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瞿秋白“有所保留”吗?

周建人同志在百忙中写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对于我们阅读鲁迅作品和研究鲁迅生平创作,都有极大帮助和启迪,无疑是十分珍贵的文学史料。但其中有个别观点似乎欠妥。如《鲁迅回忆录》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出版)中有关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的论述即为一例。现就此问题略抒己见。《鲁迅回忆录》在谈到鲁迅与瞿秋白关系时写道:“鲁迅认为那些口头上说得漂亮、实际上并不实行的空头理论家是‘毫不足靠’的。他对……瞿秋白看法就是一个例子。……后来鲁迅在编《海上述林》时,只收瞿秋白的翻译,而不选他的文章,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对瞿秋白是有所保留的。”这里,周建人同志认为,鲁迅觉得瞿秋白“毫不足靠”,对瞿秋白“有所保留”,主要     

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     

瞿秋白与鲁迅思想分期

鲁迅思想应分为早期、“五·四”时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但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将其分前期和后期。此种观点滥觞于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特定的观照视角 ,使瞿秋白忽略了鲁迅思想从早期到“五·四”时期的重要转折 ,也使他轻忽了鲁迅“五·四”文化批判的历史意义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政治情态中的文艺论战——瞿秋白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批判”探微

拥有政治革命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瞿秋白,曾介入为数不少的文艺论战活动,但这只是他主动回返文艺战线及其曲线从政的努力.他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批判,不仅呈现了中国现代文艺论战的政治情态特征——政治空间争夺的实质与现实利害迂回的策略性,而且表露出瞿秋白文艺思想在革命政治实践初期的特点:政治性和战斗性.     

对鲁迅在新文学史上地位的一点理解

对鲁迅在新文学史上地位的一点理解１９３５年，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明确指出根据中国当时文艺战线乃至整个思想斗争的任务，必须学习鲁迅。瞿秋白说：“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在《论鲁迅》的演讲中，论述了他所说...     

鲁迅和瞿秋白的革命友谊

我党历史上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和鲁迅先生的革命友谊,光照日月,长久以来为人们称颂与赞美。但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獗期间,随着给瞿秋白戴上“叛徒”帽子的诬陷,他和鲁迅的伟大友谊也被一笔抹煞了。当时一些所谓的“讨瞿”文章按照林彪、“四人帮”的腔调,把鲁迅的战友瞿秋白污蔑为“用两面派手法来欺骗”鲁迅的“敌人”;而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关系则被歪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敌对关系,等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瞿秋白的革命心境比较

自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斗争。作为当事人之一，瞿秋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漩涡。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运动，到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达到了高潮。但自1931年以后，瞿秋白的革命心境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种心境的变化，自然与他本人的健康状况不佳有关，但与当时党内政治生态的恶化也有着直接的联系。     

创作主体、行为主体与存在主体——论鲁迅对汉语新文学的多面体贡献

鲁迅作为文学创作主体,通过他深刻而独特的小说和散文作品,直接为新文学的成果建设和文体设计、语言策略设计做出了基础性的、决定性的贡献,使得汉语新文学能够从与传统文学的断裂中,以及与世界文学的相对关系中自立自强,独树一帜.而作为文学行为主体的鲁迅,卓越地开辟了汉语文学家在文学创作以外的文学行为,包括以文学主体进行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功业.此外,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汉语新文学历史发展中非常独特的文学存在主体,他所构成的文学信息场是中国现当代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是新文化重要的精神资源.     

关于杂文问题——从“鲁迅风”的论争谈起

五四以后杂文的勃兴,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具特点的现象之一。瞿秋白同志称赞鲁迅的杂文是“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此话深中肯綮。 由于鲁迅的倡导和实践,杂文这种短小精悍、一针见血的文体登上文坛,成为人民战斗的匕首、投枪。     

关于鲁迅早期论民主制和“众数”问题的思考

当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之后，反对革命者则主张按照历史进化的程序，直行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在这场政治论战期间，鲁迅发表了多篇论文，对西方民主制度和“众数”问题阐述了他的倾向性，并往往被理解为反对议会制，反“民众”这里仅对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评论的有关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将有关事实和资料略作粗浅叙述，以供方家研究商榷。一、民主制问题的倾向性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批判洋务运动，接着批判“立宪国会”，批判鼓吹者的言行性质。他说“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中较善者，或诚痛…     

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中的“盗天火者”──纪念瞿秋白诞辰100周年

一、传播科学文艺理论的杰出人才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先驱者之一。由于他兼备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素质，有着对俄苏文艺的深厚修养，加之他独特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使他成为了在３０年代初期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的革命文学翻译到我国国内来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不仅如此，他还在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参加当时尖锐激烈的文艺论争。他与鲁迅等左翼作家并肩战斗，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为武器，排云拨雾，为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指明了…     

论鲁迅的汉语言文字“功”“罪”观——围绕《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汉文学史纲要》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任务时所撰的讲义,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虽仅有2200多字,但内涵丰富,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精辟阐述.通过《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鲁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论,探讨了文学的起源等问题,为科学地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指点迷津,由此对于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也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讨论基础上,鲁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达必须要通过文学修辞来间接地传达,以“美”熏刺人心.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缜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决绝言论,都是为了摆脱传统桎梏,实现个人、民族和文学的现代转型.     

文尹是瞿秋白还是杨之华

《鲁迅日记》中的文尹,究竟是瞿秋白还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鲁迅日记·人名索引》不加判别,一律归合于“文尹”名下,误作一人。其实鲁迅在日记里有两种含义,有时用来指瞿秋白,有时用来指杨之华。一般说来一九三四年一月瞿秋白未去江西苏区时,《鲁迅日记》中出现的文尹名,大都是指瞿秋白,去江西苏区后,文尹的名,大都是指杨之华。《鲁迅日记》中现在可以考定的,至少有三处是指瞿秋白的。(一)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四日:文尹夫妇来,留之饭。在《鲁迅日记》中,凡是提到夫妇的,均是以男方的姓名冠之于首,如何家夫妇(见《日记》1932年9月1日),就是指何凝(瞿秋白)夫妇;伊君夫妇(见《日记》19     

论鲁迅的汉语言文字“功”“罪”观——围绕《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汉文学史纲要》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任务时所撰的讲义,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虽仅有2200多字,但内涵丰富,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精辟阐述.通过《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鲁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论,探讨了文学的起源等问题,为科学地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指点迷津,由此对于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也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讨论基础上,鲁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达必须要通过文学修辞来间接地传达,以“美”熏刺人心.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缜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决绝言论,都是为了摆脱传统桎梏,实现个人、民族和文学的现代转型.     

现代政治转型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既往研究在探究鲁迅的“杂文自觉”时,过于看重现代性和主体超越特质,忽视其社会历史性,没有真正进入1920年代语境,在共和危机和国民革命的现代政治转型中看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杂文自觉”经过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阶段：最初的“随感录”形态,是基于共和危机而进行的旧文化批判;进入后五四时期,鲁迅针对“民国失传”的问题,试图再造思想革命,发起针对新文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随着鲁迅参与国民革命,他又从“批评”转向了“杂感”,从“文化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而南下广州后的在朝革命和清党体验,使鲁迅最终出现了杂感的“文学自觉”和“革命自觉”,生成了以“杂文”为革命的“文学政治”模式。     

倒向鲁迅的天平

五四后 ,鲁迅在知识界渐渐崛起 ,陈独秀则成为文化的边缘人。何以出现这个现象 ,从瞿秋白的视角的转化可略知一二。瞿秋白的亲鲁远陈 ,乃是阶级意识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意识在社会普遍确立的标志。陈独秀又回到了五四起点 ,鲁迅与瞿秋白则沿着另一条道路前行。这个分野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化发展道路。     

“变态的中国”——读张贤亮顾城鲁迅联想到“文革”

（一）＂变态的中国＂这题目,是从鲁迅著作中抄来的（详后）。人们知道鲁迅在《彷徨》的《伤逝》里提到＂无爱的人间＂,他演讲过＂无声的中国＂,但似乎没有人注意他还批判过＂变态的中国＂。而新时期以来的著名作家张贤亮,在他的长篇小说里写到了中国人的情感和心理变态。     

关于鲁迅的“同路人”问题及其他

历史上有对鲁迅"同路人"的一种身份界定,连冯雪峰、瞿秋白都持过此观点。"革命文学"运动时,创造社、太阳社思想和行为上的极端盲动幼稚,未能形成"比较完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即文学主流,在此语境下将鲁迅视为"同路人",是一种傲慢、不符合实际的评价。实际上鲁迅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多次帮助过共产党,不是一个"在旁边""说话"的"同路人"。从鲁迅对他人议论自己"同路人"的反应以及鲁迅对苏俄文学史上"同路人"的评价看,鲁迅不是"同路人"。对鲁迅"同路人"身份的认识实际上还涉及如何客观认识现代文学的历史真貌。     

论鲁迅对“左”倾文艺思想的批判

论鲁迅对“左”倾文艺思想的批判吴家荣“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深刻地揭示了鲁迅精神的实质，这就是革命的坚定性。的确，从新文学运动的诞生一直到１９３６年他的去世，鲁迅始终是正确文学方向的代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