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研究总体性方法刍议

"通俗文学"是现代社会中文人创作的、供大众阅读消遣娱乐的、模式化的商品文学;"通俗文学"研究应当建立在"元理论"的基础之上,"通俗文学"总体性研究方法不仅要把作家、作品、读者和社会四个要素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从中找到隐藏在背后的社会总体结构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延续 ——冷战结构下的香港文学

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自1949年后开始走向分离,大陆左翼文学成为主流,台湾则为右翼文学所控制,只有香港这个"第三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文章从"左"与右、 现代主义和通俗文学等三个方面讨论香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     

纯粹雅化的鲁迅——从《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的重读比较中再解鲁迅小说

本文从艺术的雅俗化视角,重读与比较《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认为鲁迅小说从思想到形式都是纯粹雅化的.在思想上,如"狂人"被逼为疯,就象征精英文化在中国的遭遇;"阿Q"整天做着"白日梦",就象征中国大众文化的弱点.鲁迅对这两个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他思想上所持的纯粹雅化立场.艺术上,鲁迅小说完全以作者为中心进行的叙述方式及其中西文化与文学修养对小说写作的全面渗透,也反映了他纯粹雅化的创作特点.     

"现代性"乌托邦与现代文学史建构

"现代性"在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风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它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提出之后文学史建构的重要维度,它不仅仅是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的解构,也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增加了"世界"向度与审美的"现代"品格.但"现代性"概念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也遮蔽了"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文学史事件,以"现代性"视角建构文学史有其积极意义,但它的历史局限也是不能忽视的.     

现代通俗文学入史的学科史学反思

从"逆流"到被"漠视"再到有限度地被"认可",现代通俗文学经过近百年的历练终于找回了失落的"文学身分"。由于史学理论的宏阔视野和全局性整体研究的缺失,导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不可能真正恢复通俗文学的合理地位,只有在新的史学观的基础上打破僵化的学科观念,才能真正解决现代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     

"吴声"的雅化与风格演变

乐府的雅化包括观念层面的俗、雅变迁和实践层面的俗乐雅化.乐府的雅化体现在音乐与歌词两方面,吴声音乐的雅化经历了晋宋时期"被之管弦"和萧梁宫廷制作大型组曲两个阶段,歌词的雅化经历了文人雅歌和宫廷艳曲两个阶段.由此,吴声由民谣的质朴天然走向文人乐歌的含蓄雅致和宫廷乐歌的艳丽奢华,完成了风格的演变.乐府的雅化总体上实现了艺术化和精美化,这个过程本身充满创造性,不宜简单视为僵化.     

文学史书写中的通俗文学地位论辩

有关文学的观念,尽管莫衷一是,但崇尚文学经典却是中外文学的一个悠久的、勿庸置疑的传统。而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又与文学史的书写息息相关。通俗文学在文学、文学史的强大的"万有引力"之下,向来被认为"不是文学",一直难于以其应该拥有的正常姿态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在文学形态多样化已经成为事实的当下,我们对于通俗文学除了应该进行审美的观照之外,更应该进行社会学、文化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以见出其独有的价值。     

"权威批评话语"在通俗文学批评中的尴尬

通俗文学的繁荣已成为既定的文学事实,但由于受到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权威批评话语"的影响,使通俗文学批评中存在一种不合理的历史性想象.这样,一方面,通俗文学的价值被任意曲解;另一方面,文学批评本身也成为一种虚假的批评.本文主要探讨这种"权威批评话语"的形成,以及它在当代通俗文学批评中的具体显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我们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方法论

要想公正地对待现代通俗文学,必须建立新的评价体系。我们应该将新文学和通俗文学放在同一平台上,既要看到两者在文学上的共同点,又要看到它们各自的独特性,去除成见、用心公平,把通俗文学与庸俗文学等区分开来。现代通俗文学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通俗文学和高雅文学的精华,又包含了相当的糟粕,把握通俗文学和整个文学的发展脉络,了解通俗文学的演变规律,借古鉴今,才能清楚现代通俗文学在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通俗文学作家满足读者需求,迎合读者心理,通过传播媒介进行互动。读者是通俗文学的市场,市场是通俗文学的生命力,重视读者接受的视角无疑是矫正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论唐宋间"四书"升格为儒经的原因

唐宋之间,"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官方法定的儒家经典.本文认为四书升格是唐宋经济发展、思想流变的必然;四书以其自身的特点而具备了升格的可能.另外,唐宋诸大儒对四书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超越了唐代释老的心性本体论,将"佛性"或"道性"还原为人性,并将性与天道相沟通,将天道与伦理相沟通,把学术的核心话题从"佛性"、"道性"转换为"天理",最终他们实现了整个学术的转换.这种学术转换是在对"四书"精心解释下完成的,新的学术理论的确立,使得它所依傍的文本也广泛地被接受,"四书"升格为儒经得以实现.     

媒介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世俗化审美价值构建

20世纪后期以来文学领域的世俗化审美进程,在两条线索上并行展开:一个是精英文学的平民化转向;另一个是通俗文学的大众化演变。媒介文化将大众审美精神注入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审美实践中,生成了文学世俗化审美的价值和观念体系。在历史的维度上,精英文学的世俗化审美实践用传统通俗文学的历史合法性开道,用通俗文学的元文学性和文学源流关系来论证文学世俗化审美的文学本质意义。在现实的维度上,精英文学的世俗化审美以对世俗生活的反思和批判,表现出与传统世俗文学不同的超越性。媒介文化在文化品质、文本生成和主体关系等方面,构建了新的文学世俗审美面貌和文学世俗审美精神。     

雅化与新变的整合

词至宋代走上雅化之路.在宋词发展的链条上,柳永开创"屯田蹊径",苏轼营造"东坡范式",辛弃疾撰制"稼轩体".在儒家诗教观念作用下,这些新因子与宋词雅化相互整合,促进了宋词的发展.     

战后台湾通俗文学研究考察

后现代是对现代的反动.后现代对既有秩序的颠覆,使学界对通俗丈学等边缘文类进行重估和定位.台湾文学研究界从现代性的角度反思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传统分类,肯定台湾通俗文学的价值和地位;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不应做刻板划分,最重要的还是文学的审美价值.     

"走向革命"与"作家何为"--重读"文学研究会"二题

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观是研究现代文艺思想变迁的一个"标本",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在启蒙主义的"五四,,文学中已孕育出属于"革命文学"的胚芽.文学研究会对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强调,体现了这个文学观正逐步"走向革命"的文学团体对作家人格精神的更直接的要求,对成就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事业至关重要,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多元发展和迷乱,也不无启示意义.     

"文"与"文学":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诗学谱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谱系.可是在晚清至"五四",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却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大河改道"式地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的"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中国传统文论之"文"向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谱系的全面切换.在"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阮元、刘师培、章炳麟等国学大师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文"的总结;而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分别建立了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超功利的审美型文学观,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纯文学"观视野下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气象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使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它使古代文学研究范围纯粹化,使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也得到认同.但是,"纯文学"观这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虽使中国古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却忽视了中国文学的实际发展状况,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其阐释话语有着明显的西方色彩.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

在中国,"文学"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词汇,文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也长期占据着中国文化的核心位置.但历史上的"文学"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学",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在向"文学"的现代涵义的演变中,关键的时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关键的变化是对文学体裁的重新认定,对文学性质和功能的重新认识;起关键作用的是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美学思想、知识分类体系以及现代高等教育模式的输入.     

通俗文学的历史地位

1.文学有雅俗之分是文字产生后出现的文学现象。小说之分雅俗起于隋唐盛于宋。宋以后,通俗小说实际上已成为小说的主要形式。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通俗文学一直处于仆从的、在野的地位。中国的俗文学与雅文学是互补的,俗文学桢雅文学以提高,雅文学赖俗文学以发展。这种交互作用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2.从“五四”始,小说根本改变了它的仆从地位成为文坛的盟主——文学的主要形式了。但小说又发生了新的分化:现代小说适应了历史的潮流;通俗小说顺应了历史的惯性。由于传统和偏见,通俗文学的地位被抹去了,通俗文学被禁锢了。但历史总还要按照它的惯性走下去,新时期通俗文学的涌流就是证明。3.新时期的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在处理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关系上出现了两种偏颇:“我是上帝”与“读者是上帝”。     

破解"感伤之谜": 袁可嘉"民主诗学"的一个进路

袁可嘉区分了"政治感伤性"与"政治性",矛头所指是政治的感伤性而非政治性,并认为政治的感伤性是一种观念的感伤.袁可嘉对感伤性的反思既具有世界文学的背景,也处在现代中国"感伤批判"的线索中,但他最终实现了某种逻辑的反转.这一切都和他对民主诗歌、 民主批评和民主文化的理解密不可分,同时也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即只有心智和文化上的"自由",才能摆脱属于政治观念的"感伤".     

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

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一文,将"蛊惑"人心的道德形而上的手段说成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启蒙作用",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的作用的微薄则说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区",无疑是放弃了启蒙学者"形而下"的担待,使本该清晰的启蒙与反启蒙的边界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时时散发着"道德形而上"必须和政治实用主义结合才有用武之地的气息.与此相反,笔者欣赏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为,而不欣赏固意"牢化"的"形而上"诉求.人文精神应该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和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观念的、僵死的和教条的,这才是文学生命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