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实现条件。通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分析 ,论证了我国人口视窗开启的时间 ,分析了过去人口红利未能充分兑现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一方面利用城镇经济发展机会解决农村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延缓城镇人口老龄化 ,延长人口视窗开放时间 ,实现经济再次飞跃发展。完成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需要政府在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

本文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概念、由来与数量界定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阐述,构建了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对法国、日本与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演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前景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人口红利、产业承接与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以成都城乡统筹试验区为背景

随着西部经济发展及中部地区的崛起。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参与人口红利再分配成为必然。鉴于此。有必要及时调整农村就业政策,将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作为一项主要的就业政策,以促进产业转移的顺利进行和人口红利的高效再分配。     

人口红利重构的挑战：基于国民转移账户的分析

促进人口红利开发,需要对居民收入、消费、政府转移支付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之间和不同世代之间的流动及相互影响有“全景”式的认识和判断。基于国民转移账户的理论架构和国民经济资金流量表,定量分析财富资源在生命周期的配置现状和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在60岁以后显著下降,老年期经济在低水平状态下盈余;制度性的二次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不足,提供的老年保障不充分;每个有效劳动力能够支持的有效消费者的数量下降。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已逐渐消失的背景下,老年收入和消费约束是中国重构人口红利的重要挑战。加强制度化的老年保障以提升老年期经济盈余是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抓手。     

我国老龄化进程中的第二人口红利:理论与实证

当前相关研究对第二人口红利的界定并不一致,本文通过对开创性文献及其具体机制的分析发现第二人口红利的本质是居民面临养老风险而提高的储蓄率及其所形成的资本积累效应.利用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计算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和剔除第一人口红利效应之后,计量分析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第二人口红利.在我国社会养老体制不断变革的背景条件下,人口寿命延长是形成第二人口红利的主要因素,老人抚养比的增大并没有对居民储蓄率造成显著影响.     

相对静止人口与潜在人口红利测算方法研究

本文提出一种测算人口红利的新方法,即利用相对静止人口代替静止人口作为参照系测算潜在人口红利,进而为估算人口红利奠定基础。首先,从统计学角度将总人口变异系数小于5%的人口状态定义为相对静止人口状态。其次,处于相对静止人口状态的国家,其人口特征与静止人口相似,包括自然增长率接近零、性别结构相对固定、人口年龄结构相对稳定等,尤其是适龄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比重在66%的水平上。最后,以这一稳定人口年龄结构为参照系,可以测算不同国家的潜在人口红利。     

从“人口红利”消逝的预警谈我国的人口政策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存在着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利的“人口红利”时期。本文从分析我国“人口红利”消逝的预警入手,分析了我国人口结构面临迅速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并追溯了计划生育这一影响我国人口结构的政策原因,认为对传统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目的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应提上日程。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

西方印度因人口红利将超越中国说,无限夸大老龄化问题,将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最终变成了人口红利。文章评论这一思潮依据的若干西方研究,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增长27%由人口红利贡献的国内研究存在严重瑕疵。分析指出,因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效应必远弱于西方。迄今西方老龄化与增生失业而非劳动力短缺相伴随,这是经济转型期我国应真正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从多方面看,随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人口问题滞后效应明显进入充分展现期,人口政策如转向鼓励增加人口,将会是一次重大失误。     

区域间劳动力流动、人口红利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兼论新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转型

经济高质量发展下的新时代,中国人口红利需要从劳动力数量红利向劳动力配置效率红利转型,合理引导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是释放劳动力配置效率红利的关键。通过构建一个两地区均衡模型,揭示出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对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而释放劳动力配置效率红利的理论机制。实证检验发现:(1)中国劳动力配置效率红利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06年就出现"不显著"拐点,且先于劳动力数量红利衰减;(2)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在1%的显著水平上促进劳动力配置效率红利释放,随着劳动力流动增强,其带来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3)从异质性检验发现,劳动力价格供给弹性越高或劳动力边际生产能力越高的地区,流入劳动力越多将越能促进劳动力配置效率红利释放。     

“人口红利”纵横谈

"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布鲁姆与杰佛瑞·威廉森于1998年提出。什么是"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形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     

人口结构转型、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叠加效应分析——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新解读

对于我国经济持续30年高速增长这一举世瞩目的经济现象,本文试图寻找中国因素加以解释,认为中国两次特殊的人口政策导致的劳动人口扩张只有在“市场化”与“国际产业转移”同步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人口红利’’并支撑中国经济近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本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了我们提出的经验性假说。     

未来五十陕西人口总量及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

人口总量的增加和老龄化趋势的加快,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问题,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本文利用陕西省“五普”数据,采用人口推算预测法,对未来50年陕西人口总量及老龄化进程进行了预测,为陕西省科学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统筹安排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亚洲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挑战以及应对策略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与西方相比,亚洲国家的老龄化问题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在于过快的老龄化速度,更重要的是亚洲在经济、制度发展方面远未成熟,同时老龄化又存在城乡失衡、性别比例失衡等现象。老龄化对亚洲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了挑战,亚洲内部的产品内分工链、区域生产网络等维持亚洲竞争能力的区域合作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口红利基础上的,老龄化的发展将使得亚洲传统发展模式无法持续。面对这些挑战,亚洲国家必须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     

人口转变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新进展：一个综述

关于人口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研究大多只考虑了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近二十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在揭示“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腾飞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原因时。发现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并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以解释经济发展。本文将具体介绍近二十年来理论界对于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机制的研究以及经验分析。并对这些研究的政策含义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作出简要评述。     

甘肃东乡族人口变迁、分布及特点

东乡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也是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乡族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人口绝对数来看,仍是一个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民族。本文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基础,根据历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对甘肃东乡族人口变迁与分布状况作了分析,试图探索其发展特征和分布特点。     

新时期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特征和面临的压力

本文通过五普公布的有关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数据,结合历次普查与相关调查的结果,分析了新时期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特征与发展趋势。并结合分析北京市老年人口的主要特征,揭示了现阶段北京市人口老龄化所面临的压力与问题。     

论加强青海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面对青海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要用科学的态度正视青海的人口问题,抓紧研究青海人口发展战略,这不仅是实施青海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青海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和制定青海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     

老龄化下德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研究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养老保障制度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作为老龄化相当严重的典范福利国家,德国在过去20多年间对养老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宗旨是优先确保公共养老金的长期可持续发放,同时兼顾维护社会公平的诉求。本文拟回顾德国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之路,并从可持续性和公平性两个角度去分析改革的成效,进而探究德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其实践中亟待反思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亲属、法律、家庭养老

中国家庭养老的传统在今天仍被社会、家庭和个人所重视和依赖。这种传统的部分基础是亲属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家中的每个人有其约定俗成的权利和义务 ,在赡养老年人的问题上也如此。亲属数量和类别的多少不仅可以增加老年人晚年接受各方面照料的力量 ,也会潜移默化地促使人们认同、接受和依靠家庭养老这种方式。国家法律也对家庭养老传统的延续起到了监督和推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