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痛苦和诗性的张力——论穆旦诗的品格

穆旦的诗歌创作既给我们展示了现代个体"丰富而痛苦"的生命存在,也给我们显示了现代诗歌凝练、艰涩的诗性张力.这既是穆旦诗的品格的集中体现,也显示着白话新诗的真正生命力.     

挥却历史的雾霭——对穆旦诗歌代表作的清理

在穆旦的诗中,<赞美>、<诗八首>是公认的代表之作,<隐现>近年来备受关注,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是,<赞美>在穆旦的诗中仅是一个特例,不具备代表性.<诗八首>在后人的阐释中偏离了穆旦诗歌创作的主线,使其无法正确.代表"穆旦的风格.<隐现>一出场就被蒙上宗教的面纱,遭遇误读.只有挥却历史的雾霭,找到并循着贯穿诗人四十余年诗歌创作的核心脉络,才能踏上其诗歌艺术的峰顶.     

王佐良论穆旦——兼及其他穆旦研究

作为穆旦的挚友和新诗研究者,王佐良既把穆旦放在"昆明现代派"这个群体里讨论了穆旦写作的外在性,同时又更主要地对穆旦写作的种种个性进行了多方位的讨论.在后一个层面上,他提出了"感性化与肉体化"、"非中国化"与"中国品质"等等概念,并对穆旦诗歌中的宗教取向进行了独特的讨论,这些都是穆旦研究中富有开创性和可延续性的命题.     

穆旦在南荒文艺社的创作

笔者截取穆旦前期创作中的南荒文艺社时期进行考察,发现了一些被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新东西,如穆旦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抗战的思想等,并对一些作品作了新的或更深入的阐释。通过穆旦诗歌的思想和艺术分析,得出了南荒社时期是穆旦诗歌创作转折的一个重要时期的结论。     

自我"完成"的尝试:到"群众"中去——1950年代穆旦诗歌创作探析

1950年代穆旦的诗歌创作延续了他通过诗歌“完成自我”的主题,但其重心是向融入“群众”倾斜。分析诗人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的10首诗歌,可以看出到“群众”中去是穆旦人生理想与诗歌创作的中心意识,但这种自我完成的尝试并不成功;准备努力融入“群众”中去的诗人最终不得不接受来自群众的批判,这构成了穆旦生命历程和中国文学史上耐人寻味的一幕。     

论穆旦诗歌翻译对其诗歌创作主题内涵的影响

穆旦诗歌的主题内涵,20世纪30、40年代与70年代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和他的人生际遇不无关系。对于穆旦来说,诗歌翻译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了其诗歌创作,并对其诗歌创作的主题内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转变,既与作者人生磨砺相关,也与长期从事浪漫主义诗歌翻译工作相关。     

论穆旦1945年正面描写战争的诗——以《退伍》《农民兵》为例

穆旦在1945年这一特殊的年份下,写了一系列有关正面描写战争的诗歌。但这些诗歌并不是对战争做单一的描写,而是将其以往诗歌中的诸多特质,如,将关注底层、怀疑与反思精神等融入其中。穆旦通过《退伍》与《农民兵》展示了"多余"的退伍兵和"苦难"的农民兵两类士兵形象,完美地将直面战争、关注底层和思考战争融合到一起。对这两首直面战争、关注底层、充满怀疑与反思之作进行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穆旦1945年的诗歌创作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     

历史“时感”中的“希望”与“控诉”——论1945—1948年间穆旦诗歌创作的精神指向与矛盾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穆旦的诗歌创作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峰。但此后不久,诗人却停滞了诗歌写作一年多,专注办报,直至1947年初再次提笔,写作《时感四首》并开始又一段较集中的创作。就书写内容来看,穆旦在这几年间的写作大多可用"时感"来概括,但却并不仅仅是与某一具体时段的社会历史现实相关,也与其对战争的回忆及对"战后"的想象相关。从抗战胜利到国共内战,从在"大后方"祈盼新生活的"小职员"到北返、去沈阳创办《新报》、再到1947年重新提笔时,诗人的"时感"中大约怀有了这样一种焦虑和质疑:历史是否在循环?当抗战胜利前后诗歌创作中表达的对未来祈盼部分落空,"战后"中国又回到"战时",穆旦在此时不断生发的"希望"与"控诉"之间既构成了一种矛盾,也构成了战时中国新诗作者一种深刻的、源于经验自省和历史思考的痛苦声音。     

“第二个童年与海”——试论九叶诗人新时期的诗歌创作

九叶诗人穆旦、陈敬容、郑敏等人新时期的诗歌创作,不仅坚持早期的艺术理想,而且还深化和发展了自己的艺术探索和艺术风格,老诗人归来的歌唱丰富了新时期的诗坛,迎来了艺术生命的"第二个童年与海".     

从肉体到乌托邦:穆旦“玄学”的一个侧面

玄学,是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穆旦诗歌中的一个异质性特征。通过诗学与生命的实践,穆旦的诗和诗的穆旦构成了一体同构的内在关联。穆旦的玄学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殖民和本土两重身份,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出走与回归、光明与黑暗的动力和主题。以肉体为本位的穆旦式的玄学,一方面对乌托邦话语具有解构效应,另一方面则因其固有的浪漫精神,重新以隐蔽而执拗的方式皈依元叙事形式的乌托邦。     

论穆旦诗歌对现代“异化”个体的抒写

现代社会对生命个体的“异化”是穆旦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穆旦在三个层面上对“异化”展开抒写。第一,通过对“被压迫、被蹂躏的肉体”的诗性表达,抒写战争以及现代社会规训体制中身体的异化体验及其反抗;第二,通过对“二十世纪”、“八小时”等现代时间意象的深度观照,彰显“现代时间”中生命个体的“异化”生存;第三,通过对现代城市“灿烂整齐的空洞”的象征化抒写,展现了现代城市空间中生命个体的“异化”生存景观。穆旦对现代生命个体“异化”的抒写是其对现代中国生存困境的诗性表达,这是穆旦精神探索内在悲剧的外在体现,在更深层上彰显了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的内在困境。     

审美形象：视觉画面与语言符号化——比较邵洵美与穆旦诗歌中的身体叙事

当我们在诗歌的艺术世界中找寻对身体的叙事时,发现同样面对“身体”,不同的诗人给予了不同的诠释。这里主要是比较在邵洵美与穆旦的诗歌中的身体叙事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审美形象．即在邵洵美的颓荡肉感诗歌中身体是以可感知的视觉画面的形式出现的,而在穆旦的诗歌中,身体则抽离出了视觉的感知画面,变为了一种抽象的理念化的语言符号。但不管怎样,他们诗歌中对身体的叙事都对当今的对身体的欲望化亵渎有着纠偏的作用。     

潜隐的浪漫：穆旦40年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

穆旦40年代的诗歌创作自觉追求“思维复杂化、情感线团化”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表达方式。但其诗歌的主旨、立意和内在精神却与纯正的现代派风格有差异,表现出与浪漫主义的相通。穆旦诗歌中有明显的英雄崇拜,坚强的乐观精神以及对浪漫主义本质特征“自然”的推崇。这些浪漫主义因素成为他创作的深层精神资源,影响他诗歌风格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探讨穆旦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以及他的现代主义诗歌中包含浪漫主义特质的深层原因。     

论抗战时期穆木天诗歌创作

抗战时期民族危亡的现实促使穆木天诗风由早期的象征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为家国生存和民族战争而书写成为穆木天诗歌创作的最高宗旨。抗战时期,穆诗多以揭示苦难、控诉罪恶、呼呼抗争为主题,充当"时代喇叭手"的历史使命,虽然强化了穆诗的时代性却削弱了诗歌的艺术色彩,但穆诗仍在色调和意象选取、结构体式等方面显出特色。     

挽歌·哀歌·战歌——以诗歌为例论穆木天的东北情结

诗人、翻译家、学者穆木天对中国新文学——尤其是东北新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诗歌创作以1931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提倡纯粹的诗歌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不可或缺的存在;后期受时代的感召,成为为民族解放摇旗呐喊的战士。考察穆木天的生平创作道路,对他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成为他创作内源性因素的是故乡东北大野,是他的东北情结。笔者以穆木天诗歌为例,从风格的变化、意象的选取、情感基调等方面论述穆木天的东北情结。     

挽歌·哀歌·战歌——以诗歌为例论穆木天的东北情结

诗人、翻译家、学者穆木天对中国新文学——尤其是东北新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诗歌创作以1931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提倡＂纯粹的诗歌＂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不可或缺的存在;后期受时代的感召,成为为民族解放摇旗呐喊的战士。考察穆木天的生平创作道路,对他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成为他创作内源性因素的是故乡东北大野,是他的＂东北情结＂。笔者以穆木天诗歌为例,从风格的变化、意象的选取、情感基调等方面论述穆木天的＂东北情结＂。     

吴伟业与清初唐宋诗之争

吴伟业诗学主张推尊唐诗,不废宋诗.其诗歌创作主要取法唐诗,但艺术上又与宋诗有相似处.清初在吴伟业的直接影响下出现太仓十子,形成娄东诗派.其叙事诗的成就,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诗歌创作.吴伟业不仅以其诗论,而且以其诗歌创作的广泛影响力参与到清初唐宋诗之争中.     

"受难的形象"--论穆旦诗歌的人格价值与文化意义

穆旦以自我不断撕裂、不断质疑的受难者的写作方式,从一种内在的精神困境出发,窥破了现存文化的种种虚伪与神话,沉潜至更为深刻内在的思想探险与精神求索中,完成了一种痛苦艰难的转换,最终成为一个被苦难的血水所激醒的现代主义者.这种受难者的自审意识使他获得正视自我、直面生存的勇气和可贵的怀疑反思精神,突显出一代先觉者精深高贵的人格价值与文化意义.从知识分子自身建设来说,它标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转型中理性的自觉与成熟以及思维的现代化趋向;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来说,它接续并深化了五四启蒙传统.作为九叶诗派"走得最远"的一位,穆旦诗以其负荷着民族苦难又坚守知识分子立场的双重受难形象,在悲怆的历史意味中蕴涵了深厚的文化力量与超前的人格价值.     

战争风暴中灵魂的呻吟——穆旦诗歌的现代主义倾向

穆旦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合唱中,发出了自己特异的声音,在战争风暴中抒写了个体的生存体验。其创作与主流文学思潮相比,主流文学是革命古典主义-集体理性-民族的存亡-崇高的讴歌,穆旦的诗作是现代主义-个体体验-生存的意义-痛苦的拷问。其创作的现代主义意涵主要体现在：对战争的否定;对大写的我的否定;对现实的否定;以及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穆旦继承了国民性批判的思想,但又超越了启蒙主义。穆旦诗歌在民族革命战争的风暴中,发出了灵魂的呻吟;在革命古典主义为主旋律的时代交响曲中,奏出了现代主义的不和谐的声音。它虽然孤立、微弱,但仍然穿透时间的屏障,回旋在历史的长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