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杆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异质性冲击研究

以2009—2017年国有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1)即使是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下行期也都普遍面临融资约束,但"央企"融资约束水平显著低于"地方国企";(2)2015—2017期间中央"去杠杆"政策的实施对"央企"的影响效果更突出——"央企"杠杆率回落程度显著高于"地方国企";(3)分组检验表明,"央企"杠杆率回落更快的原因在于"央企"政治约束更强;(4)将杠杆率细分为银行信贷杠杆和商业信用杠杆后,发现"央企"杠杆率回落主要源于信贷杠杆的快速缩减,但"央企"在收缩信贷杠杆的同时却在快速扩张商业信用杠杆,表明"去杠杆"政策的真实效果不仅局限于对企业杠杆"水平"的影响,还表现为对企业杠杆率"结构"的冲击。     

资产证券化对降杠杆效果问题研究——以我国建筑类央企为例

为应对杠杆过高挑战,企业需要采用多种方式综合以降低杠杆率。而在多种方案中,资产证券化是其中发展空间大、可操作性强、成本低的选择。模拟建筑类央企证券化优化效果,对建筑类央企已发行资产证券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已实施的资产证券化对于建筑类央企降低杠杆率具有一定的效果,且与企业自身资产负债状况及行业特征对应的更为有效的资产证券化方式以及资源的充分配置能在相当大的幅度上增强建筑类央企的资产证券化的降杠杆效果。因此,建筑类央企应当统筹管理,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探究最适宜的资产证券化类型,并关注市场创新,以达到通过资产证券化降低企业杠杆率的目标。     

企业杠杆率、金融波动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区域结构视角的企业杠杆率研究

选取2010~2015年全国30个省级区域的企业部门杠杆率作为样本,使用空间杜宾面板数据模型(SDM)和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企业杠杆率的空间结构及区域间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企业杠杆水平存在空间相关和异质性,但区域间杠杆变化的联动机制和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具体而言,本区域的经济增长对本区域杠杆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外区域的杠杆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金融波动的作用则恰好相反。基于此,通过添加经济增长和金融波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及人口增长、CPI等宏微观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进一步考察不同区域的企业高杠杆形成机制的相异性。最后,据此提出重视区域和行业差异、完善产业链去杠杆联动和构建区域企业去杠杆长效机制的政策建议。     

融资约束异质性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企业杠杆率的形成,受制于内生的融资约束。在构建动态投融资模型基础上,基于2008—2017年度A股1033家上市企业年度数据,从企业产权性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和企业规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两个维度,通过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不同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杠杆率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由于融资约束小,更容易加杠杆,造成杠杆率居高不下;在融资约束条件下,信贷资金存在错配现象,大量资本流入到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一些大型国企对中小民企具有明显的资金"挤出效应",并且这种挤出效应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在当前"结构性去杠杆"大背景下,应通过优化杠杆结构,让资金和资源更多地流向效益好、收益高的企业、行业和部门,破除政府隐性担保,加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保证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空间,营造公平竞争的融资环境。     

宏观杠杆率研究述评

新常态时期,妥善处置并降低宏观经济杠杆是我国顺利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已有研究围绕宏观杠杆率的内涵、评价方法、宏观经济后果、成因及对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治理杠杆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以高储蓄为支撑的信贷驱动增长模式,优化制度安排及宏观政策环境,同时发展多渠道融资模式并对金融创新实施科学监管。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并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须密切关注去杠杆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债务违约风险暴露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等问题,处理好"稳增长"和"控风险"关系是实现宏观经济去杠杆任务的关键。     

我国债务杠杆率问题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债务杠杆率偏高、债务规模增长过快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与广泛关注。学者们已经尝试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但迄今为止并没有文章对债务杠杆率的相关研究理论进行系统性的评述与梳理。本文对已有研究中的宏微观杠杆率定义及理论基础进行了论述,分析了高债务杠杆形成的原因,介绍了高债务杠杆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关性研究的经典理论;最后进行了评述并讨论了我国下一步"去杠杆"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宏观杠杆率、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调控——基于中国金融稳定指数的构建

基于TVP-VAR模型探讨货币政策不同量价工具对宏观杠杆率和金融稳定的时变影响机制以及宏观杠杆率与金融稳定间的双向动态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看,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对稳杠杆和稳金融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的调控效果,不同期限组合能够实现抑制宏观杠杆率和促进金融稳定;从稳杠杆与稳金融的双向溢出效应看,二者互为调控政策的路径选择,宏观杠杆率的适度波动在长期内有助于提升金融稳定,而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增强在中长期内能够有效遏制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势头。为此,货币当局应继续健全“稳杠杆”和“稳金融”的监管体系,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改革机制,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质效,加快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设,形成宏观杠杆率稳定与金融稳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汇率变动、企业行为与经济增长方式 ——基于浙江、山东、广东等地调查的研究

汇率是一国货币国际购买力的表现,同时也是调节该国经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杠杆①,这种杠杆属性体现在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调节上。本文在大量社会调研的基础上,从微观角度考察人民币升值给我国企业带来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企业的应对行为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②。     

中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企业“去杠杆”了吗?——异向混改的效用异质性分析

本文以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异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与去杠杆效果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越高,去杠杆效果越差。具体来说,在垄断类企业中,以国有股权降低的“正向”混改比以国有股权增加的“反向”混改更不有利于去杠杆,而在公益类企业中则相反,在竞争类行业中两类改革无显著差异;以国有股权降低的“正向”混改程度对去杠杆的影响在垄断类国有企业中弱于垄断类民营企业,以国有股权增加的“反向”混改程度对去杠杆的影响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弱于竞争类民营企业。     

环境保护费改税与重污染行业企业杠杆——基于庇古税微观模型的研究

财税体制绿色化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改革方向，而环境保护税作为体现“绿色税制”的税法，其“庇古税”的运行机制改进是调节重污染行业企业生产选择与杠杆水平的微观原理。基于1356个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与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保护费改税对重污染行业企业杠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环境保护费改税整体上降低了我国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杠杆率，并且通过提高政策执行度与促进企业创新发挥作用。环境保护费改税杠杆结构调节的作用在企业产权性质与区位因素中存在异质性。建议继续完善环保税法实施细则与监督机制，厘清执法部门的职责分工，支持重污染行业创新升级，引导地方政府与市场合理配置金融资源，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杠杆结构性优化的双重效益。     

中国住房价格变动风险的非对称传染与杠杆调节效应

协调推进稳房价和稳杠杆是新发展阶段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然选择。基于时变条件预测分布实现对中国住房价格变动风险的分类评估,并在考察各类住房价格变动风险演化特征与非对称传染关系的基础上,利用MQVAR模型检验不同类型杠杆对中国住房价格上行与下行风险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各类住房价格变动风险及其溢出效应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差异,一二三线城市住房价格变动风险的总溢出效应在“房住不炒”方针提出后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三线城市是住房价格下行风险的主要溢出者和上行风险的主要接受者。杠杆对住房价格变动风险的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和异质性,金融部门和居民部门加杠杆对住房价格上行风险的影响明显强于去杠杆对住房价格下行风险的影响;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去杠杆均会导致住房价格下行风险的波动,而稳健推进政府部门去杠杆并不会加剧总体住房价格下行风险。因此,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新时期,房地产市场调控需更加关注住房价格的风险特征,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价格监管与杠杆调节政策。     

试论我国中小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愈来愈大,尤其是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显现出明显的劣势,技术含量低、竞争压力大、融资困难等问题凸显,如何提升企业竞争力、降低经营风险、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者的重要工作。     

我国蔬菜质量安全问题的综合治理机制探讨

解决蔬菜质量安全问题既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和健康水平,也是增强我国蔬菜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在蔬菜消费市场上,应将蔬菜安全属性完全界定给蔬菜供应链中的末端企业,形成政府监管部门的一体化和媒体的自由化,并逐步开放认证市场;而末端企业在获取完全的蔬菜安全属性产权之后,会通过选择合同类型、控制合同属性等方式将有关权利在供应链内部进行最优的重新分配。     

企业财务风险的预防与控制

财务风险指企业举债经营,在未来收益不确定情况下的一种危险.财务风险与财务杠杆紧密相关.企业为了取得财务杠杆利益而举债,增加了必须按期还本付息的负担,潜伏着资不抵债的危险.一般来说,财务杠杆率越大,财务风险也就越大.在企业的资金总额中,债务资金的比重越大,时间越长,利息率越高,利息就越多,偿还负担也就越重.严重的,可能直接危及企业的主权资金及经营的稳定性.一般说来,借款筹资只有在企业税息利润达到平均利润率时,企业负债才没有风险.如果使用借款不能增加利润,扣除税收、利息后无力还款,还要付出高息或加重罚息,企业举债经营风险就越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江泽民同志的讲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经济增长与政策调控——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VECM模型,从长期视角,分析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相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货币供应和财政支出与杠杆率的长期相关性。VECM模型分析显示,两组协整方程的存在性显示出杠杆率和资本积累之间存在正相关长期均衡关系,而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正相关性,该结论支持投资扩张渠道的存在性,即杠杆率上升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进而刺激产出提高;财政支出与杠杆率表现出长期正相关,而货币供给与杠杆率则为长期负相关。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显示：一单位正向杠杆率冲击对资本积累和经济产出的影响都是永久性的,长期内为正向,这同样符合投资扩张渠道的存在性;一单位正向货币供给冲击对杠杆率有正向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衰减,在第八期之后几近衰减至零;一单位正向财政支出冲击对杠杆率有负向影响,但第二期后转为正向,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之五)

作为市场经济一般,人们的论述很多。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的报告中说:“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     

家庭杠杆、企业杠杆与公共财政的时变政策效应

本文构建一个考虑内生性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效应测算模型,考察了1996—2018年间我国公共财政政策对家庭和企业杠杆的影响效应及其时变特征.研究发现,政府投资与消费通过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导致家庭杠杆增加,这种效果在2013年后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偏高.政府税收通过降低企业收入迫使企业主动降杠杆;但长期上为了满足消费平滑安排需求,税收增加会导致家庭负担加重,由此抬高家庭杠杆.此外,政府债务发行由于挤占社会资源,抑制了家庭杠杆和企业杠杆,但2013年后该效应趋于稳定,并收敛于零.从时变乘数效应的影响因素看,经济增长、直接融资比例和房价波动等对八类冲击乘数效应的影响存在此消彼长关系.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国传媒体制

我们必须建立媒体现代企业制度,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要求在建立媒体现代企业制度时必须坚持"四不变原则"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要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国传媒体制,必须实行有限财产责任,对媒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必须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     

去杠杆与金融风险防范:基于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分析

去杠杆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实质上是收缩信用的过程,经常会伴随较大的金融风险。根据马克思的信用理论,信用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信用能够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信用的过度扩张又可能引发货币和信用危机。通过去杠杆收缩信用,可能会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虚拟资本价格下降、社会信用关系崩溃等问题。我国经济在去杠杆释放金融风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实体经济融资困难、债务违约现象增加、银行不良资产比率上升、隐藏的金融风险逐步暴露等。为了实现良性去杠杆,当下需要创造稳健的货币政策环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采取措施做好社会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