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分期需要“界碑”

关于文学史分期问题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提出文学史分期的“界碑”观点，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我们认为在认定某一阶段的文学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时，必须考察它与前一时期的文学之间是否有全面的深刻的断裂，即必须有质的变化，是质变而不是量变．尤其是能寻找到这种质变的标识性东西即“界碑”，它包括理论上的“界碑”和创作上的“界碑”。     

文学史视域中的“样板戏”分期

“样板戏”虽然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的文学事实,其发生起点却可以追溯到延安戏剧改革运动。在对“样板戏”这一文学事实实行历史分期的问题上,存在文本关系与跨文本关系两种角度的差异。从跨文本角度对“样板戏”进行分期,“样板戏”的历史演变可分为萌发期（1942年-1958年）、争持期（1959年-1963年）、定名期（1964年-1967年）与定本期（1968年-1976年）四个阶段。     

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新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

文学史是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要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广阔的文化视角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性。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性的语言，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中国文学的演进是不平衡的。就其演进的内部因素而言，有雅与俗的相互影响与转变，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文与道的离合等。中国文学史可分为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三古之内，又可细分七段。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是处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但朝代分期仍可作为另一种视角，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历史诗学：一束绽放于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兼论“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不同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式解读，其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模式是诸如原型批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新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移植；话语转移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因而，尽管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诗学，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     

论当代文学的“中间人物” 与“人学”话语策略

"中间人物"是"十七年"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特殊存在,作为一个文学族类,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但从现象形态与创作主体角度审视,反映了那个时代作者的一种言说与形象表达,也是当时有见识的作家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客观认知与艺术解读,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作家感知生活、表现文学"人学"思想的一种话语策略。重新审视这一现象,或可使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历史时段文学的创作价值。     

“宫体诗”之再评价

长期以来，我们在六朝文学研究中对“宫体诗”始终抱着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视之为六朝形式主义文学中的一股浊流。如果我们对此现象作一番历史的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乃是在传统文化心理和传统价值观念影响下所产生的一种审美心理定势。     

苏轼“雌黄史迹”说献疑

后人对苏轼的史论文章一向颇具微词，如梁启超就直斥其“雌黄史迹”。苏轼史论确有重立意而轻史实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史论写作是不知历史本相的任意雌黄。苏轼的写作方式既非随意扭曲，更非无知所致，而是有意所为，其实质是一种虚构行为。这种虚构使其史论成为横跨历史与文学的文体形式，且其文学性更胜历史性，因此宜将苏轼此类作品归入文学范畴而非历史，这样有助于对其做出更为准确、合理的评价。     

论“寻根文学”的审美特征

新时期，“寻根文学”扬弃了陈规的文学认识，以一种全面深广的视野深入民族文化的土壤，既拓宽了文学的路数，同时也最直接地接近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内在本质。可以说，文化的开掘，也是文学的开掘。“寻根文学”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了一条不断探索、寻求回归的科学之路，其后文学的发展，无疑在这里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启示和存在的理由。本文论述的目的，正在于重新分析和整合这一远去的历史命题，从中疏理出其之于文学的审美特征与艺术魅力。     

关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笔谈)

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总是处在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中。从文学与政治的“一体化”,到文学与政治、甚至社会的“疏离”,再到文学与社会的“亲密”,其间自然携带着沉重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同时也敞开着通向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在反思文学与社会“疏离”的文学观时,“直接、急迫是否一定是最应选择的态度”?“强调”本身是否蕴含着“遗漏”,并再次导向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社会批评为什么不能代替文本分析,以及文本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及意义何在?基础伦理学是否可以构成文学批评的惟一伦理学?在沟通文学的内部和外部方面,缺少的仅仅是某些“方法”,还是一种“围绕着自身特殊历史、特殊问题展开的处境感”,一种历史建构力?本期我们约请了几位学者,对上述及更多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论“五四”文学革命的“前夜”背景和诞生方式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近代意识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对域外文学主动选择的结果。“适者生存，劣者被汰”的认识模式与“强国富民”的愿望共同构成文学革命诞生的“前夜”背景。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在其形态上表现为理论预设为先，创作实践相对贫弱；功利意识为主，审美意识为辅，反封建、重启蒙的主流意识占据统治地位，而文学本体追求相对较弱的特点。从语言形式变革、文学内容更新到全民接受视野和个人接受特征中，无不体现出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总体上是一种功利的冲动而非人文的冲动．是在一种非文学或非审美的环境中诞生，这非人力所能左右，而是历史的必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