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记忆:莫言小说创作的三重变奏

莫言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底蕴建立在其独特的个人经验和乡土记忆之上。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是莫言成长记忆中的生命情结;从"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到"阶级成分论"的社会经验构成了莫言人生和创作中的历史记忆;以"高密东北乡"命名的故乡是作家莫言的精神寄托和灵魂的避难所。莫言小说创作是其童年经验与成长记忆、家族经验与历史记忆、乡土经验与感情记忆的三重变奏。     

从启蒙到世俗的文学转型——兼论“个人化写作”的文化意义

中国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学演进,经历了从启蒙到世俗的文学转型。"80年代文学"的个人话语指向人性、欲望、生命、尊严、价值等审美要素,对于苦难的审美观照具有启蒙的批判价值,同时具有修正启蒙话语的审美功能。世俗在"90年代文学"的表现更为突出,出现远离公共话语的消费化、"非历史化"和个人化的"个人化写作"。进入90年代,作家更关注文学的个人、自由和自己,文学的内容更多地包含个人体验、个人记忆、个人生活和个人价值。"非历史化""非社会化""价值悬空"等倾向让文学远离公共生活和公共话语,审美解构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化建构。要警惕"个人主义"发展到"自我本质化"的倾向,这是考量个人与社会、文学与市场、"80年代"与"90年代"等关联问题的重要内容。     

食物神圣化与莫言创作的乡土崇拜意识

莫言的创作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的寓言。莫言所描述的是一个充满饥饿、疾苦而又无助的"农民世界",这个"农民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缩影。莫言研究应该回到莫言那里去,回到莫言创作的乡土性和农民性,应该走出一条属于莫言的乡土化、中国化的研究思路。莫言研究的乡土化、中国化必须立足于20世纪中国"农民世界",切实关注农民的饥饿与疾苦,切实关注农民的无助与挣扎。莫言的创作是围绕着食物与土地的循环展开的,食物神圣化与乡土崇拜意识构成了莫言创作的生命基调。"红高粱"由食物圣化向植物图腾的转换,标志着莫言走出了自己童年时期的饥饿记忆,由现实的食物神圣走向精神的乡土崇拜。面对土地流失、食物异化和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莫言的创作揭示了乡土意识的危机与困境。     

谁的正义？——试论莫言《檀香刑》中“正义”的错杂性

莫言的《檀香刑》借镜传统章回体形式和猫腔民间艺术,与其之前偏重汲取西方文学资源的创作相比,有较明显的改变,但不能将此简单地理解为向传统文化母体的回归。作者以酷刑、猫腔和中西双重语境下的身体话语为载体,策略性、多维度地思考文化的“正义”性,而以“正义”或“非正义”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点来评定和统摄都是简单粗暴的表现。“酷刑”惩罚具有 “政治正义”的内涵,但行刑者作为生命体和民间社会中的一员,需要自我建构政治“正义”和道德“正义”的统一体。猫腔汇入大量异质文化,超越了单一的历史文化形态,莫言运用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质疑单一“正义”性思维和解构宏大叙事;莫言以个人话语为突破口,思索个人解放的“正义”性,借助身体欲望既凸显个人话语的“正义”,又反省了西方经济文化的偏执。本文将焦点置于莫言的“批判现实主义”理念上,试图勾勒莫言创作中“正义”观念表达的焦灼与内在困境。     

莫言的乡土记忆与文学能量

莫言因其作品"将梦幻般的现实主义与民间传说、历史和当代相融合"而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形式上的对接。贫困饥饿而嗜书如命的早期生活经历,以乡土记忆的方式沉淀到莫言创作的心理结构之中,并促成其小说谱系茂盛的民族根系、浓烈的生命崇拜和拓新的先锋姿态。东方与西方汇通、古代与现代融合、民间与主流碰撞,构成莫言文学景观中独特的民族指纹和新锐的创新精神。辩证对待方兴未艾的"莫言热",不仅有助于莫言个人的自我超越,而且有利于维护和谐共进的总体文学生态。     

“强制阐释”的突破之途——理论之后的审美阅读策略探究

"强制阐释"是在"理论时期"被建构并流传下来的一种"去审美化"的阅读模式,其弊端是将文学阅读的关注点引向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而忽视文学本身的重要性。为了重构文学审美阅读的主导地位,首先必须解构反本质主义的"建构论文学观",而坚守"文学是审美的人学"这一基本的文学观念。在此基础上,将始于"审美判断"关注"文学的质量"和重提"审美溶解"作为重建理论之后审美阅读的三大策略,由此克服强制阐释所造成的始于"认识判断"、忽视文学价值的差异、不能以审美为本位等几大缺陷,最终有效地突破强制阐释的困局。     

闽南地方传统戏曲的现代性经验——华东本与邵氏本《陈三五娘》比较研究

在东亚现代性想象的阐释框架中,系统比较《陈三五娘》之梨园戏华东会演得奖本与邵江海歌仔戏改编本的叙述脉络与命运走向,旨在以之为切入点解析文本潜藏的社会心理密码与文化地层,寻绎国家力量与资本逻辑对艺术活动与民间社会的渗透轨迹,揭橥权力意志对文化记忆之书写"场域"的控制冲动。作为"世俗镜照"的地方传统戏曲,既是建构公共记忆的重要媒介,本身亦构成历史记忆之所在,其以原初激情抵抗时间遗忘,于艺术版图边缘解构占据中心的正史叙事,参与公共论述空间的现代整体建构。     

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文化观照--莫言乡土小说的文化意蕴

在二十世纪的乡土小说创作中,莫言可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莫言的乡土小说,从人类学的角度透视了中华民族的种性、族性和文化性,以小说的方式抒写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历史沧桑,并建构了"现代的我"和"原始的他"之间的文化血缘关系.从而给人以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深厚的体悟和认知,亦表现了其乡土小说的独特审美视阈.     

洛夫诗歌中文化意象的生成探究

洛夫站在古今中外的诗学坐标上,完成本土性"天涯诗学"的建构与实践.他的诗歌中的本土传统体现在历史题材的选择、历史人物的重构、历史文化意象的复现等方面.我们要从文献学层面深入到发生学层面,从文化通约深入到精神通约,通过对洛夫诗中的文化意象生成驱动力的研究,来破译他的精神密码,进一步研究这种心灵密码是如何外化到其创作之中.洛夫晚年创作的《唐诗解构》体现了"文化标本"的悖论:对古典诗学的现代修复带来的却是个体生命体验的隐退.     

呈现与审视:“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中的创伤叙事

近年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渐趋成为热点。家族书写通过家族历史所展现的个体记忆与历史创伤亦成为阐释不同族群或某一集体记忆的方式。家族书写并非单纯的历史书写或历史建构,而是家族叙事、历史再现、个体心灵之间的交互印证。家族书写将族群创伤视为人类命运中的苦难经历,在悲悯情怀之中以个人、家族的历史体验审视"大历史"或正统历史的遗忘,寻求超越历史创伤的途径,形成超越历史本身的文学张力,提供辩证思考台湾文化发展的空间。     

新世纪乡土文学的身份认同、出走模式与乌托邦叙事——以《寻根团》为中心的思考

《故乡》与《寻根团》具有互文的意义,后者是文化诗学小说、后寻根文学。它传承《故乡》对"乡村现代性转型"的拷问,在鲁迅的文明/愚昧的启蒙起点上,超越时空,立足于身份认同、反思现代性、三农问题等维度发问,显示更加决绝的出走姿态。主人公王六一的认同从失根—寻根—扎根;从身份的建构—解构—重构,终于完成"故乡"从乌托邦—异托邦—恶托邦的认识转化与出走。农民心灵的安顿、溃败乡村的建设值得思考。     

《色,戒》:从小说到电影的演绎与诠释

张爱玲的<色,戒>,是激荡着生命意识的可读性作品,王佳芝复杂的人性是特殊历史语境复杂的表现.李安的影片<色,戒>,站在对传统权威价值观解构的文化视角,对王佳芝的"人性弱点"作了重新的诠释与放大,其审美意义就在于:人类对女性飞蛾扑火般的生命境遇作了深刻的反思,人类由此加深对自己的理解和对人性的终极思考.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三种样态小说——以丁玲、赵树理、孙犁为代表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主要有三种样态:一是以丁玲为代表的五四传统的解构与重构;二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传统的升华与超越;三是以孙犁为代表的古典传统的承继与现代化.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走向参与了解放区的文学建构,反映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但在政治意识、阶级立场、大众话语等时代要求规范下,三者却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从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对其重新考察,他们在感应和记录时代、重审传统文化、再构民族艺术、以及把长期被"病魔化"的乡村与农民还原为本真状态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存在着如弱化文学的批判精神、消解个体生命价值、缺少艺术上的引领性和超越性等明显不足.     

跨界书写与共同主体性建构——以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为中心

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共同主体性,经历了建构与解构、解构与重构的历史进程。在华韩国流亡文人的个体生命自觉和民族主体性是建构共同主体性的根本前提,而在中国的现代语境则始终是其重要的变数。因为中韩志士面临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华韩国流亡文学逐渐表现出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建构的特质。这一建构过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一是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时期,为探索阶段与初步形成阶段,积累了多方面的历史经验。二是全面抗战时期,为成熟与全面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中韩志士作为共同主体参加中国抗战,进而建构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在文学活动方面表现为同一主题的共同书写以及戏剧文学的创作与共同演出等。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交互主体、共同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中韩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亲和性、互动交融性以及共存发展性等特点。     

社会转型时期的民间文学立场——鲁迅、张承志现代性文化心理阐释

现代性在历史转折期发生,鲁迅、张承志以知识分子个体性的生命感受来面对中国文化建构中的新问题,其民间文学立场反映了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文化冲突、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进程中能动和反思性的参与意识。     

模式与意义:文化整体性视域中的"样板戏"研究

"样板戏"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研究中经历了三种述史模式的嬗变,即基于个人与社会记忆分类与整合的经验复现模式,基于文化理论与方法移植的概念想象模式,基于历史同情与语境还原的学理建构模式.为了进一步探讨"样板戏"现象所昭示的文化意义,必须把"样板戏"放到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性历史语境中,建构一种文化整体性视域,寻绎与梳理"样板戏"与传统质素的深度关联以及它作为"文革"中国家仪式的文化表征.     

纪录片中的集体记忆呈现及其现实意义——以“二战”题材为例

集体记忆是历史在人们记忆中的存留,它往往指向当代人对历史和现实的重建,它的呈现和保存往往依赖各种文化媒介,如影视、画作、书籍等,这些文化媒介共同维系和塑造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和感受。其中,纪录片是集体记忆的系统化、符号化呈现,为人们提供丰富和深刻的集体记忆。"二战"题材纪录片所呈现的集体记忆不断重构着当代人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国家和民族认同感。     

从解构到重建——孙绍振幽默散文的审美内核

富有挑战性的孙绍振在挑战中构建了幽默话语,其构建核心在于解构。在幽默散文中,他颠覆了传统形象观念,颠覆了常理常规,颠覆了情感倾向,颠覆了语言规则,解构了可能的与不可能的一切。对孙绍振幽默散文的审美是从话语表层的颠覆转化为深层平衡的审美体验过程,是从审丑到审美乃至审智的重新建构。语境参与从颠覆到平衡转化的全过程,是链接解构与重建的桥梁。在语境的参与下,孙绍振幽默话语以语境悖离与适应、荒谬与理性、审丑与审美等一对对辩证统一关系构建了其审美体系。     

生命对家园的寻找--女性学者的历史叙述

女性散文中的历史叙述,在对历史的诘问与探询中追问个体生命存在的绝对价值和生命权利,抗拒集体记忆对个体记忆的阉割.以个人生命时间复活历史场景,历史叙述因为生命细节的介入而使凝固的历史时间呈现出人性色彩,言说对象复活为有血肉的生命,这样的写作立场,决定她们看重的是对历史的精神释义过程,是以自我的生命经验烛照人类的普遍经验,从而达到对历史本质真实的理解.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之上的个人记忆,强调了生命体验的重要性,它使人在对时间的追忆中不断返回自身,认识自我,确立主体,并在精神向度上体验生命自由,实现生命对家园的寻找.     

论莫言小说世界的空间性价值

莫言在自己30多年的小说创作中,构筑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地理空间。在充满想象的话语叙事中,展示了特殊年代人生存的自然、社会和文化时空。小说描述了民间话语中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传统,在传统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莫言以历史文本的阐释者,探索具有本土色彩的民族文化和自然生命之间的张力,从而建构起小说时空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