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权力与主体性的消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个政治问题

对资本权力的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资本是一种规训劳动者主体性的力量,其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将劳动主体重塑为“经济上有用且政治上无害”的柔顺个体,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人力资源基础.这一规训机制具体实现为资本规训权力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同构.在时间维度,这一同构表现为资本权力对时间的侵蚀,以“工作日”“时间表”的形式占据人的生命活动,使时间成为吸纳和榨取人类精神劳动的媒介;在空间维度,这一同构表现为资本权力与空间的糅合,资本将触角从以工厂为代表的封闭空间扩展到以城市为代表的开放空间,以隐秘的剥削性开启了从肉体规训到精神物化的范式转换.资本与时间、空间的同构,使资本对人的规训发展为一种政治权力,结果使劳动主体丧失了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最后以产业后备军的形式成为资本权力宰制下的“赤裸生命”.     

对抗与生存:机器资本主义应用的人学考量

机器作为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产物,本应成为改善和提升人生存状况的重要媒介,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人所特有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被剥夺。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利用机器谋取剩余价值,虽然客观上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但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彻底沦为机器的附庸,社会的生命根源受到严重威胁,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岌岌可危。从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不断丧失,机器的普遍应用更是降低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从"人"向"工人"转化的可能性,加重了劳动过程剥削的现实性,但同时也加快了工人阶级革命意识觉醒的必然性,为促进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实现人的解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马克思对资本的生态批判

马克思开辟了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他的思想理路是批判以资本为代表的现代性,因为资本是现代社会的根基,它与理性形而上学联姻,使其获得了不断增值、无限扩张自己的能力。马克思在对资本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还进行了生态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逻辑与自然的逻辑是相违抗的,资本把感性的自然界仅仅看做是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自然界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资本干扰和违背了自然的生态规律,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此外,资本对雇佣劳动者不仅进行经济剥削而且还进行生态剥削,工人既失去了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生产资料,又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污染的受害者,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生态斗争。     

生命政治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的“隐性逻辑”

当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以一个"显性"的学术话语体系活跃于中国学界的时候,重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政治思想传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生命政治学对话的需要。生命政治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源头失语,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迅速发展的历史场域中,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关注更多的是对资本逻辑的经典现代性批判,生命政治批判只是作为一条"隐性逻辑",隐含并服从于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这一主基调而已。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批判思想与西方生命政治学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始终将生命政治批判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并服从于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此外,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不仅阐述了批判意义上的生命政治,也明示了建构意义上的生命政治,更提出了生命解放的历史辩证法,是批判与建构的辩证视域。     

《资本论》关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中较集中地阐述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思想,揭示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这一本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进而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矛盾。这一思想区分了机器与机器的应用,将机器的应用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加以考察,批判了资产阶级虚假的道德原则。因此,科学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进步,必须要区分科技进步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应用的不同,认清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应用受到资本操控的本质,它既不能给人类带来普遍的福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护身符”。     

论马克思机器思想的转变——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

在既往的研究中,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机器思想被认为是前后一致的。然而,对比《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机器思想存在一个转变,即马克思在《大纲》中基于生产逻辑批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同时,承认机器的积极作用并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美好展望,而在《资本论》中则立足资本逻辑抨击机器的应用对工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放弃了对机器应用抱有的美好设想。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马克思更加理性和切合实际地对待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且体现了其机器理论的发展与成熟。对马克思机器思想转变的探究,不仅有助于增进我们对马克思机器思想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完善科技治理与增进人类福祉。     

机器集置、劳动规训与自由图景：《资本论》机器思想研究的新维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工具向机器的转化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的标志,发达的“机器集置”推动了机器大工业的繁荣,形塑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独特性。机器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本是降低必要劳动时间、延长自由时间的根本手段,然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机器拥有了主人的权力,劳动者降格为机器的奴隶和附庸,适应机器的运转节奏并接受各种形式的规训,机器实现了自身统治的“永久化”。立足《资本论》的整体逻辑,机器主体性和劳动者附属性地位的确立是“机器异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创造发达生产力通向自由王国的“必经之点”,一旦消灭机器应用的社会形式,就能够消解机器的规训权力,复归其本原性使用价值,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科学审视马克思的机器思想,对激活马克思机器思想的时代生命力、正确处理人工智能时代人与机器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     

机器的初始设定、资本塑形与解放向度——《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机器思想的三重维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机器问题有着详细分析和深入论证,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科学的机器观。机器作为工具的历史样态,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式出场,经由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通过劳动资料革命,促成“自动的机器体系”出现,激发了强劲的财富创造力。“自动的机器体系”本身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组成,却在资本的控场中被形塑为“固定资本”,将劳动要素的外部差异转化为资本内部的质的差别。以价值为中心的增殖逻辑同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之间的矛盾内含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悖论,时间节约与时间浪费交织。自动机器体系的使用推动了时间节约,促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大幅累进。与此同时,自动机器体系的使用对劳动的排斥也造成了时间浪费。但也是这一时间悖论,为人类解放埋下了伏笔。     

启蒙的三重困境与马克思的超越

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史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从马克思理论与启蒙理论本身的碰撞出发,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启蒙的批判和超越集中在三个方面:启蒙的"普遍性"困境主要表现为如何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寻找到了一条把人从抽象的普遍性和同一的特殊性中解放出来的现实道路;启蒙的"主体性"困境主要表现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和作为客体的货币、资本成为主体,马克思通过对于货币获得实体性的存在并成为主体的揭示和对于资本主体性取代人的主体地位的批判,试图在斩断资本之链的意义上使得人重新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启蒙的"理性论"困境主要表现为理性自由的丧失和理性同一性与资本逻辑的同构,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作为理性表征形式的哲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达到对于启蒙理性的超越。     

齐泽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左派辩证法

在左派哲学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大旗下,齐泽克利用拉康式的症候概念将商品形式分析与剩余价值/阶级斗争以"视差"的方式结合起来,重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矛头直指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创伤性内核",进而将卢卡奇、索恩-雷特尔及资本逻辑学派的阐释方案斥为唯心主义辩证法,最终把打碎资本体系的希望寄托在以否定性为核心的左派辩证法之上。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及其边界意识

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关于世界历史的开启缘由,近代哲学家们大多秉持理性主义进步观,推崇理性的至高权威,将理性置于征服自然、规制全新社会秩序的制高点。马克思认为理性背后驱动物质利益追求的资本逻辑才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的原动力和根源。经历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的不断探索,马克思最终将批判深入至"物质的生活关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与不断扩张的演化趋势和逻辑造成人的自由自觉发展逻辑的断裂,解开了人们异化命运的真正奥秘。马克思自觉意识到资本逻辑的运行存在由基本矛盾导致的内在边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底线、自然资源有限性导致的外在边界,体现了其对资本逻辑批判的边界意识。     

论马克思哲学对启蒙的扬弃

生活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理解马克思哲学需从其对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角度出发。马克思对启蒙的扬弃立足于三个层面:以全面整体性地超越"当代现实"扬弃了启蒙哲学对现代世界的论证;以实践活动或感性对象性活动原则扬弃了启蒙的理性自由原则;以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统一的历史科学扬弃了启蒙唯一信赖的自然科学方法。这一区分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涵、精神实质及其思想史意义,进而敞开其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对话,使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得以凸显。     

平台资本主义技术逻辑的政治叙事

平台资本主义作为资本应对自身危机的当代形式,既是资本寻求出路,又是技术寻求依靠的产物。平台由于技术集成度高、开放性强而深受资本喜爱与追逐,既表征了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生产的深刻变化,又表征了资本在人工智能时代遭遇的最重大的增殖危机。平台资本主义宣扬技术的中立性、数据的开放性,弱化占有权和直接支配权,本质上就是以技术逻辑重建了资本的政治本性,建构了"平台生命政治"的监控与宰制体系。因此,仅以技术的方式来修正平台、以不反思平台资本主义政治本性的外在策略改变平台,根本无法真正扬弃平台资本主义的新异化。要想使"共享经济""自营经济""居家经济"等平台经济形式服务于现代人生活的顺达、生命的丰满,就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平台资本主义进行深层次的前提性批判。     

非物质劳动批判：回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与现实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媒介，揭示批判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生产逻辑。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思想旨在阐释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安渡危机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奈格里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为依托，用“非物质劳动”揭示资本主义对世界秩序的新控制，揭示资本增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只有回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才能回应非物质劳动的问题与挑战，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论进行现实的批判，因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仍具有解释世界的时代意义。     

罗蒂后现代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

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后现代哲学的重要代表罗蒂,试图清除西方启蒙理性形而上学的地基,在当代为西方启蒙政治理想替换更加实用的新地基,以阻止马克思政治哲学对启蒙政治理想根基及整体的动摇,尤其是要重点阻止“马克思的幽灵”对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的强力批判,进而实现其希望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并因此与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批判发生理论碰撞.罗蒂对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也有所认同,其有限肯定主要是体现在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中.但其有限肯定是为了根本否定.从根本上说,罗蒂后现代政治哲学与马克思现代社会政治哲学是异质性的,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观也是相悖的.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

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现代人制衡启蒙神话及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需要从外在的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及内在的思想史视域来加以把握、检审,在充分肯定启蒙理性及现代性成就的同时,正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并梳理、反思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以此为启蒙理性及现代性危机提供更有深度与广度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重构,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种种弊端的克服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将启蒙理性批判主题推向制高点,为现代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找寻到方向和道路。     

马克思与鲍德里亚：从商品出发的两种理论分析逻辑--鲍德里亚《消费社会》解读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是否承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是鲍德里亚思想研究中的一个节点。虽然马克思与鲍德里亚都以商品为切入点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二者面对"庞大的商品"时的思考却是不同的。马克思思考的是"庞大的商品"是如何产生的,其答案是资本的无限逐利推动无限生产,而无限生产需要无限消费才能实现剩余价值。鲍德里亚思考的是人为何需要如此多的商品,他的解答是社会区分的原则推动了人对商品的无限需求,无限的需求推动着无限的消费。鲍德里亚的分析不依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也没有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超越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历史科学”向度——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困境瓦解的尝试性方案

置放在"规范性"与"事实性"二元维度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要么对于资本逻辑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以"非正义"的应然逻辑来实施批判,从而成为一种"规范性政治哲学";要么是基于剩余价值理论所指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铁的规律"的"政治科学"。那么,如何解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存在两种政治理念的解释困境呢?实质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阐释困境"向后看"发端于第二国际,"向前看"可通过嵌入"规范性视角"与"经验性视角"的理论传统回溯发现它们一直是马克思思想的养料。在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文本中同样可以确认,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的理论根基是奠定在双重视角之上的,既不能简单地认定其为"规范性的政治哲学",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其为"实证性"的纯粹"经验科学",而应该是两者的"合题",从而实现政治哲学史上的变革。     

从“劳动逻辑”到“消费逻辑”——资本权力形成的理论逻辑阐释

资本权力的阐释和批判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核。资本何以具有权力？这个问题是资本权力解构的出发点。学界的主流范式是,从“劳动逻辑”出发,以异化劳动和剩余价值的视角诠释资本权力的生发原理,却忽略了“消费逻辑”在资本权力上位过程中的贡献。消费以异化消费的方式参与资本对权力的攫取,通过对需要的控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对社会阶级划分标准的重建,消费社会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资本权力创生机制。在消费社会中,人异化为数据,由被动接受剥削转变为主动接受剥削,资本权力以这种新方式操控人。以劳动代替消费作为人们获取需要满足的手段,是消解资本权力的必由之路。     

资本逻辑的空间辩证法及其非正义地理症候的三个悖论——大卫·哈维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哲学阐释

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申至空间维度,是大卫·哈维体认当前社会政治症候的理论手段。哈维由此归纳出现代资本体系无法规避的三个悖论:其一,罔顾个体实际需要的商品生产机制,存在价值过度积累同市场消费不足的矛盾,以及资本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彼此让渡的二律背反。其二,缓解资本"滞胀"或贬值的资本"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策略,因资本地缘格局的间歇性破坏与全球金融体系区域性剥削的形式,表征出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在时空上的紧张关系。其三,确保剩余价值持续积累的资本地理性不平衡发展,促使空间单位间的协作关系被剥削和竞争所取代,从而在资本循环内部形成瓦解资本逻辑的力量。三者在资本生产、循环和积累层面,描绘出资本主义在面临危机与解决危机之间徘徊的辩证运动轨迹。而它身后的空间非正义政治景观,又佐证了资本逻辑的空间辩证法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异化属性的地理学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