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及城镇化对总消费的影响研究——加入人口因素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城乡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受制于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建立考虑人口因素的城乡收入分配影响总消费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以及城镇化率与总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比重的扩大和城镇化率的提高都有助于扩大我国居民总消费,但城镇化率超过一定水平时不利于城乡收入分配调节。因此,基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且农村收入比重下降的情况,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选择应是:先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比重,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从而提高总体消费水平;再在此基础上提高城镇化率,进一步增加总消费。     

城镇化、互联网发展对网络消费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城镇是互联网发展的载体,城镇化具有一定的收入效应、消费升级效应和消费环境改善效应,是影响网民规模、互联网普及率等网络发展指标的关键因素;同时城镇化与互联网构成重要的网络消费条件。互联网发展对网络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扩大人与人、企业与企业等市场主体之间以及市场主体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其网络开放性和互动性能够有效地激发人们消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创新。中国当前互联网发展水平呈逐年提高但区域差异明显态势,表明网络消费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此外,网络消费有惯性特征,过去的网购体验对当期网络消费产生正向影响;而城镇化通过结构效应和密度效应能对网络消费发挥作用;互联网发展与收入之间则有联动性,网络消费的收入弹性会随着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强。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于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消费,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存性消费的提高幅度更大,且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村居民收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农村创业能力、金融可得性等机制间接促进农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与机制

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在收入增长理论分析基础之上，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进行2SLS估计，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居民个体收入的提高。同时，本文通过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与子样本回归结合的方法，证明收入对互联网的反向作用不会威胁结论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村男性和女性居民的收入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65岁及以上居民的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村居民通过互联网使用获得的收入增长越多。机制检验发现：“信息获取主要渠道”是互联网促进大部分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开展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对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     

社会保障覆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受社会保障覆盖率的影响,且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能减少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对微观保障水平的依赖程度;养老保险覆盖率每提高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会增加3233元。微观保障水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043,而初次分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则为0.520。但保障覆盖率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影响较小,居民消费支出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初次分配收入的增加。当前应以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为依托,首先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然后再提高保障水平。     

山东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性质对其消费的影响

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山东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性质对其消费的影响。山东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和性质对各类消费支出具有不同的影响:基础型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收入的不确定性;发展享受型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及收入的永久性。促进山东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举措是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并提高其收入的持久性。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动态关系实证分析——基于变参数模型的计量检验

本文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解为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基于变参数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总体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总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中持久收入比重较高且相对稳定,暂时收入的比重较低且变动较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始终大于暂时收入弹性。为此,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既要建立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也要适时出台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短期政策,其中提高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应作为重点。     

政府财政金融支农投入有效启动了农村消费吗?

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是"新常态"下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突破点。而政府财政金融支农投入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进而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加大投入启动农村消费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构建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最优化模型,实证分析发现:1)从总体上看,财政金融支农投入有效拉动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但财政支农投入的拉动作用更强,金融支农的拉动作用仍需进一步提高。2)从阶段效应来看,2004年之后,金融支农的效应开始显现;相反,财政支农的促进作用反而有所下降,表明财政支农资金配置效率有所下降。3)在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存在差异的条件下,财政金融支农投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而言,政府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农投入在中部地区作用并不显著,而金融支农投入反倒在西部地区起到了抑制作用。     

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作用及制约因素——基于1978-200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拉动作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条件.但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且不稳定,加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消费市场不完善,以及农村居民长期形成的消费特点,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必须通过提高农民收入及收入的稳定性、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和改善农村消费市场环境等措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我国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需求实证分析

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对于一国国民素质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首先描述了我国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现状,然后以2003—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为基础,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并借助于SPSS13.0统计软件对2002—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基本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边际预算份额前四位按大小排序是吃、住、交通通讯、文教娱乐,说明文教娱乐将是农村居民未来的消费热点之一;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0小于1,说明如果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将会增加对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仍有一部分农村居民尚未满足基本需求,需要社会救济,这会抑制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需求的增加。最后,文章提出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文教娱乐设施投入、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信贷、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居民要转变观念等一系列促进农村居民娱乐消费需求的建议。     

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消费需求不足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并存的现象使人们对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产生了极大兴趣。本文在考察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用于检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之间关系的模型,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趋向于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吗？--来自中国中西部地区的证据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加直接激变农村收入结构的变化。通过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都存在正向影响,但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演变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演化将会推动城乡二元结构的演变。     

收入来源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基于ELES模型的实证研究

收入来源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采用扩展性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该命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工资性收入决定着衣着、医疗卫生、文教娱乐、交通通信、居住以及其他项消费支出;转移性收入则对家庭用品、文教娱乐、居住和其他项消费支出产生显著性影响;财产性收入主要影响食品、家庭用品和其他项消费支出;而经营性收入仅成为食品消费支出的显著性因素。第二,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广泛而显著,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务工或就地进乡镇企业工作获得的收入对其消费结构改善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第三,经营性收入对消费结构作用有限,说明当前农村居民自己出资从事三次产业经营活动还较少,是未来政府部门农村工作的一个着眼点。     

山东省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特征及发展趋势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0-2011年山东省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数据并制作图表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消费函数模型,得出结论:食品消费作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重要部分,随着人均纯收入增长,必需品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消费需求呈下降趋势,会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基本品随收入增长,消费需求将增加；奶类及其制品对农村居民来说还属于奢侈品,随着收入增加,对这类食品消费的增长速度将高于收入增长速度,分析结论有助于制定合理的促进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的政策.     

关于开拓农村市场的思考

农村市场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目前,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佳、商品供给结构不合理、农村消费环境差等原因,致使农村市场难以启动。要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购买力,改善商品供给结构,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切实启动农村市场。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收入约束效应分析

农村居民消费疲软已经成为经济稳定发展的一大障碍,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对我国经济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对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因收入差异而呈现消费分层的特点:高收入组农村居民消费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其边际储蓄倾向较高;低收入组农村居民由于受收入约束,消费支出的大部分用于维持基本生活;中等收入群体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主体,其消费能力可能已经超过农村总体平均消费水平。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购买力和边际消费倾向各不同,农村购买力向高收入阶层集中,低收入阶层不仅购买力不足而且严重拖后了农村整体消费能力。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收入结构效应分析——基于我国1997～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和消费类型发生明显改变时,对二者的结构性变化的分析表明:在收入结构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方面,基本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明显大于非基本收入来源。在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结构的影响方面,工资性收入对衣着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最为显著;家庭经营收入主要影响了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等生活消费的支出;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的衣着消费具有较强影响;而转移性收入则主要影响了家庭设备及其服务和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     

收入结构、消费结构与恩格尔定律：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

从收入与食品消费的总量关系而言，恩格尔定律是其关系特征的充分体现，文献梳理显示，已有的从结构角度对收入与消费关系的研究忽视了这一特征。基于恩格尔定律的影响研究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食品消费促进作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非食品消费促进效应；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促进了食品消费，但对于促进非食品消费效果不显著。对居民消费水平不能简单地归为受到消费能力的影响，还应同时关注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的相关关系。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有针对性地提高居民不同类型收入，可以更有效地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支持效应的动态分析

启动农村居民消费,开拓农村市场,是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大课题。本文运用协整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动态研究了1978-2010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支持效应,研究的基本结论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在逐步增强。本文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将对充分发挥金融在农村消费市场的作用,逐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