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结构、行动与制度: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有效协同治理

在新的社会发展环境和社会治理变革中,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如何充分有效地发挥协同作用,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和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为进一步深化社区治理结构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正在实现从以政府管控为主的"社区管理"向党委领导、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转变。社会组织协同社区治理在活动领域、资源条件、运行机制、专业能力、价值取向等多方面面临着行动上的困境。为此,基层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国日益向好的国家宏观制度环境,积极推进基层政策和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深层次改革,加快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积极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尽快完善评估机制,健全监管体系。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路径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通过联结"利益—情感—文化",为居民提供非利益本位的交往空间,满足人们的社会情感需求,培育和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进而推进社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利益碎片化、情感弱化和文化异化等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对此,需要构建融利益整合、情感重塑与文化导向为一体的发展机制,促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现。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运作逻辑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以合同契约的形式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并将社会组织带入基层社区治理场域。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参与社区治理过程涉及到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两个层面,结构嵌入体现在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之间的结构特性及其资源获取能力,关系嵌入体现为不同主体的互动策略。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的实质是社会组织依靠专业技术能力进行资源动员与自组织培力的过程,是社会服务网络建构与社区治理共同体打造的现实基础。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制嵌入到社区能使社区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三社联动"的运行更加良性、社区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最终使"嵌入—互动—合作"图景得以建构。     

嵌入型监管:城镇化背景下社会组织政策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然而在"政府主导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纠纷、环境纠纷、劳资纠纷、社区纠纷等各种社会冲突不断涌现,产生了较大的社会风险。社会组织通过整合、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能弥补城镇化进程中预期与现状的差异,防止社会失范行为和社会冲突的发生。我国传统的"行政控制"管理模式,在设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时,往往过于强调二者的对立面,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采用"嵌入型监管"方式对社会组织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可以使国家与社会组织外化为某种合作性关系,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不断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结构特征与运作逻辑——基于河南省150个案例的社会网络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客观要求，对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从结构-过程视角出发，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社区治理共同体结构形态与运作逻辑，并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整体结构呈多中心发散型、集中趋势与密度较低；核心区组织团结紧密、边缘区组织缺乏联结；党政机关中心性较强、社会力量中心性较弱。社区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呈现为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强”的项目，党政机关集体决策并开展联合行动；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发挥主导作用，下沉党员干部与招募志愿者，购买服务与民办公助；党政“统合意愿弱-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牵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倡导志愿服务。为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党政机关要强化领导理念、完善领导机制；共同体应建立多样化联系、寻求合作共识；积极组织党群联合议事、深化党群关系；激励干部与志愿者参与、弥补人员短缺；筛选监管优质社会力量、跨越技术障碍。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社会工作组织模式创新的若干思考

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整个社会正在从国家治理向公民治理转型,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组织在缓解社会矛盾中的积极作用。因此,如何构建社会工作组织创新模式是社会建设中需要优先解决的突出问题。本文认为,社会工作组织创新要处理好与政府、社区、居民的关系;社会工作组织经费来源要从"输血"方式向"造血"方式转变,通过市场化路径寻求出路;社会工作组织模式创新要借助知识管理思想引导学习创新、知识创新和组织创新。     

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社区治理研究——以云浮金龙社区为例

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资源整合以及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云浮市金龙社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治理中,组织多方参与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平台、培养社区公共精神的做法对城市社区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自组织与社区共同体的自组织机制

自组织是事物或系统自我组织起来实现有序化的过程,但从更深层次分析,自组织还是复杂事物或系统的一种进化机制或能力。自组织理论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社会是与国家、市场相区别的相对自主的领域,社会生活微观层面的整合和协调更需要自组织机制来实现。任何一个社区都要纳入整个城市和国家政治体制和公共管理体系之中。但社区作为相对独立完整的地域性人群社会生活共同体更需要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这就离不开自组织机制作保障。自组织更符合社区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性,从总体上和发展趋势上着眼,社区共同体的自组织优于被组织。目前,我国的社区还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的他组织色彩,社区自组织能力还较弱。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社区自组织机制、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     

社区营造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基于38个城市社区营造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营造是克服社区公共性困境、实现社区治理创新的新理念、新路径、新模式。社区公共空间是促成社区营造取得成功的核心要件,其与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区自组织、社区集体行动、社区资源禀赋六个因素呈现组合效应,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度的社区营造路径。社会组织是社区营造最有效的行动主体,政府是社区营造主要的推动力量。为实现"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理想模式,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注重社区公共空间培育、加强政府对社会组织赋权增能是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以江西南昌为例

对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深入研究,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任务、新要求一脉相承,既有助于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构筑国家有序治理、长治久安的基石,也有利于破解当前社区建设困境,引领社区治理发展方向,发挥社区治理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兜底性作用。加强社区现代治理能力建设,促进社区治理转型,就是要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去认识社区治理的内在规律,把握社区治理现代化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破解社区发展中的难题,深刻体现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时代性;科学预判社区发展走向,牢牢掌握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主动性。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意涵、出场实践及建设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人人有责共同建设的价值共同体，也是人人尽责共同治理的行动共同体，还是人人享有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凝练共享合作价值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平台，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动态可持续过程，在社会治理领域需要统筹协同推进社会安全的本体性建构，社会矛盾的共商化解，社会活力和秩序的韧性治理，“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兴边富民的边疆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通过合作之治、规则之治、技术之治、民生之治，在社会凝聚、法治保障、数字赋能、精细服务等方面增进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调适，在治理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中构建韧性治理共同体。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机制构建及路径——破解"奥尔森困境"的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等,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破解"奥尔森困境"的重要途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有利于整合协调社区资源、凝聚社区成员共识、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方案.从融合集体行动理论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角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包含三大元素:制度环境元素、治理能力元素和成员理性元素,这三大元素共同作用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逻辑.可通过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为"一体",技术治理和微治理双重推进,采用隐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扩充社区社会资本方式来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社会管理创新的真义与社区营造实践——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罗家德教授访谈

访谈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作出了独到的见解,并结合罗教授本人主导的社区营造实践加以阐释和说明。罗教授认为工业时代的管理手段解决不了现代的复杂社会问题,社会管理创新需引入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治理,寻求自上而下的层级治理、市场与自组织治理的平衡。四川省茂县杨柳村正是践行政府诱导、民间自发、NGO帮扶的社区营造实例,致力于探索一条社区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助力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的道路。     

"重心转移"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特征研究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社区下移,意味着改革开放前以单位这个工作空间为重头戏的社会管理在改革开放后向以社区这个居住空间为根基的社会治理转变.有别于过去以行政指令为整合手段的国家单一管理模式,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主体间互动关系的异质性,且明确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以对话协商为主要整合手段,以社区党组织作为刚性整合力量以及以社区认同感、信任感和归属感为表征的共同体意识作为柔性整合力量.从"重心转移"视角比较发生在不同空间场域里两种社会管理的差异性,对于深刻理解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积极探索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蕴含与实践路径,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设区的城市区域为空间范围,以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公民为社会治理主体,以党建、法律、道德、心理、科技、民规民约为社会治理手段,以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点内容,以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行动目标,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制度目标的整体性社会发展过程。在实践层面上,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必须践行市域社会治理的理念、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就必须践行"铸魂""民本""协同""融合""服务""创新"六大理念。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一建五治",坚持党建引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心治与智治并举。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提升风险防控、舆论导控、群众工作、破解难题、资源整合、信息处理等...     

当前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以成都为例

城镇化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应该如何管理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亟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居住形态集中化、社区结构异质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型农村社区表现出利益诉求增多、民生诉求凸显、民主诉求增强等特点,这就要求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成都以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构建促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以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创新带动新型农村社区民主治理水平提升;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推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为新时期我国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供了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