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机理与中国经验

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主要是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分配的比例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可支配收入水平）,通过影响社会的消费倾向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样的,主要通过影响居民消费规模和GDP（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率。由于居民消费和GDP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会有不同。若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规模表现出正向影响,且劳动收入占比对GDP的影响不显著,则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一定表现出正向的影响。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是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提升的一大重要因素。劳动收入占比上升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不是因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推动,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关系显著是由劳动收入占比对GDP表现出负向影响引致的。在推进功能性分配结构优化的同时应有效地发挥劳动收入占比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     

房价预期、房价风险与中国家庭股市投资——基于宏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预期管理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得到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拟从关乎国计民生的房价问题着手,以中国家庭股市投资作为落脚点,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与城市房价的宏观数据,实证研究房价预期对中国家庭股市投资的影响,进而说明房价预期管理对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研究发现,适应性预期对家庭股市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家庭对未来房价上涨的乐观程度和可预期的未来房价上涨则显著抑制了家庭股市投资。进一步地,加入住房价格风险因素之后,研究发现住房价格风险显著降低了适应性预期的正向影响,而没有显著缓解未来房价上涨预期对家庭股市投资的抑制作用。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房价预期对家庭股市投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拥有住房且一套房、位于高房价增长率城市以及偏好风险的家庭上。研究结论为我国新常态下加强房价预期管理和住房长效机制建设提供了微观证据支持。     

家庭资产、人力资本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CFPS),将居民的家庭资产和人力资本进行详细划分并整合到同一分析框架,分别检验各项家庭资产和附着于家庭成员身上的人力资本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按照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一套住房家庭和多套住房家庭两类,实证结果表明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没有显著影响,而非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水平也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城镇家庭中的占有率较低,但是其对于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却是非常明显的。人力资本对家庭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消费更多,且健康资本相对于教育资本对消费的影响更加稳定。另外,家中有未婚子女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这部分消费主要来自于家庭收入而不是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     

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与中国居民消费

本文以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基础,运用中国2002-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人口结构因素和收入增长率对居民消费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间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和负相关关系,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然而,在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研究中却发现,消费率与抚养比以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并不与全国保持一致,这些差别反映了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以及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的差异.     

自有住房服务消费重估与中国居民消费率修正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低于世界各类经济体的一般水平。中国官方的数据低估了消费率,尤其是现行统计核算体系下所采用的虚拟折旧法低估了我国自有住房服务的虚拟租金。采用使用者成本法重估我国自有住房服务的虚拟租金并对我国居民消费率进行修正,发现我国居住类支出占GDP比重比官方数据要高6—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也相应高出4—6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住房保障体系构建与完善应对策略

城镇安居工程的推进和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划布局,为有效缓解居民住房矛盾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依然处于困难时期,住房保障体系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弊端。通过以株洲市为例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现状和住房保障体系规划存在的问题之探析,提出构建和完善城镇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对策。     

中国城乡住房保障均等化存在的障碍及解决对策

住房是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住房保障是用来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制度。住房保障均等化作为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全体公民享有住房保障的机会均等。在中国现阶段,实现城乡住房保障均等化还存在五个方面的主要障碍,应采取多方面措施,缩小不同区域和不同阶层以及城乡之间的住房差距,尽早实现城乡住房保障均等化的目标,确保全体公民公平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住房产权异质性、住房财富与社区治理参与

社会治理模式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落实社区治理的多方主体参与是微观基础,而这就要求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文章利用3个年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住房产权异质性视角剖析居民社区治理参与热情是否受其房产类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房主较租户更愿意参与社区治理,但是拥有不同住房产权的房主的参与意愿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此外,房价上涨仅能显著提升完全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房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影响共有产权房主的参与意愿,这为识别住房产权对社区治理参与的作用机制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别提供了证据。文章的实证发现为坚持以“房住不炒”原则来治理住房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提供了方向。文中验证的住房产权与社区治理参与之间的关联在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中存在差异。这提示我们应针对不同类型家庭制定差异性的策略来提高其社区治理参与意愿。研究结论为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构建社区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社区治理框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中国城市规模与居民婚姻收益

基于2000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及2015年中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构建中国婚姻市场匹配数据库,测度各城市居民婚姻收益,在此基础上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中国城市规模对居民婚姻收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居民婚姻收益越低,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城市规模扩大会导致地区住房成本的提升和婚姻匹配质量的下降,从而对居民婚姻收益产生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规模对婚姻收益的负向影响仅存在于早婚、适婚居民以及低学历居民中,且对农业户口居民婚姻收益的负向影响比非农业户口居民更显著。本文旨在拓展城市化与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研究,为城市住房保障、基础教育扶持、家庭合理分工、青年婚恋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中国财政收支结构与居民消费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中国财政收支结构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投资率、转移性支出率和净出口依存度对居民消费率有正向影响作用;购买性支出率、税收负担率和间接税比例对居民消费率有负面影响作用。为提高居民消费率,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功能,合理确定税收负担水平、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至关重要。     

房产税理论体系研究

一、解决什么问题房产税是以房屋为课税对象的税收。任何一个家庭或任何一个人都必须拥有或占用房屋。因此,房产税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中国正在进行住房制度改革,这是中国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货币化,停止住房实物分配,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中国居民住房私有化、市场化是住房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这就为房产税提供了稳固而可靠的税源。然而,中国现行房产税制度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     

购房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吗?

文章基于CGSS2008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中低收入居民不管购房还是不购房,其主观幸福感都会显著下降;而对于高收入居民来说,购房其主观幸福感会显著提高,不购房则其主观幸福感会显著下降。因此,政府不仅应引领住房保障向保障居民"有房住"、通过共有产权住房等方式帮助居民"有房产"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应健全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机制,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提高服务水平,让人们体会到租房的幸福感。这有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也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有尊严”的城镇居民住房及其实现途径

住房是城镇居民"有尊严"生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基本物质条件。笔者认为,城镇居民住房或商品房在我国当前情境下是"市场失灵"产品,政府在城镇居民住房问题上的责任绝不仅仅是保障低收入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在政府控制城镇住宅用地供应的情况下,60%中等收入城镇家庭获得90-130平方米的"有尊严"住房必须成为政府重要的经济和民生工作目标,并依此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     

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消费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仍然偏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尚未能充分发挥.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对居民消费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逐渐显现.运用中国2000-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会抑制居民消费率的上升,并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效应大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消费率则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并且收入提高可以促进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提升.这表明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当前以城镇居民消费为主体的总体居民消费将受到较大冲击,而农村居民消费将显示出较大潜力.     

中国城市移民的区位质量需求与公共服务消费基于住房需求分解的研究和政策含义

家庭对住房的需求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住房自身所提供的居所服务的需求(居住空间需求)和对住房所在区位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区位质量需求).其中,区位质量需求是由家庭对当地公共服务以及能够降低学习成本的社会交流活动的支付意愿所决定的.本文依据这一思路来研究户口状况对中国城市移民在住房选择方面的影响.在中国,“户口”作为一个人在城市永久居住的许可证,同时也决定了其能否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福利的权利.北京市居民抽样调查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居住空间需求相比,居民对于住房区位质量的需求对家庭收入和户口状况的反映更加敏感.研究结果显示,一方面消费者对公共服务和便利设施的支付意愿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移民获得当地公共服务的机会,阻碍其为提升人力资本而投资的意愿,这都会造成福利的损失.     

论健全我国住房保障制度

我国不仅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存在着建立住房保障制度的一般需要,而且由于近一年来商品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健全住房保障的要求已经十分迫切。而健全住房保障的一个重点应是为"既买不起商品房,又不能得到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保障"的"第二类家庭"提供保障。对这类家庭的住房保障,宜实行"平价房"政策。此一政策将是健全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合理、可行的选择。     

移动网络媒介与医患信任危机——基于居民风险感知视角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维持医疗系统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但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移动网络媒介放大了对不良医患事件的影响，给全社会带来严重的信任危机。文章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移动网络媒介对居民医患信任的影响，并探讨了该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移动网络媒介显著降低了居民的医患信任水平，这一结果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消除样本选择性偏差后依然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移动网络媒介对居民医患信任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和不同教育水平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相比于女性，移动网络媒介对男性居民医患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此外，移动网络媒介的使用可以显著降低未受过高等教育居民的医患信任水平，而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则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进一步中介分析发现，风险感知是移动网络媒介与居民医患信任之间的重要中介渠道，具体表现为移动网络媒介加剧了居民的风险感知水平，进而降低了居民的医患信任。今后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网络环境的监管，营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加强舆论监管，强化积极的舆论导向；提升公众数字网络素养，加强网络...     

支付能力、金融支持与住房供给双轨制

从收入分配结构来看,我国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严重不足.以支持住房需求为主导的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支持因素由于显著推高了房价,导致住房市场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因而不仅未能解决甚至还恶化了中低收入阶层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加快保障房建设,建立住房供给双轨制,我国有望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的支付能力,并最终实现"住有所居"的长期目标.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我国居民消费率提高的制约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偏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隐患,而居民消费率难以提高是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关键。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具有极其复杂的原因,本文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入手,以几种典型的公共产品为例,探讨了其供给不足对我国居民消费率提高地制约,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家庭金融脆弱性与当代中国居民的主观地位认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社会财富不平等的机制及其后果。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通过使用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两个主要指标,即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和家庭负债资产比测量家庭金融健康状况,力图更全面地考察家庭金融对当代中国居民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和家庭负债资产比对居民主观地位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越高,家庭负债资产比越低,居民主观地位认同越高。随着信贷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社会分层研究需要从关注家庭财富不平等转向家庭金融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