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时代夹缝中的启蒙碎片——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估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重构现代性:建国后十七年“国家文学”的意识聚焦——略论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形态

渴望摆脱近代以来被动挨打和贫穷落后的困境,迈向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意识,不仅是确立现代性主体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它本身几乎就是现代性意识的唯一标记,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重要价值指向。就建国后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而言,"十七年文学"是在国家意志的规约下对现代性的价值重构。     

重构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图景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沉重的社会负荷,使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的存在淹没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中,无法得到公正、客观的评判。究其实际,现代颓废主义文学是一种美学现代性的表达,来自于对现代进步神话的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一种美学反抗。这种反抗既是美学的也是道德的,自有其价值与意义。我们需要为之"正名",进而重构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图景。     

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马雅可夫斯基“情结”

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外源性成因是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准确地说,左翼文学在历史文化意识、艺术创作理念、主题话语诉求和审美精神气质上更多地受益于马雅可夫斯基及其创作。在作家的创作价值立场或身份认同、角色认定上,左翼作家群体与马雅可夫斯基具有明显的精神契合性;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的主题话语是"革命",左翼文学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亦可视为马雅可夫斯基式"革命"文学的创造性重构;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大众化取向是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现代性信念"的审美转述,从文学大众化中寻求"现代性"精神也是左翼文学的基本创作诉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除了雄壮豪迈的主旋律之外,还存在着柔弱感伤的音调",左翼文学在为暴风骤雨的时代倾情歌唱的同时,也留下了知识分子自我"柔弱感伤的音调"的心灵记录。     

改革开放30年历史文学与现代民族认同建构

改革开放30年,历史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相互应和,历史文学追求的最高价值"史诗性"也随之不断发生质的变异.从新时期简单的政治认同,到价值裂变下的认同消解,再到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认同,建立在精神支撑基础上的历史文学"史诗性",一直是整个社会价值重建的核心凝结点.历史文学在一个世俗化、欲望化的时代肩负着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寻找现代民族认同建构的丰厚资源的重任.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的思考

研究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必须将落脚点置于历史的情景中 ,在关照历史情景中进行研究 ,既不能忽略当时特定的历史情景否定当时文学的价值 ,也不能以当下的审美标准简单的批判当时文学的意义。在真实关照当时的历史情景中细致深入地研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 ,对于全面梳理与研究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曲折 ,总结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教训 ,是大有裨益的     

现代性的话语限度与文学史的人文回归

现代性话语理论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尺度,也给文学史起到学科建构、系统梳理等积极作用。但现代性自身的异质性、模糊性和单一性面对更为复杂多样的文学史进程显出理论的僵化和文学自身话语的失落;另一方面,现代性自身与文学性、人文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也使文学史的价值取向产生游移。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坚持历史价值的"谱系性"原则、美学的体验原则和对人文、人性的关注成为文学史基本的价值立场,同时也能够促使文学史在学科互涉、文化研究、消解意义的后现代保持审美立场和人文回归。依托"无定法的历史规约"、"独到的审美体验"和"丰富的情感"等原则,人文性质的文学史书写得以可能。     

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对文学经典主义的批判

在我们的历史传统和研究中,文学始终是作为"经典文化现象"而被认识和理解的。我们是事实上的文学经典主义者。从文学的历史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是文学经典主义者,是文学的信仰者或信徒,是完全自然的事情。但是当人类社会走进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现代社会之后,如果我们再坚持文学经典主义,我们再坚持对文学信仰,就将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应当是一个文学的历史主义者,我们必需看到人类文学生存条件所发生的历史性交化。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学经典时代了。因此,我们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再无可能去对文学加以信仰了。在一个文学"失仰时代"里,文学边缘化、文学社会教化功能的降低,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慎独”本义新证

“慎独”说在儒学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但从郑玄、孔颖达、朱熹以至王栋、郝懿行、王念孙,其解释莫衷一是,近年来由于出土资料的发现更引发了新的争议。本文在王栋、刘宗周、王念孙、凌廷堪、梁涛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郑玄以来解“慎独”为“谨慎独处”是错误的,而王念孙以及令人据筒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亦不可信。传世文献与出土筒帛中的“慎独”,其“慎”宇只能以本义“珍重”为解。     

政治启蒙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起源语境

以十七年文学为基础的"红色经典"文艺一直被世人所误读,只有用"经典红色"文艺才能够消除各种误读,还原其真正的原生态的本来面目。因而,理解十七年文学,必须走进它产生的现代性起源语境。其现代性主要来源于"五四"产生的政治启蒙现代性,目标直指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所以,十七年文学不仅不是反现代性的,反而是现代性的。     

新文学的"严肃性"与当下文学的"后严肃性"

本文通过重新阐释朱自清提出的"新文学"的"严肃性"这一概念,深入分析当下文学的诸种形态对这一概念的超越,进而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脉络,并对其与当下的"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差异作了考察,认为当下文学已经超越了"新文学"的基本历史框架和传统,进入了一个"后严肃性"文学的时代。     

《中国当代文学》创新式教学内容探索

本文分析了当前《中国当代文学》课在教学内容上存在的几方面主要问题 ,进而从常规授课内容的选择确定 ,文学批评知识的有机渗透 ,关注当代文坛的热点问题 ,文学研究方向的引导等四个方面 ,对《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授课内容提出了改革设想 ,以期对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有所裨益。     

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所涉及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它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不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刘永富则通过对“怎么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么才算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辩的学问。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所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强调直观与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非学院派)与“纯粹概念”(学院派)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与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