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军在东北的暴行看日本殖民统治的野蛮性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很快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日本对东北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东北的统治是伴随着对东北人民的残酷屠杀、血腥逮捕、疯狂讨伐和野蛮奴役、迫害来进行的。14年中,东北人民生活于深深的苦难之中。 一、日军疯狂讨伐抗日武装力量 东北沦陷初期,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东北各阶层人民和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纷纷组织了“自卫军”、“救国军”、“义勇军”等抗日武装,一些绿林武装也投入到抗日斗争中,这些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被人民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最多时达30多万人。他们在东北各地展开抗日武装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很大的打击。因此,伪满初期,关东军可谓倾其全力来讨伐义勇军。日军主要讨伐和镇压李杜、丁超等各部“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的“国民救国军”;马占山的“抗日救国军”;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东边道一带王凤阁的大刀会和唐聚五的东北民众救国军;辽宁三角地带的邓铁梅、刘景文等的抗日义勇军。日军讨伐的方式采取各个围歼击破的方式,在关东军飞机、大炮、坦克的武力进攻下,义勇军损失惨重。有的义勇军被日军残酷地割下头颅示众,有的被俘后,被日军用作练刺杀的靶子。至1933年9月15日“日满议定书”     

民族研究中的原住民问题（上）

［摘要］在世界各国的民族/族群研究中，有一个特殊的议题涉及到“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或“土著人”群体。这个议题的出现既与这个群体受到的社会关注程度有关，也与近代殖民主义的出现和工业化在全球的扩展有关，还与人权运动的发展有关。现在我国台湾社会把该地区的土著群体统称为“原住民”，在两岸学术交流中有时也把大陆的“少数民族”与台湾的“原住民”从群体演变历史、政府制度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等方面进行比较。本文简略地讨论了“原住民”或“土著人”等术语的使用，介绍联合国对“原住民”或“土著人”的相关定义，并对台湾原住民问题的现状与政策效果进行了讨论。     

从“民族叙事”角度看“台独史观”论述之演变——以明郑台湾史相关建构为例

“台独史观”在“民族叙事”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围绕着“压迫与抗争”这一主题，将台湾历史歪曲为所谓“中国人”对“台湾人”的“民族压迫史”。而在“台独史观”对明郑台湾史的论述中，该主题则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弱化再到强化的过程。从早期将郑成功和明郑政权污蔑为与荷兰、日本一样的“外来殖民政权”,到民进党初次执政时期转而鼓吹明郑政权在台湾“独立建国”的“东宁建国论”,再到如今大肆攻击郑成功和汉族移民“压迫屠杀台湾‘原住民’”的“原民史观”——这种转变，揭示了“台独史观”的“民族叙事”本质，就是“反中国化”和“反中华民族化”,只是迫于台湾人民的强烈中国认同，才一度对其进行弱化。如今，随着“台独”势力的得势和“台独”思想在台湾民众中的传播，“台独史观”也逐步撕去其伪装，开始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迈进。我们必须对“台独史观”的这一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并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     

原住民运动 ———历史、发展、现状及未来

在中国,原住民泛指居住在边疆地区被称为“少数民族”的群体,虽然有东突厥等民族(原住民)问题时而显露,但在社会主义“多元一体化”的格局中,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原住民运动在我们眼中可被视为他者的话语。文章缜密论述了谁是原住民,较为全面地网罗了各国原住民运动的历史、现状,展望了不容乐观的未来。并就此评判自身所处的日本文化人类学界佯装“客观”进行所谓“非政治”研究,指出文化人类学应该追究研究的意义和结果,尽到学术的道义责任,避免应用人类学御用于同化政策的倾向。显而易见,文章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原住民政治地位问题。     

二战期间被迫殉葬的十万冲绳人

1945年3月，54．527美军攻打坚守冲绳岛的日军，这是二战中最后一次大型战役，持续了3个月，共有20多万人丧生，包括约1．2万名美军官兵、9．4万日军和9．4万名冲绳平民。在此次战役中遇难的日本平民，多数人是被日军屠杀或强迫自杀，而不是死于美军的炮火之下。     

台湾女性闯荡上海滩

“去上海投资、到上海发展、在上海安家”已成为当今台湾人的热门话题和一种潮流。十多年来，奔赴上海的台湾人像滚雪球似的不断壮大。由于有了众多台湾女性的不断加入，这个奇妙的“雪球”变得色彩靓丽。据估计，目前常住上海的台湾女性多达八九万人。这些进入大上海的台湾女性，几乎每个人都有动人的故事……     

试论东北抗日义勇军对全国人民反日斗争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不到一年的时间,义勇军发展到三十余万人,辽阔的东北大地到处都成了义勇军歼敌的战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政权,牵制和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全东北和图谋关内的进程。它打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第一枪,表明了中国人民不可欺辱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因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全国人民反日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台湾之殇:当野蛮遭遇文明

以电影《赛德克-巴莱》的两个版本为基础,还原"真实"的雾社历史事件,雾社事件中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暴政是表,捍卫本土文化信仰是本。台湾少数族群有14个,包括9个较大族群,主要是从祖国大陆自北而南迁到岛上的古越族后裔,原本是一家人。日本殖民台湾50年并没有使台湾原住民产生文化认同,台湾原住民的出草书写了另外一种类型的"抗日"历史,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在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对垒中,文明固然可贵,但"野蛮的骄傲"也同样让人尊敬。     

台湾香港当代文学中“日本形象”比较

日本在台湾、香港当代文学中呈现出不同形象。台湾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是复杂的,有着特定的发展过程:从光复初期日本形象的多元化,到20世纪70年代文学作品多以"反日"为题材,再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作品中的日本殖民者形象被国民党"殖民者"形象代替,直到今天某些台独分子表现出"日本情结"。而同样曾经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的香港却没有形成台湾人那样复杂的"日本情结",对战时日本的记忆更多表现为残忍、血腥和暴力的形象。这种差异的产生与台湾、香港不同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以及被殖民方式有关。     

三类台湾专题文学史探析

浦忠成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注意原住民文学的特点,处处让人感受到与汉人殊异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模式。三本“台语文学史”将方言文学看成是台湾的特有文化现象,将台湾文学研究扩大到很少人问津的领域,但认为只有母语文学才是台湾文学,这就有排他性。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台湾区域文学史编写,以人文地理或历史地理为标尺,文学史在名称上多用“县”或“市”而少用“地区”,这便受到视野的局限。     

日伪新民会与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

新民会是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沦陷区建立的一个政治组织,是华北日军进行殖民统治和“思想战”的工具。新民会在沦陷区建立起了以宣传“新民思想”、“中日亲善”、复古、反共为主要内容,以青少年为主要实施对象,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青少年训练为主要方式的奴化教育网,对整个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其奴化教育手段多样、身心并重,给沦陷区人民造成极大伤害,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带来极恶劣的影响。     

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研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美军为首的盟国军队用心理战从精神层面打击日军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借助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战略计划、心理战手段、心理战的成绩及特点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日本士兵在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后有“效忠天皇”“皇军不可战胜”等信念,狂热信奉“进功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对此,美国在大战略背景下确定了对日本心理战的目标是以揭露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性为核心,使日本士兵和民众相信,日本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注定要失败的,并相信美国的宣战和胜利将给日本带来民主自由,同时维护日本天皇的尊严,将发动战争的罪行归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并尽可能减少日本士兵和民众遭受不必要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心理战具体的措施有正面的“白色”宣传,一是对日本军队进行广播宣传或阵前喊话,二是向日本军队占领的岛屿或前沿阵地投放传单,还有讲假话的“黑色”或“灰色”宣传,其基本手法是制造和传播假消息和假情报来扰乱日军士兵的心理,再利用日本战俘向原先部队宣传美军优待俘虏政策,向美国投降是“名誉停战”等;为了让心理战术的效果更明显,美军将心理战行为与军事行为相互配合,用空袭和投放原子弹等对日军士兵造成心理威慑,用真假情报信息迷惑日军士兵,使得日军士兵士气低落,抵抗意志逐渐减弱,“跳蛙”战术和心理战攻势节节胜利,心理战在打败日本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第四种战争”的重要作用。     

庙街事件中的中日交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日美两国派兵最多。战后各国却未立即撤军,俄国则陷入内战,情势混乱。1920年3月至5月,居住在阿姆河出海口庙街的数百名日军及其侨民,与俄国红军发生冲突,演成"庙街事件"。中国四艘军舰因故滞留庙街,适逢日俄冲突。1920年5月,日本援军收复庙街后,指责中国军人曾助俄攻日,遂扣留中国军舰人员,坚持双方派员调查。中国外交、海军两部被迫派员与日人交涉。几经交涉,最终中国在同意道歉、赔款、惩处有关人员等日方要求后,终于撤回军舰、官兵和侨民。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权对日“以德报怨”政策之原因分析

“以德报怨”政策作为战后国民党政权对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蒋介石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胜利演说。国民党政权的对日“以德报怨”政策是非常宽大的,其希望拉拢日本的想法是明显的。战后初期中国事实上的分裂以及美苏支持的有限性迫使国民党政权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该政策亦使得国民党政权能够在战后初期取得日本军队的支持,顺利地实现对于日占区的接收工作。该政策的实施虽未能阻止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但为国民党政权在台开展对日关系积累了庞大的资源。     

日本中国派遣军策动常德作战原因新探

1943年11初-1943年12底,在中国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后期的正面战场,日本中国派遣军策动常德作战,其真正企图或者说主要目的是为了挽回其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接连失利,屡屡受挫的颓势,显示其可继续作战的能力;集中兵力,利用其优势装备和较强战斗力打击国民党第六战区主力, “覆灭第六战区根据地”,“促进敌继续作战企图之衰亡”;进而获得一场胜利以激励日军每况愈下的士气。其极好的藉口就是拖住或延缓中国远征军“向缅甸方面转用兵力,策应南方军之作战”。     

蜀汉首次北伐魏延、诸葛亮进兵路线新论

千百年来,论者都把蜀汉首次北伐中魏延提出的出兵方案称为子午谷路线或子午谷奇谋,并将其与诸葛亮的陇右路线进行比较和评论。实际上,这是严重的错误。完整的魏延策是褒斜—子午策,但由于魏延策存在行军艰难且后勤保障解决不力的隐患,诸葛亮最终选择了主力行军相对容易的陇右路线。与魏延策的正面进攻相比,诸葛亮策堪称真正的"奇谋"。但把二策放在整个北伐中看,又各有其可取之处。     

台共纲领焦点问题评说：“台湾民族论”不能成立

虽然1928年台共纲领中出现了台湾汉人已经形成“台湾民族”的提法，但是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大陆汉人在移居台湾的时候，他们将原有的语言、生产方式、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带到了台湾，并世代相传；大陆移民不仅去台的时候是汉族，而且在台湾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也同样是汉族，从来就没有变异成为所谓的“台湾民族”。实际上，1928年台共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是日共照搬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     

宋代牢城军初探

在“崇文抑武”的大背景下，宋代民众只是将从军当成最后的谋生手段。由于军人社会地位低下，宋军兵源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牢城军就是宋朝为弥补兵源不足而利用罪犯组建的军队，隶属于厢军。与其他番号厢军一样，牢城军除具有基本役作职能外，也具备一定的军事职能，是宋朝主体军事力量的有益补充。     

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学界的“皇民文学“研究述评

就“皇民文学”研究这一课题,对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学界的研究方法、研究心理及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并由此提出关于这一文学现象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求达到学术上的相互理解和通融,促进三地的文学互动和文学批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