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出路

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趋势.传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侧重于"国计"方面,对"民生"问题注意不够;而如果将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用"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进行选题和研究,不仅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还能够提供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

区域经济史的勃兴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中国经济史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需要。本文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等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是近年来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两大视角,晚清时期的乡村动荡、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嵌入的初步尝试、共产党政权下乡村社会的“国家权力化”努力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多学科知识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了众多新成果的问世,其中华北、江南、华南的区域性研究最为深入.但社会实践与制度构建的背离、历史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与政治社会学的宏观研究的疏离、乡村社会物理机制的研究与乡土人群群体意识研究的脱节,也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疏漏.     

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为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诸多研究成果。他们广泛展开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同时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等多个方面,在诸多问题上形成了他们独到的看法。     

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示要

本文以作者自身的治学经验为据,说明经济史研究必须兼备广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史料功夫和前沿的理论素养,这三者的有机融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必备功夫。     

对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的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学术界思想解放,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提出过多种观点并引发过争论.这些观点和争论,对促进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活跃和深入,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社会环境和主客观条件再一次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有必要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进行再思考.今天提出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很有必要.这种提法,对探讨总结中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的经验与规律,对正确理解近代中国和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密切的关系和现实的价值.同时,也能够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主要线索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三个阶段涉及四种经济成分 ,总供给与总需求非均衡运动中所出现的宏观经济现象构成各阶段的主线。在一系列宏观经济现象中 ,需要注意积累、消费、投资等问题     

30年来近代河南经济史研究述评

作为区域史研究,30年来近代河南经济史研究日趋活跃,讨论关注之问题也十分广泛,相关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帝国主义在河南经济势力的扩张和掠夺;二、河南传统经济在近代的延续与推移;三、近代河南新型经济的发展;四、综合性理论性研究。这些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流动

在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社会流动纷繁多变的现象背后,蕴藏着多元复杂的动因。近代新学教育制度的确立,成为影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绅士阶层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其多向度的社会流动直接与其所受教育密切相关;而农民阶层的多元的社会流动,则被动地缘于天灾、人祸、经济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压力;在这沉重的压力背后,又不乏教育的苍白与缺失。且由于新式教育与近代社会实际相脱节,导致人才“失业”,影响了社会流动的效率。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理论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但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鉴于此,中央提出了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时代命题。在此,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战略提出的背景与过程、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相关的几个概念及其关系、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主要内容等问题进行阐述。     

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之误区

学术界对中国古代、近代经济史上的GDP研究似有升温趋势,然而其中存在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有碍于更加真实地认识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和进行跨国家、跨社会的比较。主要的问题在于,认识和估算的思路进入了误区,偏离了GDP的规范定义。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中的具体方法也有诸多不尽如人意处。运用计量模型推导GDP,对于模型设计的合理性和基础性数据的的积累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不宜把GDP作为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或中国近代二元转型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较时的主要普世价值评价标准,尤其不宜用偏离定义或模型有缺陷的估计或计量方法得出的GDP数字来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会造成以下的结果:(1)会以不规范的偏离程度很大的GDP数字来不恰当地衡量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2)掩盖了中国近代二元经济结构的事实;(3)掩盖了中国古代市场十分有限的事实;(4)掩盖了市场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差异。社会转型的评价标准是多维的,在很多时候,GDP并不能成为主要的评价标准。     

明清史与近代史:一个社会史视角的反思

在近几十年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界,明清史和近代史是两个取得了重大成就的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两个在时间上接续的历史时段中间出现了一道鸿沟———两段历史各有其问题意识,学者们向我们展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和历史叙述方式。但是,出自明清史的社会史研究者从他们的实践出发,对传统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之间的这种断裂进行了反思。在更加多元和复杂、而非单线的问题意识之下,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内在脉络,从而有可能使双方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进行讨论     

中西和谐社会思想之异同:经济学说史的视角

在历史上,中西文化对和谐有相似的理解,这表明人类构建理想社会具有共同的认识起点。但后来在理想社会的模式设计和实现途径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又偏离了和谐的原有之义,并在社会实践中遭到破产。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对中西和谐社会思想之异同作一比较分析,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于近代重庆城市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发展影响因素、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城市文化等方面。现阶段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提炼和宏观研究水平不足,专题研究有待深入,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展。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增权途径：福建个案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使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日益突出,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以福州罗源县“983”项目为个案,借助增权社会工作理论分析该项目在帮助留守儿童的策略选择,包括支教、探访、资金援助等方式。结果发现,这些策略比以往研究更具有实践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增权思维但执行不彻底。研究结合增权的核心理念在原有方式上从个人、人际、社会三个层面提出建议,以促使留守儿童发展更加积极的自我,实现真实的增权。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政权的三次转型

由清末到国民政府垮台时期的第一次社会转型中,传统士绅的衰落与基层政权的建设相互影响,结果是基层政权的"内卷化",乡村社会出现了动荡和混乱,国家陷入了总体性危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第二次社会转型中,国家成功地将政权的触角延伸至基层农村,以各种手段形成了对农村的强力制约,即使如此,基层社会也并未完全丧失自身的行动能力;当前第三次社会转型下处于改革进程中的乡村基层政权,由于国家权力的部分分权显示出了更大的弹性和自主性,在与各方利益的互动中形成了自身独立的利益追求,所引发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     

当前我国农村犯罪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对我国当前农村社会犯罪加剧这一现象可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进行分析 ,从“理性人”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 ,并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基本思路     

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

2009-2011年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一方面,从新的角度或层面继续探讨了近代中国教育、女性、宗教、法律与习俗、社会阶层与群体、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等传统领域;另一方面,关注了文化传播、词语分析、历史记忆与民间信仰等以前较少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拓展研究领域的同时,探索了“身份建构”等新的解释模式.这些研究展示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作为“交叉视角”及新史学范式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特色,但仍存在着研究论题的“碎片化”、解释理论薄弱等缺陷.未来的该领域研究应重视在理论与方法上借鉴其他学科,增加新的问题意识,建构本土化的解释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