而卒”数语,作初步试探,冀有知人论世之助。     

《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

《玉台新咏》编成了萧纲作太子时，编纂目的是提倡艳体诗风以与故太子萧统抗衡，但由于宫廷政治斗争的原因，受到萧衍的批评后，故又命徐陵重新扩编，唐人所说“大其体”是有理由的。《玉台新咏》的编排体例是按已故作家和存世作家编辑成书，因此已故作家中卒年最晚者与存世作家中卒年最早者的时间间隔就应是本书的编辑时间。据此，通过对各卷作家生卒年的排比，最终证明《玉台新咏》只能编成了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之间。     

萧统《文选》研究述略

《昭明文选》是今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其主编是昭明太子萧统。萧统,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年),卒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立为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事见《梁书》卷八,《南史》卷五十三《昭明太子传》,萧统的年谱有: 《梁昭明太子年谱》附《昭明太子世系表》周贞亮编《文哲季刊》第二卷第一号     

从"六义"到"六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批评观

刘勰的文学批评观是针对轻浮绮靡的齐梁文风和当时对同部作品褒贬不一的背景提出的,他的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是贯穿于"六义"到"六观"之中的系统批评观。"六义"是宗经的效果,"六观"是考察方法,两者都不能独立成为刘勰的文学批评观。刘勰认为,要正确评价作品,要综合从"六义""四事""三准""六观"这个系统中表现出来的批评方法。"六义""四事""三准""六观"互相联系、互相阐释,它们围绕的核心"情、事、辞"就是刘勰真正的文学标准。刘勰不论是谈文学创作,还是谈文学批评,都是从"情、事、辞"的角度来衡量的,并以其它文学批评元素为补充,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批评体系。     

刘勰"宗经"思想探析

"经"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所撰之书籍的通称,历代学者对"经"的解释主要有四种:五常说、专名说、通名说、文言说.刘勰本质上是一个儒生,他所宗的"经"是对汉人五常说的继承和发展.刘勰主张宗经的用意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讹滥"的空洞文风,以"经"义思想充入文章,营造一种辞采、风骨兼备的文学;此外,他宗经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与前人和时人相比,刘勰的宗经思想更进一步,也更为合理.刘勰的宗经思想在当时不被人所重视,但却对后世的文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归依体验与高峰体验交融——《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美学生命探微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其美学生命与心理体验的显现.笔者力图以文艺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文心雕龙>中蕴含的刘勰的心理体验作系列新的探索.其中,"割情析采"中的"神思"--创作论蕴含了刘勰的的归依体验--归依自然与归依宗教、以及高峰体验--自负宏达与"思理之致",并且两种生命体验相互交融,由归依体验走向高峰体验.     

从"文质说"到"情采论"

本文以刘勰<文心雕龙>中独具特色的概念"情采"为中心,阐述了其内涵,并与"文质"对比说明其意义所在.从而反映出刘勰对文艺内容与形式的认识,同时亦可窥见魏晋南北朝时代文艺观之一斑.     

论刘勰的建安印象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典范与里程碑,其地位的确立始肇于<文心雕龙>.纵观<文心雕龙>可以发现,刘勰认识到了建安文学的成就及其重要地位,并有所肯定和推崇.本文将刘勰对建安文学的评论进行梳理、分析,以明晰刘勰所谓的"建安风骨"的内涵.     

刘勰论楚辞二题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第一次将"骚"单列为一种文体,萧统的文学观显然受到刘勰的影响。《昭明文选》按文体编排,将"骚"单列,在"赋"、"诗"之后,位居第三。《辨骚》篇中由于刘勰的宗经思想带来了理论上的矛盾,并对楚文化及战国文化对楚辞的作用论述不足。     

从张家山汉简看"月为更卒"的理解问题

"月为更卒"并非如学术界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农民每年在郡县轮流服劳役一个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说明"月为更卒"的正确理解应是每个月服役一次,每月服役天数相等.因而"更"又是劳役的计量单位,一月一更,一年要服十二次更役.农民可以钱代役,官府无事也把更役折合成货币征收,最终演变为更赋.     

《文心雕龙&#183;正纬》“折衷”解义

《文心雕龙.正纬》刘勰采用了"折衷"思维方法。刘勰通过"擘肌分理"的过程,准确把握了谶纬为"伪"及其"诬圣"、"乱经"的"势"、"理"本性。由此之"正纬",其目的在于归儒经还之正宗。     

从《知音》篇看刘勰的文学作品审美结构

从审美学的角度切入<文心雕龙·知音>,通过对知音式鉴赏过程的考察发现刘勰在文中提出了"玩绎"美学观,并由此得出刘勰的文学作品审美结构.其审美结构表现为逐层推进式,分别为语言层、情感层和意蕴层.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论衡》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受到王充<论衡>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刘勰论文和王充一样,都是从自然之文讲起,把禀受天地的文采、元气与文学创作相联.<论衡>中"文"源于气的思想以及与气相关的"才性"、"才力"说,经<太平经>、曹丕、葛洪,对<文心雕龙>产生影响.王充将"文质相称"的思想引入创作论,并将质文交替变化的历史规律与政治的盛衰和社会的治乱相关联,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勰的"文质"论.此外,<文心雕龙>还发扬了<论衡>所倡导的"博"、"通"思想,指出创作主体的广见博识、丰富积累对创作的重要作用.     

《文心雕龙·通变》的主体精神与方法论阐释

以往关于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的解读,大都局限于文学创作论或发展论的层面,并且过多地关注于"复古"与"创新"的所谓"立场、价值"的话语实践.文章提出,对于刘勰的"通变"文论思想的现代阐释,应该在历史语境还原的基础上,从主体精神角度予以充分观照,解读出作者的审美理想、审美经验和审美趣味等的生成轨迹.同时,从方法论的意义层面来重评"通变"在刘勰思想文化体系形成以及古代文论知识形态确立、演变过程中的地位,也可以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生成提供一个范例.     

文之将史,其流一焉——《文心雕龙》何以影响《史通》

《文心雕龙》是文论,《史通》是史学,何以一部文论作品会对一部史学著作产生深刻影响?其具体影响又是什么呢?刘知幾在认真分析《文心雕龙》何以产生的基础上,第一次大量引用《文心雕龙》、并明确标注刘勰之名及其著作.实际上,并非《文心雕龙·史传》篇,而是刘勰对"文"的基本观念,使得刘知幾找到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可以一显身手的天地.《文心雕龙》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理念,被刘知幾贯彻到史学观念之中,其"远矣大矣"的"文"正相当于"史";刘勰对晋宋以来"文体解散"的批判则成了刘知幾的理论武器,被他巧妙地运用到了史学理论的建树上,形成"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的观念.刘知幾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学生,他大量采择刘勰的文词,运用刘勰的思想理论,却完成了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史学著作.《文心雕龙》的文章观念笼罩《史通》,却并未将其淹没,而是最终成就了文史双美的佳话,这正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擘肌分理，惟务折衷”——《文心雕龙》论文方法初探

"折衷"是《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以刘勰本人对于"中(衷)"、"折衷"的叙述话语为依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文心雕龙》中的"中(衷)"指的是文章自身内在的合理规定性;其"折衷"是以"势"、"理"为依据,通过"擘肌分理"的过程,来把握这种规定性.刘勰对于具体"文事"的分析、评定,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的.     

刘勰与晋陵

《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籍地一直是众说纷纭。其中通俗的说法,认为刘勰的籍地是莒县(今山东日照市)或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文章旨在探究刘勰的籍地,及与籍地相关的问题。认为刘勰的籍地"东莞莒"是南东莞莒县。在刘勰生活的年代,"东莞莒县"是侨郡的名称,当时此郡属南徐州管辖,"侨"在晋陵境内。现此地在江苏常州武进区境内。     

刘勰《文心雕龙》“调远”范畴考论

"调远"范畴是刘勰<文心雕龙>中一个不太显著的文学概念,但在后人文论中却一再称引.文章考察了"远"与"调"的渊源,"远"与"调"具有审美意义开始于魏晋时代人物品藻,并开始在南北朝诗论中出现;刘勰<文心雕龙>首次将"远"与"调"组合使用,意为情思高远,格调高超.     

管窥刘勰论"形"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及的"形",虽然其基本意义与"形式"这一词是不相同的,但是其中却包含着对于"形式"的理解。本文从刘勰对"形"涵义的理解出发,探讨刘勰由此形成的"形式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