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形名:从语言规范到行为秩序

汉语之"名"是用来表征"实"的,命名其实是一个赋义的过程,使事物成为意义的对象,"名"因为在文化符号系统中的解释而获得其他的意义,如名号、名分之属等。名实的对应关系使得自然与社会分别获得秩序。黄老道家援法入道,试图通过执掌形名来掌握自然和社会秩序,发展成为黄老形名之学,并为法家继承发展,形成形名法术之学,法家将其应用到社会秩序的治理之中,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从儒家正名到黄老道家正形名,以至法家之正刑名,社会规范是从"名"的符号规范开始的,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语言规范到行为秩序的社会符号学发展模式。     

先秦杂家与黄老道家之关系

由于《史记》、《汉书》等文献对于"道家"、"杂家"界定上的含糊,现当代许多学者将黄老道家和杂家混为一谈。先秦杂家在理论方法、学术宗旨上与黄老道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区别。杂家的思想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黄老道家"精气说"、"刑名法术"之学和"天、地、人"一体哲学思想的影响,因而带上黄老道家的色彩和特征。但是,先秦杂家以"王治"为宗旨,不主任何一家地"兼摄诸子、融合百家",又是对黄老道家的超越和发展。     

汉初政治非“黄老刑名之治”论

西汉初年指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这段时期。一般认为,这段时期,西汉的统治思想为“黄老之治”,更完整的提法是“黄老刑名之治”。这个说法的始作涌者为司马迁。《史记·儒林传》说：“孝惠,目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造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班固《汉书·外戚传》也说：“景帝即位,尤好黄老,不任儒者,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书,尊其术。”从此以后,汉初政治的指导思想是“黄老刑名之术”几成定论。论者们还认为,…     

论道家哲学的“无”——从老子到王弼的哲学史考察

在古代道家哲学中,“无”在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中都备受关注,但他们说“无”的侧重点不同.《老子》从追问万物的源头入手,提出了“有生于无”生成论构想;庄子否认了普通的知识及认识方式,提出了“不知之知”的最高认知层次;黄老在改造老子无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建立刑名为前提的无为而治;王弼站在本体论的高度将黄老无为和名教有为进行了整合,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无”经过老子、庄子、黄老学派和王弼的发展演变,已从一个普通的哲学语词上升为万物之本体;“无”主要涉及生成论、认识论、治国论、本体论等方面,这些哲学思想因为“无”而更为深刻、更有意义.     

名法思想的学术性质献疑

名法思想是汉魏之际诸子思想经过综合形成的一种新颖、独特的政治思想。不过长期以来,关于名法思想学术性质的定位,学界还难以达成共识。对于这个问题的破解,"名学"和"刑名法术"应是它的两个重要抓手,即以名学为线索,厘清名、儒、道、法诸学派相绾合而形成名法思想的学术脉络,和以"刑名法术"为中心,分析名法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学理纠葛,可能是实现对名法思想学术定性的关键。     

试论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

一 源于《春秋》大一统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董仲舒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认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 从理论上讲,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来的,这个社会理     

韩非“势治”新论

“势”及“势治”因为涉及君主权势,往往与君主的个人性挂钩。但事实上,韩非包括“势治”在内的政治学建构,旨在塑造某种政治权威。在权威的效力影响下,臣民自发地趋向于“富国强兵”的共同体目标。权威并非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权威的效力指向的也并非君主之私利,由此,“势治”呈现出公共性和客观性。此外,“处势”的主体乃是平常的“中主”,这就排除了君主个人性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将治理的关键归结于制度,这体现了先秦黄老和法家的制度治理精神。对韩非“势治”的整体性分析,有助于重新审视韩非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其法哲学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黄老思想要论

黄老之学缘起于战国田齐稷下学宫,它兼糅并包、涵融各家,以黄帝为标帜,以《老子》思想为素材,目标在于经世、治事,策略则是道、法兼容,天道、政道一体,治国、治身一理。黄老学者承继并转化了《老子》的虚无、柔弱哲学,结合法家的"刑名"考核方案,提炼出"虚静因循"之"术",以此实现既积极高效又和顺温润的统御术。而通过参采观天授时的阴阳说,黄老学者架构出明堂月令的天人政纲,并在西汉初期大致完成理论建构,由"体"入"用",成功地落实为高效的"黄老之治"。在深层次学理方面,黄老思潮放弃了《老子》论"道"重视"本体"的特点,转而试论"道"的"创生",以"气"代"道",详述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最终架构起战国秦汉以下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气化宇宙论的基本模式。由此进一步开展出来的传统中国"精气"养生说,则成为中国传统医理的基本纲领与方技文化的主要源头。此外,黄老之学还兼采儒、墨,以民心作为法令产生的根源,并且以人君作为法令约束的第一对象,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法家式的刻薄阴鸷弊端。     

“德礼”与“道法”:先秦儒、道“治道”的形成及异同

在政治哲学的视阈中,先秦儒、道之争实为两家"治道"之争。儒家继承周礼,又根据时代的变化改造和发展周礼的精神,既延续周代礼乐文化之命脉,又推陈出新地创立了以"德礼"为标志的"治道"体系。而先秦道家以老子为始祖,分老庄、黄老二派。黄老道家一派以积极的态度创造性地诠释了老子的"失道然后德,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换义然后礼"的思想,建构了迥异于周代传统的"道法体系",使道家之"道治"落实为"法治"。先秦儒道之争也相应地演化为"德礼"与"道法"之争。     

从“总目标”向“总体目标”的升华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和根本要求、显著优势和制度安排等重大问题作出系统阐释,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作出庄重宣示,赋予"中国之治"以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纲领性文献,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的新篇章。     

霸王道杂之——《太平经》对汉家治术的发展

汉宣帝刘询曾明确教示"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家"治国方略,其政治运行结构实出居阴潜御思想模式,即以君为阴、臣为阳,君居阴而御其阳(臣)的思维观念去设定和理解君臣上下关系;究其文化渊源,则与汉代天文思想中北斗"居阴布阳"、北极(北辰)为"天之中"的观念密切相关。战国时期"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的申、韩法家,至此与儒道合流而为汉家所用,以图"王道"与"霸道"并用之效。《太平经》展现了这种治术在东汉的发展形态,其地方施政模型是在汉代儒生"宣明教化"观念主导下,模仿北斗统率群星模式而来,以法家"潜御"之术为内核,融汇、改造"形名"理论及阴阳"正位"等观念,从而实践了君居阴而御其阳(臣)的新模式。这一模型可谓黄老治国模式在东汉时期的"再现",其最大特色在于将"任贤"与"清净无为"融为一体,充分实践、发展了汉宣帝"以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秘诀,而以君、臣、民、阴、阳各正其位、治世"太平"为其最高宗旨。     

“神明”与“道法”——以《鹖冠子》为中心的考察

"道生法"是黄老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命题。《鹖冠子》将早期区别不明确的"道"与"一"更大程度地剥离,将其定义为一种"通物"的自然力量,作为自然法"序物"的先决条件,并通过"五正"的论述序列,为人间法制找到宇宙论层面的哲学依据。在《鹖冠子》中,"神"、"明"功能相近却有不同的作用范畴,《鹖冠子》对"神明"、"神"、"明"以及它们与"道法"之关系的论述,完善了以"道法"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并使其得以运作。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

迄今，学界对董仲舒学说及其思想已有较多研究，对“春秋决狱”也有较高关注。但对董仲舒与法家的关系、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渊源以及所呈现的法家思想痕迹的探析，并没有太多涉及。“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存于《通典》《白帖》和《御览》中的六个案例是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所以，本文旨在从“春秋决狱”案例的具体分析出发，对董仲舒在其中的儒法交涉进行一定的阐发。     

荀子政治哲学中“礼”“法”“刑”的关系

荀子十分推崇"礼"的地位,认为"礼"是社会治理之根本,他在"隆礼"的同时也强调"法"的作用。荀子哲学以"礼"为主体,由"礼"产生"法",同时强调"刑"的作用,并将"刑"作为一种维护"法"和"礼"的必要手段。在荀子政治哲学中,"礼"是"法"的根基,"法"是"礼"延伸,"刑"则是"法"和"礼"的保障。     

郭象历史哲学发微

郭象的历史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否定了宇宙发生过程的存在,认为世界没有绝对的“开始”和“时间”,人类社会不存在必然性历史退化,仅是世时各异。圣人治国之“迹”不同,而以无心顺应时代变化的治国之道“所以迹”却是相同的,因势利导实施礼乐教化、刑名法术甚至军事征服,都是无为。圣人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面临乱世的后王治国难度更大。为了扭转西晋玄学的虚无主义倾向,郭象以黄老历史哲学误读《庄子》,将该书注释成积极入世的经典,其中可能受到佛教的某些间接影响。     

史“义”考略——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

"史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用以表达历史思想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初次提出《春秋》有"义";汉代史学援借《春秋》之义,但又各具"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隋唐时期,主要是对盛衰兴亡进行总结,后来则要求重建《春秋》之"义";宋元明时期的主流是以"理"审视历代史义;清代在史义方面呈现出朴实与圆通两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变中有不变,《春秋》之"义"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首要之义。     

论“德法同治”

德法同治，简要地说就是用道德和法律同时治理国家，其实质就是治国的方略问题。古今关于如何治国，历代思想家、政洽家的论争不断。我国自古有“以仁待人，以德治世”的传统。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开我国历代“以德治国”之先河。而与之相反，战国末期的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子，却主张“为治者—…·不务德而务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提出“法治”思想。在西方，公元前八至六世纪的古希腊、罗马政治学说，又极与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相近。在古希腊的城邦制下，亚里士多德提出治理城邦就是追求至高无尚的“善”，亦即我们今天的“…     

《史记》与黄老思想

黄老道家形成于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假托、推崇黄帝,以老子之学为核心思想,兼采杂揉阴阳、儒、墨、名、法诸家学说要旨,对早期道家消极“无为”主义进行改造和扬弃,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提倡发挥人的主观     

说“正则”“灵均”不是屈原的名和字

《屈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可是《离骚》中又说:"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自古注者,率以屈原的名和字讲说,虽有小名小字、笔名的解释,乃是以今释古,想当然的说明.我认为关键问题在上句"肇锡余以嘉名","名"旧解作人名,大误.按名,美誉、嘉奖的意思.《札记·表记》"先王谥以尊名",注:"名,声誉也."《荀子·正名》"无势列之位,而可以养名",注:"名,令闻也."令闻意即声誉.《卜居》"将游     

董仲舒“德治”思想与现代化建设

董仲舒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兼收先秦诸子之精华,以孔子儒学为旗帜,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构建了适应汉王朝大一统政权需要的儒学宗法制封建神学思想体系。该体系以道家宇宙论为逻辑形式,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是一种天人宇宙论图式。董仲舒的思想观点,迎合了西汉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很快被封建统治者接受。经他改造后的儒家文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