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与男孩偏好的淡化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育龄妇女家庭与生育状况调查数据,对男孩偏好弱化现象及导致男孩偏好弱化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中非农收入比例的提高、男孩较高的养育成本、社会保障的完善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们对“养儿防老”预期的降低以及住房、交通条件的改善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的共同作用,使人们的男孩偏好逐步淡化。     

中国农村的男孩偏好与人工流产

文章使用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中国农村在生育政策实施的不同时期的男孩偏好和人工流产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工流产与出生性别比的时间趋势、特征和变化模式基本一致;在只有两个孩子的妇女中,第一孩为女孩的妇女再次怀孕后进行人工流产的风险显著高于第一孩为男孩的妇女。这些结果揭示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普遍存在和男孩偏好对人工流产的重要影响,验证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对出生性别比上升的作用。     

流动经历对农民男孩偏好的影响

以往关于迁移流动对出生孩子性别比或性别偏好的研究至少有两个不足:一是很少将流迁人口与原居住地非流迁人口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进行比较;二是只考察了迁移流动对性别偏好方向的影响而没有考虑性别偏好的强度。本文设计了测量男孩偏好强度的男孩偏好强度指数,通过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主要迁移选择性变量后,流动经历能明显降低农村人口男孩偏好强度。研究结果支持适应假说。     

妇女生命历程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

男孩偏好是导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妇女是男孩偏好传统的受害者,她们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许多基于性别的差别待遇事件.这些事件会对妇女自身的性别观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文章以生命历程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对调查数据和资料的分析,研究妇女生命历程中的事件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妇女生命历程各个不同阶段中,她们所经历的一系列基于性别的差别性待遇的影响会不断累积,让她们逐渐感知到两性在家庭、社会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从而增加妇女发生男孩偏好的可能性.甚至这些经历和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都会对妇女的男孩偏好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弱化妇女男孩偏好的政策建议.     

对中国生育"男孩偏好"社会动因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部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文化诠释和制度分析,说明了生育“男孩偏好”的文化根源和制度基础。指出:在中国社会,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备的价值、特别是家庭和社会价值;同时“男孩偏好”是一种源于家庭制度和个体社会行为模式、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要扭转它需要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     

农村独女户男孩偏好转化研究——基于湖北部分县市的抽样调查

在性别比居高不下的大环境下,湖北农村的独女户群体依然保持一定规模但其男性偏好呈现弱化走势,本文通过比较独女户群体和有几户群体在基本生存状况、生育意愿、性别平等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同,来分析“独女户”这种家庭结构的选择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的制约,以期为性别比控制政策的制定做出有益探索。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

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导致了婚姻市场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本文使用中国2000年普查数据和所预测的2001~2050年人口数据,结合初婚和再婚市场设计了度量婚姻挤压的指标,测度了2001~2050年中国的婚姻挤压程度,考察了男孩偏好和再婚因素对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的影响。结果表明未来中国婚姻市场每年有10%~15%男性过剩人口,达到120万人。男孩偏好导致的高出生性别比显著影响未来婚姻市场,而再婚人口对婚姻市场上过剩人口也有显著影响。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研究

本文基于"四川省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问卷"的调查数据对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所调查育龄群体的理想子女数约1.8个;男孩偏好发生概率具有明显的地区、人口特征,民族属性、家人想法、对生育政策知晓情况以及养老方式等变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显著。分析认为,这是个体所处环境对其影响作用所致。因此,政府应借助各类传播媒介,利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方式,加大对人口现状及生育政策等知识的宣传,扩大新型生育观念普及面,通过减弱男孩偏好逐步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平衡。除此之外,"一儿一女"的生育偏好普遍存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虽然满足了婚育家庭的生育需求,但有可能激发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的男孩偏好,打击"两非"仍是未来人口工作重点。     

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

在影响妇女男孩偏好的因素中,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在浙江、湖北和河北3个省份开展的“农村妇女家庭及生育状况”专题调查数据,运用回归模型分析了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夫妻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现代特征,而且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的男孩偏好起着弱化的作用。家庭地位高、权力资源丰富、对丈夫家依赖程度较低的妇女,她们的男孩偏好比较弱。     

家庭基础教育投入决策“男孩偏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如何促进男童和女童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目前教育界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探寻子女性别对家庭基础教育投入决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识别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与男孩相比,女孩更可能面临"教育关心程度低、入学年龄大、辍学可能性高"的教育风险。究其原因,父母的"教育对儿子收入影响大于女儿"的价值判断标准导致了女孩更可能"晚入学";预期"未来对儿子的经济依赖大于女儿"的父母倾向给予男孩更多的教育关注,并降低男孩的辍学可能性。因此,要解决家庭内部男童和女童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问题,需从家庭传统的价值判断标准和养老思想入手。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性别偏好——基于深圳调查的研究

文章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中国深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定量研究了农民工的性别偏好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后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与行为仍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特征;社会网络因素、流动因素和个体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的男孩偏好观念与行为产生了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中国城镇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和原因有重要作用。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分因素贡献率

文章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比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经济学中的贡献率概念,给出分因素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贡献率计算方法,比较在全国出生性别比升高中各省的贡献及在各省出生性别比升高中分城乡及分孩次的贡献程度,为做好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工作提出新的观点和建议。     

土家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调查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土家族女性的婚姻迁移,土家族地区的婚姻市场就呈现为男多女少格局,预演了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中国几十年内的性别后果。土家族地区男多女少的性别格局产生了三方面的性别后果：男性择偶困难;逐渐形成了“宁要两女也不要两男”的生育性别期望;已婚夫妻的权力关系向妻子倾斜。土家族地区的实践告诫人们：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本是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借助现代B超技术的产物．侣却会在几十年后以同样残酷的方式惩罚着男性和罄个社会。     

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规模的判断

中国人口经历了长达1/4世纪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过程,其结果是男女性人口数量的严重失衡。现有统计资料难以准确反映男女失衡的规模,间接估算,1980~2006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出生队列累计,男性比女性"多出生"3331万人,其中"应该多出生"1846万人,"偏高多出生"1485万人;2006年0~26岁存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3402万人,其中"应该多出"1965万人,"偏高多出"1437万人。     

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

以"五普"数据为基础,分析全国"地市"的出生性别比、婴儿死亡率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本文的分析表明实行"第1个孩子为女孩,间隔几年允许生第2个孩子"生育政策的人口比例越高的地区,出生性别比和婴儿死亡性别比失常越严重;实行较为宽松生育政策的地区比较接近正常.实行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利于解决目前出生性别比严重失常和女婴死亡严重偏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