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写作“主体性”的再思考

置身于人工智能时代,当代写作已无法以"限度"之名逃避与人工智能"作者"的竞争,写作的主体性问题进入反思领域。透过主体论诗学的"人性"神话与后人类主义的激进想象,人工智能写作在人机交互的间性主体和机器的他者维度得到重新思考。人们需要警醒自身的人类中心主义与技术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在通向行动的道路上不断适应智能的发展,承认主体性的媒介性存在方式,与机器、赛博格、人工智能在内的生态圈保持互生关系,才可能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激活人工智能时代写作的主体性。     

唐代诗学“兴象”论发覆

"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一个独特的范畴,在它身上凝聚着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智慧与审美体验方式,从而受到唐代诗人的普遍认同与尊崇。唐代诗人从四个方面对"兴象"进行了阐释:"兴感",诗歌创作生发论;"兴象天然",诗歌创作特征论;"兴寄",诗歌创作反映论;"兴会",诗歌创作灵感论。     

“诗歌事件化”作为传播策略——论新媒体时代的“诗歌事件化”现象及其反思

近年来,诗歌界进入新媒体时代后"热点事件"频繁爆发,如赵丽华诗歌事件、裸体朗诵事件、羊羔体事件、诗人跑奖事件、余秀华事件、诗人自杀事件、诗人抄袭事件等各种诗歌事件接踵而来,无论是传播速度、波及面还是影响力都让人始料不及。而且,"诗歌事件化"已成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常态,甚至已成为诗歌传播过程中一种至关重要的策略。何以出现这种现象?其诗学意义与价值何在?这是新媒体时代诗歌所必须面对的一种新生态,同时亦是值得反思与审慎的一种诗歌新现象。     

怨与清：钟嵘“滋味”论诗的文学史意义

钟嵘《诗品》以"滋味"论诗,使中国诗学有了新的审美范畴。审视钟嵘《诗品》品评的五言诗及其反映的生活,会发现"滋味"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充满审美张力的审美范型。"怨"与"清",既是五言诗内容的客观存在,又是五言诗的独特"滋味",也是钟嵘评诗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范型。"怨"与"清"是魏晋时代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反映,"怨"是诗歌创作的外在感召,"清"是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水"意象往往是内心之"怨"的象征,是对"清"境界的审美追求,并成为魏晋诗人纾解时代"哀怨"的手段和途径。     

艾略特"非个人化"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探讨了20世纪现代派代表诗人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以及其深刻内涵,和诗人提出此理论的目的和意义。论文指出“非个人化”诗学强调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缺失,客体显现,反映了其对浪漫主义文论的反对,和向西方理性主义的回归。这种诗学观与中国传统诗学中所提倡的以无我之心观察万事万物不谋而合。这种“无我”之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类中心论和情感中心论,从而建立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共时的互相响应。     

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身份焦虑--以卞之琳、冯至、穆旦为例

本文以卞之琳、冯至、穆旦等现代主义诗人为例,对他们20世纪30、40年代诗歌创作中建构的民族想象以及由此反映出的身份意识进行了历史的回溯,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他们进入50年代后所面临的身份困境。50年代,不论是宏观的文化选择,还是具体的诗歌创作,现代主义诗人都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热情以及“蜕变”新生的愿望。然而,经历了思想和艺术“蜕变”的诗人,并没获得精神的自足与安慰,反倒陷入了焦虑与不安中。其诗人的身份遭遇了双重的质疑,一重源于时代和社会,另一重则源于自身。在尴尬处境中的现代主义诗人,缓解身份压力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文学翻译。     

米与盐：家庭诗学的两极--以王小妮为中心

王小妮的诗歌创作可以纳入一种家庭诗学的视野加以阅读和研究。这一诗学体系由米和盐两种日常物质所标的，并构成家庭诗学的两极：在高纬度上，家庭诗学抵达了生活之甜，它是诗歌的梦想原则，展示为忧郁问题，关注室内价值和写作自身；在低纬度上，世界之咸表达了家庭诗学的现实原则，它呈现为焦虑问题，诉诸室外价值和写作的介入性。组诗《重新做一个诗人》既表明了王小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写作态度的转型，也为读者探索家庭诗学的物性结构及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标识性文本。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学散论

美国19世纪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虽然没有留下明晰成文的诗歌理论,我们依然可以从她谈论"诗歌"和"诗人"的具体作品中追索提取其诗歌散论。狄金森的诗歌创作阶段有明显的旺盛期与非旺盛期之区别,其中蕴育了不同内涵的诗学观:从旺盛期受超验主义影响的诗人论,到狄金森独家的诗歌生成论和诗人论,再到从读者角度提出的诗歌本体论,最后是充满玄学色彩的诗观,显示了狄金森对"诗人"和"诗歌"的原创性认知。     

李纯甫的诗学观念及其禅学渊源

李纯甫是金代诗坛的风云人物,其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都具有鲜明的狂放个性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他在<西岩集序>中提出"诗无定体""惟意所适"的诗学主张,认为无论文体诗体都是随心多变而没有固定体制,倡导诗人应秉持丰富的个性,以自得之心吐露真语,表现出轻体制、重情志的诗学倾向,这对当时文风渐衰的金源后期诗坛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意义.这一诗学主张深受禅学"以心为师""游戏三昧"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诗人当如禅家心悟一样以自家内心所悟所感为准地,大胆展现个性,超越已有体制,而作诗作文也会因此而成为达到禅家自由解脱境界的重要途径.李纯甫的诗学是北朝以禅喻诗的重要理论.     

巴赫金诗学的主体间性之思

巴赫金诗学话语中渗透着主体间性之思:其狂欢诗学破除了教会官方意识形态的主体性存在,恢复了官方———民间的主体间性存在;其对话诗学通过话语交流构建人物之间主体间性的复调世界;而其美学的外位性就是要宏扬审美活动中人的主体地位,构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主体间性世界。     

他人学问,自家性情——由“不俗”论看陈衍诗学观念的现代转型趋向

陈衍以"不俗论"为中心的诗学观念在时代环境作用下相对于道、咸时期宋诗派发生了重要的现代性新变。陈衍以诗话、诗选的形式构建了相对完整的诗学批评体系,将宏观诗论与具体诗评相结合,对于如何应用"人与文一"的理念指导诗歌创作与批评、诗人之言与学人之言之间的深层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而微的探讨,进而将诗学定义为承载士人文化生命、真实细致地摹写个人生命体验的艺术活动,赋予了诗学可与经济、义理、考据等"外学"并驾齐驱的独立价值。诸种观念对日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艺术实践性论纲

为什么要提出实践性艺术实践性的提出,是重新界定了文艺学体系逻辑起点之后的必然结果.我在关于逻辑起点的那篇文章(载《江汉论坛》1987年第3期,以下简称《逻辑起点》)中谈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既不应该是"主体性",也不应该是"客体性",而应该是马克思再三强调的"实践性".因为在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形式"看来,所谓主体,乃客体之转化为主体;所谓客体,乃主体之转化为客体,它们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历史进程而相互转化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把实践看作是文艺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并以实践性作为艺术的本体     

海德格尔晚期天、地、神、人四重奏思想探究

海德格尔在思想转折后提出的天地神人四重奏思想,得益于他对整个时代状况的分析和人类存在的重新审视,得益于他对科技本质的精辟阐释。正是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过程中,他逐渐孕育出了世界的四重结构这一思想,并用以揭示技术时代对存在的遮蔽,克服技术本性对人的束缚和支配,使人从技术世界中逃避存在、背离存在的主体蜕变为存在的守护者,栖居于由天地神人构成的四重世界中。     

《明诗评选》编纂的诗学思想一———论王夫之评明诗学前代诗歌简

《明诗评选》对前代诗歌创作的批评与接受是船山诗学思想的体现。船山认为明诗学得古诗表达方式和谋篇布局的传统创作手法并有所突破而具有神韵性。船山还指出在诗歌创作中由于杜诗创作求格律风格和唐诗繁琐曲折传统造成对情感表达的伤害,而且唐宋诗对诗“意”不具有创造性,最终只会将“意”寄托于前人之诗歌以此来舍旧趋新。     

“画法入诗”与诗中情画——论宫体诗的绘画笔法与娱情主题

梁代宫体诗为满足齐梁时代诗学新变的短咏需求而采用画法入诗手法,借鉴骨法用笔、气韵生动等绘画笔法刻画日常生活的诗意与圆融之美,艺术地将音乐、绘画、戏剧式的美集中凸显于诗歌语言形式、意象构成与审美意境中,使审美主体对诗中情画所传达出的审美情趣获得愉悦感知,开唐人诗中有画之先河。此时宫体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目的已与传统诗教顺美匡恶教化功能无关,与永明诗人将隐秀情思作情在词外的隐性表达也不相同,其诗作目的就是为了吟咏日常俗世生活的常态之美,以此获得审美娱情,建构快乐人生,也因此构成宫体诗声色审美的娱情主题。     

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运用——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站在世界历史的交汇点上对世界之问的深刻回答,这一理念既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与转化,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在时代变局中灵活运用,具有丰富的哲学方法论意蕴。主要体现在：坚持唯物辩证法把握“两个大局”,科学运用矛盾分析法把握世界问题,系统分析法优化世界整体与中国部分,坚持人为主体的唯物史观关照人类命运,创造性运用理论与实践统一法促进世界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系统分析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方法论运用,对于理解和把握这一理念的方法论意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类意识·悲剧精神——吉狄马加与聂鲁达诗歌的比较阐释

20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文学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语境,拉美文学的爆炸、少数民族作家的崛起成为一个鲜明表征。吉狄马加与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成为"双子星座"。本文力图通过对两位作家在"人类意识"与"悲剧精神"层面的比较分析,探索其成为优秀诗人的奥秘之所在以及给文学发展所带来的启示和思考。     

宋人"诵诗"现象刍议

"诵诗"现象出现于先秦时代,当时其含义只是一种特殊的诵读方式.在宋代,"诵诗"作为一个特殊诗学话语,它的主要含义是一种特殊的阅读和传播方式.它不仅具有强化诗歌传播的作用,还有促进诗歌创作的作用.宋代"诵诗"作为一个诗学现象,不仅与宋代诗歌创作者与传播者身份合一有关,也标识着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的主体性的凸现.     

人民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立意与价值旨归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提出的重要理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美好生活与国际新秩序新机制的迫切需要与殷切期盼。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人民在人类社会共同体中具有主体性地位,蕴含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力量。从国际现实来看,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本质上是对人民利益需求的全方面回应,符合时代潮流。不断凝聚人民的利益共识、构建人民利益共同体、发挥人民的主体力量,也就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因此,从人民视角出发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立意与价值旨归,及其对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完善国际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关系新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关涉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社会发展趋向的时代展望,自由人联合体是对美好社会的终极追求,基本内涵的差异构成二者理论张力的存在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自由人联合体关怀人类命运核心议题、"问题意识"与改变世界思维逻辑,以现实利益为基通达路径的承继,成为彼此理论张力的基本呈现;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渡型共同体本质、包容性时代内涵、相对具体的实践方略则构成二者理论张力的突出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张力的实践价值呈现为前者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意义,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重要启示,为全球治理供给中国智慧,为审视人类解放贡献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