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缓征数字服务税吗？

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高度数字化企业无需在利润来源国设立产生征税权的实体常设机构,却可以在世界攫取高额利润,由此所造成的税收治理矛盾,给传统税收体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征收数字服务税已成为国际税制改革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然而,目前在中国是否应该开征数字服务税上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尽早开征数字服务税,早开征则主动,缓征则被动;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中国应该缓征数字服务税。我们主张,中国应该尽早开征数字服务税,并按照下列进阶路径推进数字服务税战略：一是站在时代高度,从中国实际出发,贡献数字服务税的中国智慧;二是立足大局,着眼长远,谋划数字服务税征管新体系新机制;三是认真研究借鉴,洋为中用,设计好数字服务税的“中国方案”;四是把握数字经济基本特征,坚持数据存在原则,精准确定课税对象;五是坚持独立自主,强化顶层设计,争取国际规则谈判的主导权。     

税收公平视角下数字税功能创新

为了平衡国家间税收利益和实现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有效征税，法国等欧盟国家率先出台了数字税。与欧盟诸国不同，我国数字企业集中在国内，跨国公司利润转移和税收收入流失现象并不突出。我国更应关注数字巨头强大盈利能力与其税负水平不匹配的问题。该问题源于数字企业享有用户无偿的数字劳动和具备网络效应而获得超额收益，以及数字企业不受传统生产要素约束而拥有更大税收筹划空间。致力于分享企业常规收益的企业所得税对数字经济造成的经济分化和税收不公问题难以有效调整。故而，我国数字税应为数字企业的超额收益税，合理评估数字企业数据收益和垄断利润，从数字经济中汲取税收收入，发挥税法在税收公平和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     

数字服务税开征的正当性及其思路——基于互联网反垄断视角的考察

传统税法适用于互联网行业时,在税收管辖权、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等方面呈现低兼容性,税收征管也易遇到技术难题。这使得互联网企业较之实体企业能享受更为有利的税制环境,“头部企业”所获益处更为突出,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互联网行业垄断的形成和发展。对既有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规则有针对性地进行修补,能部分缓解前述困境但无法治本,数字服务税因而成为一个可能的选项。针对数字服务征税,具有可税性基础。在具体设计规则时,要将促进三个维度的公平竞争作为重要目标,据此来考量相关制度安排。     

数字经济下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征管的挑战与应对

互联网的繁荣发展促使经济要素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催生出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这使得全球跨境数字交易加速发展,由此对增值税征管造成较大冲击。面对跨境数字交易带来的消费地原则未完全落实、纳税主体不明确、征税边界模糊、税收征管改革缺乏与数字经济的协同性等诸多挑战,推进增值税征管改革迫在眉睫。借鉴国际共性经验,我国的增值税征管改革应从落实消费地原则、明确纳税主体、更新征税范围、推进征管数字化升级等方面着力推进。     

我国构建数字经济税收法律制度的现时难题和优化路径

传统税收法律制度在对数字经济企业实施税收征管时存在征管依据缺失、征管技术落后等不足,进而诱发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导致无法对数字经济进行充分有效的征管。各国对数字经济的利益诉求不同,使得在国际层面具备广泛共识的数字税方案难以达成。从国内层面来看,我国对于数字经济的税收征管仍旧依靠传统税收模式进行,并未将数字税作为独立税种在法律上予以确认。这种税收模式在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当下已经无法满足数字经济税收征管的现实需要。对于当前中国构建数字经济税收法律制度的路径,可以通过升级数字税收监管技术、发挥数字经济平台的监管作用和加强国际税收合作等手段进行优化,并积极参与和推进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数字税收法律规则的制订。     

数字税国际争议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及中国对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新的国际税收争议,主要表现为数字税三种属性下主权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关于数字税相关问题的博弈。数字税国际争议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都有所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机制和合作秩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未雨绸缪,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用好WTO、G20等多边平台,主动与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沟通数字税相关问题,在区域和全球多边等层面参与和推动数字税收规则谈判,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数字税相关政策试点。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原则

"经济关联原则"作为协调国际税收管辖权的理论指导,关系到国家之间税收利益的分配与平衡,传统国际税收秩序在判断经济关联度时主要依赖有形场所要素,而且对经济活动和价值形成过程的要素分割过于简单,这与传统经济模式是相适应的。数字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运营模式和价值形成机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带来挑战,也导致征税权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当前国际社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在构建新的联结规则时,较多地考虑技术操作层面,而对创造价值的关联要素重视不够,这是传统国际税收利益格局固化的体现。"价值创造"和"实际经济活动原则"是"经济关联原则"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必须以此为理论指导。在数字经济环境下,消费者和消费市场是价值创造的实质关联要素,消费市场作为重要的价值来源地应据此享有更多的税收管辖权。     

数据税: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

OECD提出的“数字服务税”因缺乏充分的经济学理论支撑造成了数据红利分配不均、数据流通壁垒等问题。数据要素确权是强化数据保护和设立“数据税”的前提,据此赋予消费者和政府部分数据要素的所有权符合公平性原则,消费者和政府应是数据要素所有者群体中的一员。“数据税”是实现消费者和政府出让数据使用权而应得的“数据租”,以“资源税”定性“数据税”也准确彰显了数据的生产要素属性。在税收制度设计中,以数据要素为征税对象可以实现数据要素的全产业链监管,以数据要素规模为税基的从量税设计可以解决数字服务税的税收转嫁、双重征税等缺陷。     

全球最低税改革的规则创新与中国应对

为了应对有害税收竞争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二十国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动全球最低税改革。全球最低税改革的核心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广泛、协调的最低税制度,旨在确保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就其在每个辖区经营产生的所得支付最低水平的税款。但在理论层面,全球最低税改革或将对税收主权造成过度限制,对税收竞争形成严格规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价值创造原则;在实践层面,全球最低税改革将对各国的税收立法、税收征管和税收争议解决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全球最低税改革逐步进入实施阶段,中国政府应当审慎推进全球最低税制度在中国的转化立法,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最低税制度的税收征管和争议解决机制;中国跨国企业则应当灵活调整集团的投资布局,提前作好税收信息合规准备,合理运用各类排除、豁免规则。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与服务业税制:政策现状与瓶颈研究

我国服务业税制的一大特点是对服务业广泛征收营业税,这导致国家闯服务贸易重复征税及国内税重复征收现象的出现.此外,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也亟待完善.为此,我国应将取消营业税,推行增值税,实现对服务贸易出口退税作为服务业税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并应尽快扩大服务业出口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     

海峡两岸自由贸易区建设与税收协调——基于闽对台先行先试的思考

两岸自由贸易区建设与税收协调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下两岸经贸发展的必然要求。两岸自由贸易区建设与税收协调进程中闽对台先行先试的政策选择是:在货物贸易方面,通过在闽台间实行较大范围的进口货物关税减免和出口货物完全退税,促进闽台间货物的自由流动;在服务贸易、投资准入和技术合作方面,借鉴粤港合作经验,建立闽台协商沟通平台,促成闽台先行签订相关合作协议;在境内税收协调方面,可先从签订闽台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入手,再向避免双重征税、防范逃避税、各自境内税收优惠协调等其它方面推进。     

数字贸易规制构建及中国的因应

数字贸易正在数字经济时代快速崛起。国际社会就数字贸易规则的探索正在快速推进,但达成数字贸易多边规则仍存在制约因素。美国、欧盟以及中国模式及其实践形成了与数字贸易有关的典型数据立法,也反映出数字贸易国际法律规则构建中有关数据本地化、规则侧重领域、规则构建路径等方面业已存在的价值冲突。未来,中国应更加主动参与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以保障数据安全作为前提,及时提升数字贸易配套,倡导试点区域贸易协定,坚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力争深化达成数字贸易全球规则的共识,为数字贸易国际法律规制形成诸边或多边框架。     

和谐社会与诚信税收

国家税收具有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调节分配的职能,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能够发挥极端重要的作用。和谐诚信税收,首先是要求政策制度和谐,即实施中性稳健的税收政策,坚持法治公平高效的税收理念,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税收制度,以人为本的税收制度;其次是征收管理和谐,牢固确立依法治税的根本原则;再次是治税环境和谐,纳税人依法纳税,征税人依法征税,享税人依法护税协税,用税人依法合理高效用税,管税人严格依法管税,努力营造良好治税环境。     

跨境数字经济下“场所型常设机构”税收规则的解释性重塑

跨境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营业所得的国际税收分配规则造成严峻挑战,其中,以物理存在为基本构成要求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税收规则已经失去其原有的功能和作用。为应对这一挑战,OECD提出了范本注释方案,2015年G20峰会核准通过的BEPS行动计划提出了有关常设机构的较为系统的解释性重塑方案。梳理分析这些解释性重塑方案以及有关国家的立法和政策的调整变化,可以发现,有必要构建整合形态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理论并进行具体规则设计。为顺应"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平分享跨境数字经济下的税收利益,中国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商构建关于整合形态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的税收协定条款。     

中国特色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构建

数字经济的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数据化、国际化特征,引发了数字经济治理的根本性变革,使治理价值取向、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国际治理规则都发生了改变。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济治理具有不同特征,美国推行数字自由主义,欧盟注重隐私安全,日本对接欧美兼容自由与安全,发展中国家实施本地保护主义。中国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要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坚持数字向善的价值导向,坚持适度自由以保持数字经济运行动力,坚持安全边界,实施多元协同监管,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基于博弈视角的税收文化再造

税收文化是在纳税、征税和用税过程中所形成的税收法律、税收修养和税收精神的总和,通过税收独特的经济行为来体现.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税收文化中纳税人和征税人的策略选择.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纳税人在税收市场的演化博弈过程中,不断修正和改进自己的行为,模仿成功的策略;税收机关也在反复的尝试中选择合理的策略,从而在长期过程中实现税收文化的再造.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融入社会各行各业,由其衍生出来的各种商业模式为全球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力。数字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我国税收带来了立法基础发生改变、税基估值难以确定、纳税主体界定困难、税收治理方式相对滞后等方面的挑战。在剖析数字经济对我国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影响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世界各国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政策经验,结合我国发展实际,建议进一步确定数字交易税制改革方向,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税收环境。     

论网络经济税收体系的构建

目前,我国网络经济基本上是游离在税收体系之外的,把网络经济纳入征税范围将有利于税收体系的健全。但是,对网络经济直接套用现行税制是不可行的。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开征流量税的办法来解决对网络经济征税的问题。     

对我国税法中确立“疑税从无”原则的思考

“疑税从无”是指对税收征管中的矛盾和疑点保持质疑,该原则具有强烈的客观性,是税收法定主义在实践中的具体演绎,也是税法原则完整性和人权保障价值理念的内在要求.“疑税从无”原则对政府征税权构成制约,使税务机关不能仅依间接资料而推定课税,从而为公民的经济生活和法律行为提供了可预测性和确定性,成为提升税法立法级别的推动力之一.我国税法立法应恪守税收法定的理念,从明确课税要素、在有关税收案件的审判中引入税收判例制度、加大对税收征管行为的司法审查力度和广度等方面确立“疑税从无”原则.     

学习税收知识坚持依法治税

“民以食为天 ,国以税为本”。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和重要保障 ,是政府执行经济社会政策的主要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税收在调节国民经济运行、贯彻国家产业政策 ,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维护社会稳定 ,优化投资环境、促进改革开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 ,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学习税收知识 ,认真研究税收工作 ,进一步加强对税收工作的领导 ,在全社会形成一个依法纳税、依法征税、依法治税、依法协税的良好环境 ,把税收工作不断推向前进。一、学习税收知识 ,指导经济建设税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