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与立法之关系

香港特区政制体现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行政主导制受到挑战,行政与立法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主要原因有立法会认为间接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认受性不足、政党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不同关系形成张力、行政会议协调作用未发挥与执政联盟缺失等。通过循序渐进推进行政长官普选的顺利进行、在"一国"前提下引导和规范香港的政党发展、增强行政会议沟通作用与扩大管治联盟等措施,可以缓和香港特区行政与立法之间关系的紧张,促进香港社会以及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关系的和谐稳定。     

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的异同

澳门将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继香港之后成为我国第二个特别行政区。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建立的澳门行政特区与香港行政特区在政制上有相同的方面，即它们都是中国的特殊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运作机制上都采用行政主导、司法独立，行政与立法的关系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然而，它们在行政长官等主要公职人员的宣誓效忠、任职资格及司法制度的设置上又有一些区别     

香港特别行政区以行政为主导的政制探析

香港的政治体制是以行政为主导,即行政权在权力架构中具有优势地位.这一政治体制经过反复商讨而最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的政治制度一章中得以体现.行政主导的政制在香港回归后的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这一政制对香港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具有促进作用.但与其他实施行政主导政制的国家、地区相比,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制对于行政主导的权力架构并没有如其他国家、地区那么稳定.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改讨论中应该得到重视.     

澳门特区政制架构的特征与发展态势

在基本法框架下,澳门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其高度自治权由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授予,形成行政长官主导政治、行政与立法相互配合与制约、司法权独立行使的政制架构。为全面推进特区的社会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须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社会管理,推进产业多元化,以实现“一国两制”下的共治与善治。     

从行政局到行政会议——香港政制系列研究之二

“行政主导”是香港现行政制中的一大特色，历来为广大港人所认同。本文通过对香港“行政主导”体制作用、地位及具体运作的分析，指出“九七”后在香港继续保留这一体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对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的特色及其与现行体制的异同等作了初步探讨。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政党制度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的政党制度和代议民主制的发展存在着独特性,其愿景也与传统的政党政治显著不同.政党地位及参政议政的方式受行政主导政制的制约,既没有执政党也没有在野党.中央政府的态度、多元文化背景和经济社会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直接影响到政治组织的走向,需要在法律规制下循序渐进才能确保香港政党制度的健康发展.     

范徐丽泰谈香港政制前瞻

范徐丽泰谈香港政制前瞻香港《大公报》４月５日刊登香港特区临立会主席范徐丽泰在“纪念基本法颁布七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题为《香港政制前瞻》，摘要如下：７年前的今天，“基本法”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基本法关于未来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     

行政征收的价值追求与方法选择

以"条例"为实证,阐明行政征收应以正义之价值目标为追求和以法治的方法进行规制的观点.前者,税负公平表现在权利与权力之间通过公共产品交易的平衡以及不同权利问成本分担的合理,其目的在于公民财产权的保障;后者,行政立法只能满足社会发展对法制的需求,但诸多缺陷."立法主导"是法治进程的必然.非"行政主导"并不排斥授权下的行政立法,但授权须是明确的.其目的在于以宪政视角修正权力的配置体系,明正立法主体,制衡行政权力.     

中央立法审查权与香港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刍议——以香港基本法第17条发回权条款不确定性为视角

央港关系的矛盾在基本法世界中具有普遍性。作为一种宏观的政治构想,"一国两制"事业的繁荣发展有赖于人们运用法治思维,在基本法实践过程中积极正确地对待央港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步加以推进。香港基本法第17条在处理中央立法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立法权的关系中具有枢纽地位。由于规范结构和立法原则上的深层规限,其第3款设置的中央立法审查发回权条款在启动理由和运行程序上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酝酿着中央立法审查权和香港特区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可能。中央立法权与香港特区自治立法权的划分是一个难点问题。厘清发回权条款的规范疑义及其法律效果,明确中央立法审查权的主导地位,可将长期受到遮蔽的中央立法审查权与香港司法审查权之间的潜在冲突消解在萌芽状态。     

香港基本法的文本及其解释:以政制发展为中心的考察

香港基本法中关于政制发展的具体条文充分体现了它的独创性和优越性,香港政制的发展既是基本法所明文规定的港人的法定义务,也是中央对特区的政治承诺,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群众观和实践特色。香港基本法颁布实施以来,以该法文本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个"泛基本法"的文本集合,虽然载体形式不同,但所发挥的效力与基本法基本无异。     

从北京临时参议院的政党构成看它的历史地位

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北京临时政府立法机构临时参议院作何评价,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分析北京临时参议院的政党构成及其政治主张,结合它们对袁世凯的态度,可以确定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历史地位,它在本质上仍属于资产阶级代议机构,为实行资产阶级宪政分权制度作出了贡献,并不是“袁世凯的御用工具”。     

港澳发展差距的制度因素分析——制度效率比较及启示

澳门与香港的制度形式相似,实质则不同.在制度所涉及的产权制度、政府权威及法制状况等重要方面,澳门的制度效率及制度创新均同香港有着重大的差距,这也是导致两地经济差距悬殊的根本性原因.在产权制度方面,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优于澳门的"基本不干预"政策;香港的土地政府垄断不排斥经营上的自由竞争,而澳门的赌业垄断专营则窒息了该行业的竞争与活力.在政府及制度创新方面,香港明显优于澳门,香港是强势高效的政府,而澳门则是弱势低效的政府.在法制建设方面,香港是一个法制社会,法律有效地调控经济运行及社会发展,而澳门则是一个法制不健全、调控乏力的社会,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其制度实施的效率.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制度及其效率差异决定了港澳两地经济增长状况的不同.香港在制度创新及实施效率方面的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相反,澳门在制度创新及实施效率方面的劣优与不足阻碍了澳门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澳门的发展繁荣取决于回归后解决好制度创新问题.     

台湾地区立法机关运作之研究--以常设委员会之组织结构、职权与功能分析为例

攸关台湾地区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以及其它相关的重要法案,皆需经"立法院"通过,而其中的常设委员会更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本文尝试从立法学和政治学的综合视角出发,从学理和实务上分析台湾地区"立法院"常设委员会之运作概况及其缺失,并试图提出若干改进意见.     

香港行政法制的启示--香港法治行政的观察和联想

香港行政法制富有特色法律在规范和控制政府权力的同时有效地推动和支持着政府管理;特区行政以灵活方式实践法治,既恪守严格法治主义高度尊重社会自由,又克服僵化法治主义积极拓展人权内涵;严谨而宽容的立法将政府权力纳入法制框架内并容忍行政自由;程序法治建立和发展着行政与社会和市民的对等、对话和对抗机制,促进行政民主和公开;别具一格的香港申诉制度特别是申诉专员制度促成的行政合理建立起社会和市民对行政的认可和信任;英美法系式的司法审查制度维系着权力制约原则并在发展法治行政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香港行政法制的理念和实践对内地行政法制建设有深刻的启示.     

宪政发展与“一国两制”法治实践

澳门特区成立十年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都较好地展示出新体新制、新人新事、新作风新思维,较好地展示出＂一国两制＂载体功能。体现＂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已成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特别行政区的法治是＂一国两制＂新型法治。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居民都是＂一国两制＂法治的载体。面对全新形势、全新时代,倡导＂一国两制＂文明、构建责任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维护共同性,维护大方向、大原则与有效发挥特殊性和灵活性是一致的,把＂一国两制＂载体的功能充分加以发挥,是新时代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社會合作主義與澳門治理模式的選擇

受益於深厚的理論傳統與顯著的治理績效,合作主義治理價值在戰後得到重新發现,並成為諸多國家(地區)社會治理的共同選择。回歸以來的澳門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變革期,在現實需求與基礎條件等方面,均存在借鑒社會合作主義治理模式的現實可能性。因此,特區政府應當不失時機地在《澳門基本法》及其基本政治原則基礎上,充分發掘澳門潛在的制度資源及其精神價值,綜合運用法律、經濟、行政等多種手段,從組織、資源、人員等不同方面引導與調節現有社團結構,創設不同層次的組織载體與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體系,按照理性設計原則分步驟地推進社會合作主義治理模式在澳門的實現。     

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标准与执政党的现代化

我国的多党合作制与西方两党制、多党制有着根本的区别。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任何一个国家不仅要依据国情选择政党体制,执政党本身也需要现代化。执政党现代化首先需要执政理念科学化、党内关系民主化、党政关系法制化、党群关系和谐化。     

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责任制度研究

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责任是指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所应付出的代价.我国宏观调控决策责任制度的现状客观上要求建立起完善的决策法律责任制度,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是中央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地方是参与决策主体但不承担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责任.可以适用于宏观调控决策行为的法律责任形式有其特有的内容,而且这些决策责任的落实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配套制度.     

政府绩效管理研究： 回归政治与技术双重理性本义

政府绩效管理是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的统一体,但目前我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存在明显的重技术理性而轻政治理性的倾向,主要表现在：　追求作为一种管理技术系统的自洽性,热衷于以技术手段设计和开发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技术理性代替政治理性探讨政府绩效管理机制,沉湎于对技术的精细化追求。今后,政府绩效管理研究领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强化政治理性研究取向,实现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有机结合;跳出技术理性主导下研究视角的短视陷阱,立足于探讨政府绩效管理的学科“大问题”;致力于本土关照,探索融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于一体的中国特色的政府绩效管理机制;从政府再造的系统角度探讨政府绩效管理的关联问题,促进政府治理模式转型。     

人大制度若干基础理论问题探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离不开理论支撑.为深化有关人大制度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厘清人大制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此处对人大制度的若干重要基础理论问题展开讨论.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人大制度概念广义和狭义划分、"人大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重构、人大制度的"议行合一"问题、人大监督与被监督问题以及人大制度与执政党领导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