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村民与外来民工的排斥关系研究——以上海市H村为例

大量的外来人口以租房的形式进驻到城中村,与村民比邻而居。但在村民与外来民工两个群体之间却体现着一种排斥关系,这种排斥表现在经济、政治、社区福利、社会关系四个方面。排斥关系是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下村民群体垄断的结果,应通过有效途径构建一种村民与外来民工和谐共生的关系格局。     

城中村产生与延续机理的制度分析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独特而又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其产生和延续的机理不为经典城市化理论覆盖。本文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城中村产生和延续的特殊机理进行研究,认为城中村是制度意义的农村,城乡二元制度是城中村产生和延续最根本的原因,制度供给失衡加速了城中村的蔓延,城中村是城市政府在既有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成本制约下,最大限度获取农村土地以及土地收益、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建设和管理成本的制度安排,也是城中村集体和村民最大限度获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收益的制度安排。     

村改居社区及其问题:对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反思与改革

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工作旨在改善城中村居民生活状况,提高改居村民收入水平,加速城中村"再城市化"进程,由于政府的"越位"规划与"错位"治理,导致大多数村改居社区在建成之后因为得不到有效的制度引导与可靠的政策保障而不同程度地陷入一种"无序"和"失序"的状态。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改居村民不仅面临"再贫困"危险,还因为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而始终处在不断"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因此,秉持新型城市化发展理念,重新审视城中村改造转型发展的推进路径,宜从政府强力推动向优化村改居社区规划空间布局转变;以大拆大建为核心的城市化向拆建管并重的城市化转变;从权利义务失衡型向需求型和自治型转变;从"生存型"社区向"发展型"社区转变。深化村改居社区治理机制综合改革,促进其与城市社区对接并轨。     

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路径探析——以广州市荔湾区城中村为例

荔湾区城中村村民在外在资格上已经初步实现了市民化,但在内在素质的市民化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教育引导、发挥经济联社积极作用,在进行城中村空间、体制、产业改造的基础上促进城中村村民的进一步市民化。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民族地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十分重要的执政理念,而和谐社会建立中最严重、最突出的社会矛盾是城乡失衡。欠发达地区更是在地区失衡前提下严重地城乡失衡,双重失衡中内显的民族地区农村医疗保障和农民生存权利更值得引起高度关注。这种现象被描述为"双重失衡中的失衡"。解决严重的"双重失衡中的失衡"问题,必须有各种可供选择的对策。     

“空间、空间生产”五问——对张之沧教授几个观点的质疑

既然空间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它就不可能具有主观性、意识性,也不可能是精神的存在方式。先在的、外在于人类实践的自然空间不可能是人创造的。我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自然事物的原有空间形式,新的空间形式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但我们不能创造物质本身,只能改变物质的具体形态,因而,我们也不能创造空间本身,只能创造具体事物的空间形式。社会存在是物质的高级存在方式,社会存在的空间形式可以称之为社会空间。但"社会空间"不表示这种空间具有社会性。社会存在包含着自然存在,不是自然存在的存在是非存在。社会空间实际上是社会存在的自然物质基础具有的空间形式。空间是物质的自然属性而非社会属性,"社会空间"不具有社会性。空间的生产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不能用"空间生产"的概念代替"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方式"的概念,应当从生产方式来理解人类历史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在空间上的扩张、争夺。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转居村民身份认同的冲突与重构

村改居是城镇化的重要举措，但地方空间的城镇化并不意味着人的城镇化。从B村的实践来看，村改居后村民并非协调一致迈向城市生活，而是面临着身份认同的矛盾，其根源在于地方空间变迁带来的表象关系的冲突。基于B村社区的个案调查，从空间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出发，将其经验要点归为三个层面，一是强调空间的差异性与流动性，更新村民的空间表象；二是开展广泛的社会交往，重塑村民的表象空间；三是组织网络信息活动，弥合空间失衡现象。这种身份认同的重构策略，使转居村民获得适宜性生活空间，推进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也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城中村"改造的难点及对策

"城中村"现象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产物,目前已成为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顽症,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改造"城中村"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事关政府、开发商、管理部门、村集体、村民等多方利益,需要克服多种体制性障碍,制定相关配套政策,遵循科学规划、为城市发展留下空间的原则,走政府调控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道路,多策并举,标本兼治.     

阅读秩序:空间语境下的乡土社会及其变迁

空间阐释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结构特征与社会变迁的演变过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空间与社会的辩证法,是指空间与社会处于一种相互建构的持续的绵延状态.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静止的、封闭的、独立的社会空间,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基础是建立在"社会不流动"这一前提之上的,这一特征也导致空间生产的凝滞与内卷化.1949-1970年代的乡村社会是一个日益被边缘化的空间形态,新政权为了追求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通过实施各种空间策略,使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了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将乡土社会空间建构为同质性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实行严格的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即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导致城乡社会空间被割裂.考察1970年代肇始的大规模乡村社会流动,以及伴随着的空间转换、"时空抽离"过程,可以梳理出空间的新的形态与形式,以及不断变化的新的空间重组和危机.     

香港的"后福利社会"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已日益被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在政策模式的选择上,香港走的是一条"后福利社会"的道路。"后福利社会"这种模式是在考虑了弱势群体的需要和权利及传统华人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相对于"福利社会"这一模式而言,更加强调个人职责和多元供给。受这种模式的影响,香港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是由政府与第三部门共同推动的,并实现了形式上的多样化,即货币福利与福利服务的齐头并进。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中国城镇化反思

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发生空间研究转向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已经经历了理论开拓、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在城市社会来临的背景下,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具有了新的理论意义。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新马克主义空间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场域",其空间重组与再造是资本积累和空间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空间生产作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充斥着资本的逻辑和权力的力量,这种力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城乡空间分异、乡村日常生活秩序解构和"城—乡"社区空间与身份认同的迷失。因此,如何重构渐渐趋式微的"熟人社会",以及如何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应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关照的核心问题。     

城乡公共服务的社会空间均衡研究

21世纪的初期,是一个社会空间崛起的时代.本文在简要梳理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缘起和发展之后,分析了城乡公共服务所具备的社会空间属性,阐释了城乡公共服务的社会空间分异现实,引入了网格机制以实现城乡间公共服务的社会空间均衡.     

城中村空间结构的社会因素分析

城中村独特与怪异的空间结构形态成为当下令人关注的焦点问题.本研究以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为框架,针对城中村空间结构中呈现出来的非理性、公共理性匮乏与孤岛型空间存在状态进行深入分析,并认为,准企业型政府下的低成本城市化策略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职能缺位或者力度不足,致使村落以自发方式完成空间的城市化过程,这是目前城中村空间形态问题得以产生的前提.而在该前提的约束下,传统村落空间结构路径依赖、集体土地制度中的模糊地带及其利益争夺、城市化农民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行动的冲击力,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城中村空间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强化公共理性的介入,变村落空间的自发城市化为自觉城市化过程,此乃化解城中村空间结构问题的关键.     

空间生产与新型城镇化差异空间的塑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发展的本质是一种重塑和优化城市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生产实践活动。根据空间生产理论,城镇化进程主要体现由权力、资本和社会三种力量推动,且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城市空间。不同层级的城市空间塑造,与各种力量的博弈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失衡的力量对比与非均衡的参与模式是当前我国空间生产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差异空间"的理念为分析我国城市空间生产实践提供一个具有包容性、协作性和文化性的解释框架,未来城市越来越需要达成一种承认差异的发展共识。     

涧西工业区的确立及其对洛阳空间社会的影响

由于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一五”期间洛阳工业区的建设没有围绕旧城向四周扩张,而是“撇开老城建新城”。这种空间形态的形成对洛阳城市空间和社会的影响深刻：方形空间结构的打破意味着城市功能与社会的转型;带状城市的形成产生了风格迥异相对独立的两个城区,市中心的城中村和军营现象影响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的整合。     

论马克思空间生产批判的三重主题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著作中有着丰富的空间生产批判思想,他批判了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及其产生的异化现象,从而让其空间生产批判呈现为资本机制批判、社会异化现象批判和全球化批判三重主题.在空间生产的资本机制方面,马克思批判了资本运作机制对空间生产的操控;在空间生产的社会现象方面,马克思批判了空间生产引起的各类生活异化情形;在空间生产的全球化扩张方面,马克思批判了空间生产向全球扩张中引起的空间失衡和地理矛盾.马克思空间生产批判对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也有一定的启示.中国城市空间生产已经获得了飞速发展,但仍存在城乡空间失衡等问题,需要转变空间生产方式,克服空间异化现象,推动低碳理念和可持续发展.     

城中村社会空间对失地转制居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失地转制居民的彻底市民化问题,是当前我国顺利推进城市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失地转制居民形成对自我新身份的认同的接纳,是他们面对城市社会,适应新生活的关键性因素。制约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转化和身份认同的既有体制性的,也有个体性因素,而失地转制居民所居住的社会空间——城中村,是制约着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转化和身份认同的另一重要因素。城中村社会空间具体来说通过其独特的物理建筑、居民的人口特征、经济生产功能、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区的习俗等具体的空间表征来建构和影响着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转换和身份认同。     

对“城中村”治理改造问题的调查与法律思考——以济南市为例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问题,"城中村"治理改造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群体利益关系,涉及法律、情理、人文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通过对济南市"城中村"的调查分析,就"城中村"治理改造中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措施建议。     

中小城市“城中村”文化娱乐透视

“城中村”是城市化浪潮中特有的一种现象,“城中村”村民的文化娱乐情况则直接反映了城市的发展程度。中小城市“城中村”文化娱乐设施缺乏,村民文化娱乐方式单一,参与文化娱乐的积极性不高。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努力创造一种健康和谐的“城中村”文化,对“城中村”的居民个人是一件幸事,对城市乃至整个国家也是一件大事。     

昆明城中村改造后“村民”就业培训思考

昆明的城中村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承担了廉租房的重任,降低了整个城市的运营成本,但也给昆明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改造城中村是昆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政府应重视城中村改造后“村民”的就业培训。对村民的就业培训要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就业为宗旨,要注重培训内容的区分和质量的保证;也要采用科学合理、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