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以及半结构化访谈法,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务农经验、自我认知和未来发展、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度及生活消费方式等方面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非制度化的市民身份认同心理,而该认同心理受个人收入与家庭背景、社会保障权益以及社会接纳氛围等现实因素的影响。     

人力资本、阶层地位、身份认同与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北大核心CSSCI

文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人力资本、阶层地位和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较低,青年农民工的意愿高于中年农民工。阶层地位、身份认同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阶层地位还通过身份认同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没有直接影响,但通过阶层地位、身份认同产生间接影响。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机制存在代际差异,青年农民工的意愿同时受阶层地位和身份认同的影响,而中年农民工主要受身份认同影响。由此,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设计应注重农民工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并积极推进农民工城市的社会文化融合,以促进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和城镇身份认同,从而推动农民工的永久迁移。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二元性及其返乡消费高可见性符号特征——基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的对比研究

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进行了对比,以返乡消费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实证调研分析,构建了身份二元性、 社会融入感知、 身份重构动机与高可见性返乡消费之间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异地务工青年相比,更倾向于高可见性返乡消费;新生代农民工比城市异地务工青年具有更高的身份二元性特征,并且通过身份重构动机来影响其高可见性返乡消费;社会融入感知在身份二元性与身份重构动机之间起调节作用.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科学理性消费.     

劳动时间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的分析

幸福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如何让全体国民生活的更幸福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不高,且劳动时间普遍过长,劳动时间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要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需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限制用人单位的加班时间,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性别、健康、住房、外出务工时间、相对收入、不确定性防范、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     

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

基于时空情境变化的背景,结合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业农民工的566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农民工主体角度探讨他们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农民身份呈模糊认同的状态。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等6个变量最终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起着独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由大到小影响着农民工身份认同。     

地位结构、制度身份与农民工集体消费——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新都市社会学的集体消费视角出发,在对集体消费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以深圳市的实证调查资料为依据,重点分析了农民工集体消费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变量。结果显示,地位结构、制度身份和关内、关外二元结构是制约农民工集体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而且反映在集体消费领域。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基于建筑业农民工的考察

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关系到这个群体城市融入的问题。本文依据对建筑业农民工群体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探讨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如何建构了农民工群体的归属感问题。本文认为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宏观制度结构因素对群体的身份地位的作用和影响,还应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制度设置是如何建构成员对群体的依附、归属并建构出群体边界的问题。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得出只有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融入城市。     

基于地域、部门与行业差异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研究

农民工工资歧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现实。在依据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中的2013年中国城乡工资的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从地域、部门类型及行业三个层面探究农民工工资水平及歧视问题。研究发现：1.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呈现由高至低的阶梯状;2.在企业部门类型中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由外资向自由职业逐渐下降;3.在行业中的第一、二产业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大于第三产业。     

工资率提升对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影响

大量农民工处于严重的超时劳动状态,就业质量不容乐观。学界普遍认为农民工超时劳动多为提升收入,因而提升工资率有助于其工作时间的减少。这一结论与劳动供给理论相悖,原因在于能力偏差和工资率计算的除法偏差均导致工作时间和工资率存在负相关关系。本文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应用工具变量方法消除估计偏差,分析工资率提升对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资率提升使得高技能农民工超时劳动概率增加,工资率提升10%导致男性和女性超时劳动概率分别增加8.41%和13.18%;工资率提升对低技能男性农民工超时劳动具有较小的缓解作用,工资率提升10%导致低技能男性农民工重度超时劳动概率下降1.11%,而使得其超时劳动时间和重度超时劳动时间分别减少0.89%和1.04%;工资率提升使得低技能女性农民工超时劳动增加,工资率提升10%导致低技能女性农民工超时劳动和重度超时劳动概率分别增加9.33%和4.58%,而超时劳动和重度超时劳动时间分别增加1.81%和1.36%。工资率提升对农民工超时劳动的缓解作用是有限的,因此政府部门应保证农民工获得合理加班工资,同时加强对工作时间的限制并为农民工提供更...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我国农民工自我归类模式的理论研究——基于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合过程分析

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上对我国农民工的自我归类模式进行深入研究.一般而言,农民工将自己看作是城市人,农村人或边缘人,这种自我归类来自于一种特定阻止他们融入城市的心理保护机制.为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必然制定一系列保护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策.     

西部城市农民工双重社会适应研究——基于重庆的问卷调查

论文通过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重庆市农民工城市和农村社会适应状况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农民工城乡社会适应水平都不高,城市职业适应和生活适应高于农村,农村文化适应比城市文化适应更好。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教育程度、收入、打工时间、和配偶一起打工、社会剥夺感、政府帮助等对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不同方面有显著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

本文运用2008年宁波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主体视角下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现状及影响凶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的社会距离建立在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两个层面基础上;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在增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丁的社会距离。要促进新生代农民丁的城市融人,缩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民、政府和社会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Winding Road Toward the Chinese Dream: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Our analysis of a recent survey uncovered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in Shanghai. Furthermor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curvilinear, showing that increasing income yields diminishing returns. Drawing upon ethnographic literature concerning migrant workers, we suggest several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poorest migrant workers, small increases in income are correlated with longer working hours and increased social comparison with their urban neighbors. After migrant workers’ income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however, they are able to save money, giving them hope for future social mobility. Furthermore, migrant workers with disposable income can purchase status symbols, helping them to partially overcome their stigmatized statu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come on life satisfaction eventually reaches a plateau, however, as even the wealthiest migrant workers find that they cannot surpass the limitations presented by their outsider identity and lack of an urban residence permit. Other findings include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income satisfaction an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income satisfaction. We conclude that the unique context surrounding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lters the typical effects of certain factors upon well-being and satisfaction.     

农民工的生活与消费——对兰州市进城务工人员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兰州市进城务工人员的抽样调查发现,2006年,兰州市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大约为830元;月平均消费总额约占总收入的66．7％,其中用于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费占到全部消费额的75.3％,用于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额约占其总消费支出的10．1％。总体上讲,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在城市中处比较低的层次。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基于76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基于不同收入层级的跨地区比较

利用2009、2010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了医疗保险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医疗类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则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医疗保险对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差异显著,对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同样差异显著;分收入层级来看,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之间差异显著。此外,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农村消费起到带动作用。最后,本文从加大政府补贴和完善保障机制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有效降低农村居民家庭超常的预防性储蓄,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