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缓征数字服务税吗？

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高度数字化企业无需在利润来源国设立产生征税权的实体常设机构,却可以在世界攫取高额利润,由此所造成的税收治理矛盾,给传统税收体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征收数字服务税已成为国际税制改革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然而,目前在中国是否应该开征数字服务税上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尽早开征数字服务税,早开征则主动,缓征则被动;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中国应该缓征数字服务税。我们主张,中国应该尽早开征数字服务税,并按照下列进阶路径推进数字服务税战略：一是站在时代高度,从中国实际出发,贡献数字服务税的中国智慧;二是立足大局,着眼长远,谋划数字服务税征管新体系新机制;三是认真研究借鉴,洋为中用,设计好数字服务税的“中国方案”;四是把握数字经济基本特征,坚持数据存在原则,精准确定课税对象;五是坚持独立自主,强化顶层设计,争取国际规则谈判的主导权。     

服务经济时代的服务管理策略

服务经济(service-based economy)是指以服务活动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或者说一国从以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生产为主转向以服务产品的生产为主。[1]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服务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增长速度不如工业,而且服务层次不高,仍以商业、饮食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     

我国房地产税改革的法律架构

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的税、租、费错位,税租费体系不明晰;税种设置不合理,征税范围狭窄;税率设计欠科学,计税标准欠合理,从而限制了房地产税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为此,必须科学地确定房地产的税、租、费体系,合理地设置税种,规范房地产的税收体系;扩大征税范围,发挥房地产税的调控作用,科学地设置税率,发展和规范房地产市场。     

欧盟投资法院机制的不确定性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欧盟近年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进行了改革,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建立投资法院制度(Investment Court System,ICS)。用投资法院制度取代传统的投资仲裁制度,并且设立上诉法院,是对传统投资仲裁制度的重大变革。欧盟尚未取得缔结含有ICS机制的投资协定的专属权限,投资协定的生效仍需获得所有欧盟成员国的批准,该协定能否获得欧盟成员国的一致批准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ICS缺乏独立的承认和执行机制,在适用现有的《华盛顿公约》与《纽约公约》的承认和执行机制时又面临诸多法律问题。虽然欧盟法院近期发布的1/17裁决意见通过对欧盟与加拿大《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CETA)进行文本分析确认了ICS机制与欧盟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实践中欧盟法院是否会充分尊重ICS裁决仍不得而知。需要对欧盟层面ICS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厘清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与进展,为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国是否应当接受ICS机制提供建议。     

全球最低税改革的规则创新与中国应对

为了应对有害税收竞争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二十国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动全球最低税改革。全球最低税改革的核心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广泛、协调的最低税制度,旨在确保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就其在每个辖区经营产生的所得支付最低水平的税款。但在理论层面,全球最低税改革或将对税收主权造成过度限制,对税收竞争形成严格规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价值创造原则;在实践层面,全球最低税改革将对各国的税收立法、税收征管和税收争议解决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全球最低税改革逐步进入实施阶段,中国政府应当审慎推进全球最低税制度在中国的转化立法,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最低税制度的税收征管和争议解决机制;中国跨国企业则应当灵活调整集团的投资布局,提前作好税收信息合规准备,合理运用各类排除、豁免规则。     

数字税国际争议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及中国对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新的国际税收争议,主要表现为数字税三种属性下主权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关于数字税相关问题的博弈。数字税国际争议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都有所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机制和合作秩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未雨绸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用好WTO、G20等多边平台,主动与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沟通数字税相关问题,在区域和全球多边等层面参与和推动数字税收规则谈判,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数字税相关政策试点。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的识别标准及规范续造

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及其类型化问题是个人信息保护理论研究的原问题,也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基础性问题。从域外法来看,个人信息界定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从“识别标准”发展到“识别+关联标准”。我国立法关于个人信息的界定尚未统一,理论上也尚未完全形成对个人信息内涵与标准的共识。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标准”存在操作难题,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分级分类是有针对性、差别化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进路,但整体而言,我国现有个人信息分类分级制度仍相对粗陋,个人信息收集知情同意规则、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相关主体权利义务规则等仍有优化空间,特别是个人信息识别标准制度仍亟待改进。寻求个人信息范围之理论突破,可以识别标准为突破口,从单一“可识别”标准转向多元场景“可识别”标准,注重个人信息界定的情景化、弹性化、本土化。从制度创新角度,应当进一步创新我国个人信息内涵规则、外延规则、分类规则和分级规则等规则体系,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范续造。     

我国化工企业应对欧盟REACH法规的对策探讨

长期以来,我国化工产品一直是国外"反倾销诉讼"的重点对象.而随着入世以来最大贸易壁垒--欧盟RWACH法规的实施,中欧之间90%以上贸易额将会因此受到影响,我国化工行业更是面临着一场严峻考验.在新摩擦经济中,产能和销售不断扩大的中国产品受到其它国家的贸易壁垒或反倾销申诉并不意外,关键是如何弱化其不利因素的影响.将冲击力降到最低.作为REACH法规的应对主体,化工企业应该积极研究REACH应对措施,在有限的缓冲时间内做好相应准备工作,顺利冲关.     

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注意力作为注意力经济运行增长的源动力,同时也构成了产生共鸣的窗口。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勾连,使得人的注意力在经济发展中遭受异化,从而使得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回应呈现为“缺乏关系的关系”格局。因而,只有通过对注意力经济形态进行存在论研究,阐述注意力的本真存在形式,解析注意力在资本装置下的异化态势,促动人们从行动上来反抗资本逻辑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与入侵。同时,通过对注意力经济形态的认识论层面的批判和价值论层面的反思,才能扬弃主客二元结构的思维方式,消除这种思维方式所构筑物性的资本逻辑,重新审视注意力与剩余价值的关系,从而为超越资本找到克服注意力异化的可能路径。     

经济理论研究要为经济改革服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今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现在全省人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党代会的认真研究讨论,一致认为,四川要把转移搞好,首先就要把起步起好,必须下决心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一面前进,一面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就是说,要通过调整充实,填平补齐,充分发挥政策的威力,把经济搞活,特别是把农业搞上去,     

数字时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变革、挑战与应对

数字时代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推动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向网络空间和心理空间双向拓展,改变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和用户之间,以及南北方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增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筹款服务和倡导动员等方面的行动能力。但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数字”也给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公私领域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平等性带来了新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须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将国际非政府组织境外涉华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涉华数据行动规制,确保国家数据安全;强化技术赋能,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低碳经济时代城市交通规划应对策略探索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城市交通亟待进行低碳模式的转型,城市交通规划作为城市变通发展的纲领文件,在规划实践中应针对低碳城市的特征变化采取积极应对策略,使城市交通的发展既满足居民的交通需求,又能有效的降低碳排放和能源消耗.提出建立“公共交通+慢行交通”为主体的变通方式结构体系、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交通协调发展的低碳型城市变通规划理念,进而从城市交通方式结构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保障政策的制定等方面,详细探讨了实现城市交通低碳转型的策略.     

数字经济时代客户服务数字化转型策略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随着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企业由原来单纯的重视产品为中心,发展到产品本身和产品服务并重,客户服务成为企业运营的生命线。数字经济时代呼唤客户数字化服务转型,重塑数字化服务新体系。数字化服务呈现在线化、平台化、智慧化、透明化等特点。数字化服务转型策略为:服务意识的数字化转型,由被动服务向合作共赢的服务生态转变;服务能力的数字化转型,由传统后置服务向个性化智慧服务转变;服务体验的数字化转型,由结果管理向全程体验管理转变;服务价值的数字化转型,由单纯服务向创造价值服务转变。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企业管理变革

论文从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管理面临的新变化入手,分析用户价值主导促进企业管理目标转变、互联网信息多元交互促进营销管理流程变革、消费者角色转变促进生产管理体系变革、零工经济促进职工管理过程转变的逻辑内涵,并探索当前我国企业管理所面临的痛点,最后从客户管理、营销管理、生产模式管理、用工管理四个方面提出数字经济时代下企...     

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庸领导智慧研究

世界正处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的大变革时代。数字时代呈现出快速变化、日趋复杂、充满模糊和不确定等新特征,企业领导者面临着认知产生凝滞、整合冲突常态化和决策逻辑亟待改变等新挑战。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庸智慧将为领导者应对环境新变化提供有益启迪。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的新特征,总结了领导者面临的新挑战,阐述了中庸领导智慧的时代价值,提出了数字经济时代中庸领导的五项法则。     

国际渔业补贴改革趋势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控制补贴总量,维护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减少对贸易造成扭曲的补贴,加强补贴政策的透明性和规范性;调整补贴结构,控制渔业生产能力、提高渔业部门盈利能力将成为国际渔业补贴改革的三大趋势。研究世界渔业补贴的整体水平及其发展趋势,借鉴发达国家在渔业补贴政策上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合理地完善我国的渔业补贴政策,更有效地应对国际渔业补贴的改革趋势。     

数字经济背景下推行央行数字货币的挑战及其应对

近年来,数字货币在中央银行的推动下在我国得到了持续性的发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推行央行数字货币将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货币流通环境的改善、法律制定与法律监管、信息技术实现以及对其他性质货币的监管带来挑战。因此,我国应该对数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保证,对数字终端市场和应用场景展开配套建设,对法律和监管进行相应的完善,加大信息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积极参与超主权数字货币体系的构建,以应对并解决推行央行数字货币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最终实现其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及启示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自 1 962年实施以来经历过一系列修改和完善 ,2 0 0 3年 6月实施的重大农业政策改革的目的是应对WTO农业谈判和为欧盟扩大作好准备 ,同时减少现有和潜在的农产品剩余 ,确保欧盟农业财政平衡 ,从而增强欧盟农业的市场主导作用 ,确保欧盟农业长期稳定发展。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重大改革不但将明显地改变欧盟对生产者的支持方式和激励结构 ,还极有可能对欧盟农业生产和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同时也将对全球粮食与农产品市场以及欧盟在WTO农业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带来巨大变化     

数字经济下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征管的挑战与应对

互联网的繁荣发展促使经济要素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催生出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这使得全球跨境数字交易加速发展,由此对增值税征管造成较大冲击。面对跨境数字交易带来的消费地原则未完全落实、纳税主体不明确、征税边界模糊、税收征管改革缺乏与数字经济的协同性等诸多挑战,推进增值税征管改革迫在眉睫。借鉴国际共性经验,我国的增值税征管改革应从落实消费地原则、明确纳税主体、更新征税范围、推进征管数字化升级等方面着力推进。     

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当前全球化进程正在影响着我国经济的系列主权,尤其是自然资源处置权、经济立法权、经济领域中的管辖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削弱。对此,本文提出了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完善经济法规体系、主动参与制定规则以及以法护权等系列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