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匹配竞争是房价高涨的推手吗?——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适婚人群性别失配与房价高位波动双重背景下,厘清婚配竞争对住房市场的多重效应是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依据。首先,基于经典信号理论模型构建了有无住房信号、男女均衡失衡双重对照的婚姻匹配模型;其次,使用中国286个地级市的空间数据检验了房价波动背后婚配竞争的推动作用;最后,探讨了婚配竞争对住房价格溢出效应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变规律。研究发现：空间溢出视角下婚配竞争加剧是住房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婚配竞争对本地及邻地的房价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刺激作用;婚配竞争对房价的影响随城市空间区位与时间区间的变化而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破解我国高房价之困、提高住房调控的精准性和时效性、化解性别失衡及婚配竞争加剧带来的社会问题等意义重大。     

促进房价合理回归的对策建议——以山西省为例

近年来,我国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畸高和上涨过快已成为普遍性问题。本文以山西省城市房地产市场为例,在对2011年各类住房需求量和实际建设量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2012年房价调控的具体目标和对策建议：坚持和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加大住房建设投资,合理确定各类住房的比例结构,继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从而促进住房价格合理回归。     

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一线城市房价影响因素研究

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在全国房地产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维持一线城市房价平稳从而对保障全国房价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XGBoost等机器学习方法和SHAP值可解释性方法,对四大一线城市房价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在2012年前后的动态变化进行测算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因素是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其影响在不断增强。第二,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对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不过其作用呈现出减弱态势。第三,货币政策等因素对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影响相对偏弱,并且近年来其影响进一步下降。考虑到预期因素是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对一线城市而言,稳房价的关键在于稳预期。进一步地,结合实证结果可知,需要让房价更多地由基本面因素来决定,并且通过稳定房地产调控政策来稳预期。一是从供给端发力,构建一线城市土地供给与房价以及土地供给与常住人口之间的联动机制。二是从需求端发力,缩小一线城市与其周边城市以及其他三四线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从而减轻一线城市的外来人口压力以及由此引发的住房需求增长。三是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通过稳定政策来稳定房地产...     

住房财富效应与居住模式对适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在城市住房价格居高不下与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文章通过OLS模型,采用CGSS2018年调查数据和2017年城市房价数据,研究住房财富效应与居住模式对适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住房的财富效应对适龄生育人群生育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核心家庭相较于主干家庭的生育意愿较低;核心家庭偏向生育女孩,主干家庭偏向生育男孩。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结果仍然稳健。建议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重塑主干家庭,鼓励代际同居,以提高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地价、房价与地方债规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新发现

以2010年、2012-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地价、房价与地方债规模的关系,结果表明:1.地价对地方债规模影响不显著。一方面,作为地方债的抵押品,土地升值会刺激地方政府扩大债务规模,增加土地收储;另一方面,土地收入增加后,地方政府对于债务收入的依赖下降,举债动机降低,对地方债规模有负面影响。这两种机制对于地方债规模的影响相互抵消。2.房价对地方债规模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强劲增长的住房有效需求拉动房价持续快速上涨,政府既要满足居民住房需求,又要完善新增住房配套设施和服务,资金需求增加导致举债规模增加。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对于房价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房价要回归到理性增长水平,在经济和政策上应引导地方政府深化房地产改革。     

中国房价的上涨与过快上涨

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房价上涨的基本性质是价格调整,是市场比价关系的变化。随着价格调整的继续和币值的相应变化,除去现在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个别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特殊情况,中国的房价总体上将会保持上涨态势。近年来,中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房价上涨过快,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股票市场异常冷清,基本上不具有保值功能;二是对住房形成过度消费的趋势;三是中央企业涉入房产市场,屡当地王;四是未能贯彻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于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整治过快上涨的房价和防止房价不合理下跌,政府要做全盘的考虑。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房价下跌的合理市场边界只能是消除房价的过快上涨部分,而不能冲击或危害房市的正常价格上涨和正常的市场秩序。     

经济增长、房价上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研究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挑战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加以理论探讨,尚未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本文将全国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与2000年至2015年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数据相结合,研究经济增长与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发现高房价有助于降低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而经济增长则没有显著影响;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儒家伦理和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力小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初期性别干预程度高的城市;女性社会地位、城镇化进程、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地区生育政策等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也有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化发展、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教育并普及新型生育文化,从而继续缓解家庭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中国住房价格变动风险的非对称传染与杠杆调节效应

协调推进稳房价和稳杠杆是新发展阶段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然选择。基于时变条件预测分布实现对中国住房价格变动风险的分类评估,并在考察各类住房价格变动风险演化特征与非对称传染关系的基础上,利用MQVAR模型检验不同类型杠杆对中国住房价格上行与下行风险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各类住房价格变动风险及其溢出效应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差异,一二三线城市住房价格变动风险的总溢出效应在“房住不炒”方针提出后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三线城市是住房价格下行风险的主要溢出者和上行风险的主要接受者。杠杆对住房价格变动风险的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和异质性,金融部门和居民部门加杠杆对住房价格上行风险的影响明显强于去杠杆对住房价格下行风险的影响;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去杠杆均会导致住房价格下行风险的波动,而稳健推进政府部门去杠杆并不会加剧总体住房价格下行风险。因此,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新时期,房地产市场调控需更加关注住房价格的风险特征,实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价格监管与杠杆调节政策。     

土地财政、晋升激励与房价棘轮效应的实证分析

土地财政和晋升激励是激发地方政府推动房价上涨的两大动力.文章通过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就土地财政和晋升激励对房价的影响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1)土地财政没有推高房价,反而对房价上涨产生抑制作用;(2)地方政府官员基于晋升需要,产生对GDP的追求,对房价的影响相时更加显著;(3)总的看,地方政府对房价的影响作用有限,我国房价走势主要由居民收入、货币供应和房价自身等经济因数所决定.     

人口集聚过程中的我国房价收入比

基于全国35个大中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城市的生活收益、人口集聚程度和人口集聚速度是影响城市房价收入比的三个关键因素.目前我国部分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过高,一是因为它们本身拥有较高的生活收益,人们在那生活获得了比其他地区更大的收益,相应地也必然承担更大的生活成本——较高的房价收入比;二是因为它们的人口集聚程度较高,城市居民对住房的需求更强烈,供需矛盾导致当地房价水平升高;三是因为它们的人口集聚仍处于高速的动态进程,住房建设速度远跟不上人口增长,导致了房价的过快上涨.政府有必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采取措施降低过高的房价收入比.     

中国通货膨胀与股价、房价相关性实证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有效制止了实体经济的下滑,但也导致物价水平持续攀升,通胀预期不断增强.特别是大量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股市和楼市,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选取中国1998-2010年的月度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通货膨胀与股价、房价等资产价格相关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我国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对其短期波动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其中,通货膨胀对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更为敏感,两者的因果关系因滞后期不同差别较大.     

外部冲击与中国城镇家庭债务风险——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家庭数据,分析我国城镇家庭的债务风险水平,并对面临宏观经济冲击下的城镇家庭债务风险进行参数和非参数压力测试。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失业冲击而言,房价的向下波动对家庭债务风险的负面影响更大。在模拟场景中,当房价下降幅度超过30%时,家庭债务风险快速上升。失业冲击对家庭债务风险有显著影响,失业保险对于缓冲失业冲击带来的家庭债务风险水平上升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我国家庭资产集中于房产,家庭债务集中于房贷,且当前房价正出现波动,应警惕不利经济冲击带来的家庭债务风险扩张,以维护金融稳定。     

如何调控房价?

针对房价调控所采取的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大小不一,任何一个外生变量对房价的影响都有两条途径,一是它本身对房价的直接影响,一是它的变动通过影响人们对房价的预期对房价上涨率所产生的间接影响,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各外生变量对房价上涨率的影响可能大于各外生变量自身的变化幅度或变化率。政府可用于调控房价的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住房供给政策、住房金融政策、财政、税收政策、行政或法律手段和调节持有住房的机会成本的政策等。同时,在适度的条件下,采用征收物业税也可以调控房价。     

为什么奔向北上广?——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与工资水平的视角分析

为什么人们奔向北上广、留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可以在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RosenRoback模型的基础上,从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与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解释。利用中国35个大城市特大城市2003—201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的名义工资补偿了高的住房价格,高的城市宜居性补偿了低的城市房价调整工资,城市宜居性与住房价格正相关,与房价调整工资负相关,存在一种补偿机制。城市宜居性已经成为中国居民选择城市居住的重要因素,高房价挡不住高宜居性的吸引。研究结论不支持控制大城市特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城市宜居性、住房价格和工资水平是内生于城市增长的,人的城市化是市场机制决定的城市化过程,人为控制大城市特大城市规模可能适得其反。     

限购措施对新建商品住房市场的量价影响研究

本文从实证角度研究了住房限购对新建商品住房市场的量价影响。基于对我国90个重点城市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住房限购措施的实施至少在短期内有效的抑制了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对新建商品住房市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表现为住房成交数量和价格环比增幅的显著下降。此外,住房限购对新建商品住房市场的影响中存在城市间差异、不同户型住房价格变化差异和量价变化时序差异。     

中国城市规模与居民婚姻收益

基于2000年、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及2015年中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构建中国婚姻市场匹配数据库,测度各城市居民婚姻收益,在此基础上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中国城市规模对居民婚姻收益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居民婚姻收益越低,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城市规模扩大会导致地区住房成本的提升和婚姻匹配质量的下降,从而对居民婚姻收益产生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规模对婚姻收益的负向影响仅存在于早婚、适婚居民以及低学历居民中,且对农业户口居民婚姻收益的负向影响比非农业户口居民更显著。本文旨在拓展城市化与中国婚姻市场的相关研究,为城市住房保障、基础教育扶持、家庭合理分工、青年婚恋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参照。     

货币政策与房价波动:调控理论与实践依据——基于STATE-SPACE模型的实证检验

房价波动对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两个方面——人民币对内稳定与对外稳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影响弹性都比较稳定,房价过快上涨对人民币币值稳定造成了较大的压力。房改以来,房价对CPI有较强的正向影响力,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对抗通缩、拉动内需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在近年来经济繁荣时期,由于这种正向影响力较强,房价过快上涨推动了CPI快速上扬而诱发了超温和的通货膨胀,干扰了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汇改以后,房价对人民币汇率有较强的正向影响力。这一影响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热钱为获取人民币升值和房价上涨的双重收益,从而对我国人民币币值稳定构成很大的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我国正常的货币政策。     

基于宜创特征的城市品牌价值对房价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报告》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宜创特征的城市品牌价值体系,以中国35个大中城市2006-2014年各指标数据为样本,通过熵值法计算各因素的权重,利用空间计量分析手段研究了包含宜创特征的城市品牌价值对房价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城市品牌价值体系中宜业、宜居、宜学、宜创和宜游特征依次显著影响房价,并且宜创特征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将给城市的商品房房价带来3.6%的增幅,而宜商特征对商品房房价的影响作用不明显。结果说明了城市的就业机会、居住环境、学校水平、创新能力和旅游特色是导致城市间房价差形成的重要原因。     

我国地方政府土地供应策略与房价调整

在分析土地供给策略对不同分位点房价影响差异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向市场放权如何影响房价,研究发现:(1)在房价低分位点上供地方式对房价的影响显著,在房价高分位点上供地数量的影响明显,而土地集中供应的作用绩效不明显;(2)地方政府向市场放权,强化了供地策略对房价的上涨作用。因此,应该逐渐完善政府对土地的管理机制,充分发挥政府调节市场的功效以降低房价。     

中国住房保障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基于1997—2010年的数据

住房保障政策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之一,但社会各界对住房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缺乏统一认识,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基于1997—2010年国家宏观数据,在控制国民财富和城市化等因素的基础上,评估了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重点分析了长期住房保障政策和2008年短期政府强力干预政策冲击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住房保障政策显著平抑了房价,但并没有抑制住房购买量,增强了民众购买价廉物美住房的可能,总体上增进了国民福利;2008年政府强力干预政策冲击与长期住房保障政策联手显著抑制了房价上涨,对住房销售量也有负向作用。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本文解释了研究结论与现实存在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协调长短期住房保障政策、保障住房政策实施效果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