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岁那年 第一次与父亲过年

我出生于1937年8月28日,1997年我整整60岁,而父亲已经83岁了。那年农历腊月中旬,我和妻子乘飞机到台湾和父亲一家团聚。腊月二十这一天,在台北市建国路的一栋四合院里,     

患难与共的父母

我的父母都是部队南下干部。1949年春，父亲17岁时从山西逃壮丁来到北京参加了解放军。入伍后，他在部队担任过文书、连队指导员。部队南下后驻扎在广东省汕头市。母亲是黑龙江省哈尔滨人，19岁入伍，到部队文工团，后来随军南下，转业到汕头市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母亲在广播电台工作时，经常要去部队采访，所以认识了父亲。他们1964年结婚，当时父亲32岁，母亲23岁，3年后有了我，后来又有了弟弟。“文革”前，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     

人生的起点

1969年春,我还不满18岁,父亲被打倒,在住学习班。：我的同学,有的参军当兵,有的招工当工人,我们这些“黑五类”和“走资派”的子弟,只能到农村去插队锻炼。我是独子,一直受到全家人的呵护。下乡那一天,我背起了背包,奶奶盘腿坐在炕头,老泪横流,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你父亲十五岁离家,     

论中共对台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台湾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中国内政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我党的一项历史使命。自1950年代以来，我党对台政策始终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同时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了灵活的策略，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体现了原则坚定和策略灵活的统一。     

第一位华裔美国大学校长辞职前后

依寻心系故国家园的情结,虎年春节前夕,笔者几经周折,终於采访到了第一位担任美国大学校长的美籍华人——一田长霖博士。父亲为官清自持,奉公守法,母亲明察时务,善於决断。父母的行为为田氏兄妹成人树立了榜样1935年,田长霖出生於汉口的一户书香人家。父亲田水谦曾出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复辗转迁到台湾。到台湾後田水谦被任命为“省府秘书长”,为官清廉自持,奉公守法,在深受台湾官民赞誉的同时,也为孩子们的成人树立了榜样。1％Z年8刀19R,对田家来说是一个悲裒的H子,父亲出永谦因积劳成疾在这一天撒手人寰,…     

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国人对台湾的关注逐步升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建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在“东方革命”与“新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刊发了不少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其内容包括回溯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揭露日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评析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思考大陆人民应如何回应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视为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道,公开提出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在抗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而“台湾民族”的提法同样源自“民族自决”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与政治意义。“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     

《押沙龙,押沙龙!》中“弑父”行为的解读

以弗洛伊德对＂弑父＂情结的研究为理论基础,对《押沙龙,押沙龙!》一书主人公托马斯.萨德本＂弑父＂动机的成因进行剖析,解读其终身迷恋和追求＂父亲＂这一身份的心理历程。萨德本将＂父亲＂这一身份看作最有价值的人生目标,究其原因,只有获得这样的身份,其＂弑父＂的欲望才能得到满足。从建立到毁灭,从获得到失去,＂父亲＂这一形象始终与地位、财富、权势联系在一起。对萨德本来说,获得了＂父亲＂这一身份,就意味着获得了社会的认同;这种身份一旦失去,他作为＂弑父者＂所取得的成就将不复存在。     

“台独”误导“国家认同”的阶段、要点简述

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和平发展取得重大成果情况下,台湾"国家认同"出现政治偏差,统独取向出现严重错位,这一情况表明了台湾"国家认同"问题的复杂性、严峻性,表明了正确引导和重塑台湾"国家认同"的重要性、迫切性。在影响台湾"国家认同"的诸多因素中,"台独势力"的影响最为恶劣。在"台独"演变过程中,不同阶段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也有不同。     

关于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几点思考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本质上就是中国国家主权能否分割的问题,大陆必须积极正确应对。本文认为,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将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与两岸关系中的其他重大问题联系起来通盘考虑,主张以两岸合组代表团的形式解决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文章还就台湾"邦交国"、参与国际机构和组织、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出现等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台共纲领焦点问题评说：“台湾民族论”不能成立

虽然1928年台共纲领中出现了台湾汉人已经形成“台湾民族”的提法，但是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大陆汉人在移居台湾的时候，他们将原有的语言、生产方式、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带到了台湾，并世代相传；大陆移民不仅去台的时候是汉族，而且在台湾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也同样是汉族，从来就没有变异成为所谓的“台湾民族”。实际上，1928年台共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是日共照搬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     

我生来就是乡下人

我生来就是一个乡下人，从小在金山长大，一直到初中还是农村户口。父亲在“文革”后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一开学就被检查出患有肝炎，退学了。他通过自学，还是拿到了大学文凭。父亲后来在农村的文化站工作。写作和摄影，我受了他很大影响。父亲开车不行，还好，这点没有受他影响。     

父亲也是儿子

在我们全家农转非到城里的第二年,父亲就到了60岁该退休的年龄。就在父亲办理完退休手续的当月,同样是60岁的母亲因患肝癌去世了。本想安度晚年的父亲受不了这个打     

六十五年寻“家”暖我心

我没有见过父亲,却在65年后到了父亲生前所在的部队,平生第一次感到别样的温暖。我是一名退休教师,祖籍山西省临县安业乡任家沟村。1 947年我6岁那年,我的父亲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的教导员,不幸在指挥陕西蟠龙战役中牺牲,年仅29岁。     

台湾反蒋民主启蒙的“五四”话语——以殷海光思想言述为例

20世纪50年代台湾反蒋民主运动是继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其所遭遇到的第一场反对运动．对台湾近几十年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这场运动与20世纪头10年以北京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渊源关系和不同语境，有益于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台湾社会思想的发展脉络．也有益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殷海光作为这一运动的“精神领袖”，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思想史个案。     

从“民族叙事”角度看“台独史观”论述之演变——以明郑台湾史相关建构为例

“台独史观”在“民族叙事”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围绕着“压迫与抗争”这一主题，将台湾历史歪曲为所谓“中国人”对“台湾人”的“民族压迫史”。而在“台独史观”对明郑台湾史的论述中，该主题则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弱化再到强化的过程。从早期将郑成功和明郑政权污蔑为与荷兰、日本一样的“外来殖民政权”,到民进党初次执政时期转而鼓吹明郑政权在台湾“独立建国”的“东宁建国论”,再到如今大肆攻击郑成功和汉族移民“压迫屠杀台湾‘原住民’”的“原民史观”——这种转变，揭示了“台独史观”的“民族叙事”本质，就是“反中国化”和“反中华民族化”,只是迫于台湾人民的强烈中国认同，才一度对其进行弱化。如今，随着“台独”势力的得势和“台独”思想在台湾民众中的传播，“台独史观”也逐步撕去其伪装，开始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迈进。我们必须对“台独史观”的这一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并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     

书痴黄侃

黄侃是著名的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具有独特的治学之道。黄侃平生嗜好颇多,其中读书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出生于1886年的黄侃。天资聪颖。当年,年仅15岁的黄侃随父亲黄云鹄去成都武侯祠游玩,回家之后竟然将祠壁上的绝大部分楹联朗声背诵了下来,黄侃的这一举动令父亲欣喜万分又惊诧不已。父亲发现．黄侃的读书天赋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他9岁时便能读《经》,日逾千言：10岁便已读完四书五经．被人称为“神童”。     

现阶段台湾研究生教育探析

在我国台湾数十年高等教育历程中 ,研究生教育已成为台湾高教发展的重点。从学制与学位、招生入学、课程与教学到科研工作、管理方式等都有一套较完整的实施办法 ,研究生的培养多在大学中的研究所内进行 ,同时还可以与企业联合培养———“建教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     

不仅仅是文学走向的抉择——谈1948年前后“桥”的文学论争

在台湾新文学发展中 ,1 945年光复后创办的“台湾新生报”开辟的副刊“文艺”尤其“桥”在 1 948年间发起的一场文学论争 ,达成了两个带有全局性的重要目标 :用进步的、革命的文学消除“皇民文学”的流毒 ,占领文学阵地 ;以团结、统一的理念 ,澄清文艺思想 ,端正文学方向。这不仅给当时的台湾文坛点燃了一盏指路明灯 ,而且为后来的台湾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今仍不无意义。     

《山西老年》给了高龄父亲青春活力

我是2004年接触到的《山西老年》,原因就是父亲偶然的一次得病,再加上父亲的年纪已越来越大,从日常生活和诸多事情上都需要我的照顾,父亲便和我住到了一起。我的父亲是1945年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现年83岁。他离休后《山西老年》给了他又一次青春活力,成了他的良师益友。     

父亲与书的情缘

父亲出生于晋南的一个农村，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三。由于家境贫寒，父亲11岁时才进本村私塾上学，14岁就辍学回家务了农。可就是这三年的私塾学习，使父亲爱上了读书，从此与书结缘。即使下地干活，他也要带着喜爱的书，一有空就读上一段。17岁那年，父亲到晋南临猗县黄河边上一家地主家里“扛长工”。尽管当时农活很累，可是父亲喜爱读书的习惯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