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假释制度中的检察权重构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具有检察监督的职责,但由于检察权在减刑、假释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层面配置不充分,使得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法律监督不力,很多环节都表现出检察监督缺位。为此,需要从立法上通过制定专门的减刑、假释法和司法上强调同步检察监督这两个层面对减刑、假释制度中的检察权进行重构,并设置相应的配套制度,以保障其检察监督权的落实。     

减刑假释程序的理性思考

当前,随着司法体制和机制改革的不断稳步推进,减刑、假释工作,乃至整个监狱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历史的发展对减刑、假释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因为整个监狱的执行工作面临着管理思想由人治型向法治型的转变,管理模式由自主型向标准型的转变,管理方法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罪犯管理由管束型向教育型转变,监狱管理活动由执行型向创新型转变;监狱职能由多重型向单一型转变①.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发端于清末,后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时期虽然在立法上予以了明文规定,但并未付诸实施,因此是形式化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减刑假释规范制度在逐步完备的同时,也对罪犯进行了实质化改造,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减刑假释经历了确立期、定型期和快速发展期三个主要阶段。总体而言,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着系统法律规范体系缺乏、程序制度失范等诟病。     

试论如何完善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

刑事减刑假释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强调,减刑假释制度的完善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立足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温暖、方便、公正和高效.本文从审判实践人手,遵循刑罚执行的教育性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区别对待原则和社会化原则,论述如何完善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①.     

试论"减刑""假释"程序的重构

减刑、假释具有满足刑罚目的要求、契合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价值蕴涵。我国现行减刑、假释程序存在诸多问题。我国减刑与假释适用程序相同,笔者认为,减刑属司法权范畴,应由法院审理决定,并应符合司法程序的一般原则;假释属行政权范畴,应由执法监督机关依法核定,并应符合行政程序的内在要求。因而对于减刑、假释应按其性质设置不同的程序。     

关于修改减刑假释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说明

减刑、假释工作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罪犯改造、维护监管秩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现行减刑、假释制度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严重制约了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的开展.     

以新思想新举措开创河南减刑假释工作新局面

减刑、假释工作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审判工作的继续和延伸,担负着改造和教育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政治责任和重要历史使命.     

死缓限制减刑的司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第12号指导案例评析

死缓限制减刑是为了弥补现行死缓制度的缺陷,充分发挥其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功能而设立的一项刑罚制度。从性质上看,死缓限制减刑仍属于死缓制度的内容,因而其适用应当满足死缓适用的基本条件。刑法与司法解释规定了限制减刑的适用依据,但过于原则,尚需结合立法目的、量刑原则等予以进一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指导案例是明确死缓限制减刑适用依据的有益尝试,但所选取的情节在决定死缓限制减刑的功用上需要深入剖析。     

减刑和假释过程中的程序缺位和补正

减刑、假释决定程序中罪犯权利保障的程序缺位;减刑、假释审理程序中罪犯权利保障的程序和正当性双重失落。必须根据正当程序的理念、价值取向制定出规范化的减刑、假释法律程序,改革现行的减刑、假释决定程序和审理程序以及监外执行制度,使得罪犯缺失的权利保障程序得到补正。     

论减刑条件的问题与改革

减刑是我国法律规定的重要刑罚执行制度,其中,对于减刑条件的科学规定和恰当理解,在发挥这一制度的积极效果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目前法律的规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关于减刑条件的规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和完善.     

论假释适用中的再犯预测

再犯可能性预测是裁量假释的关键因素 ,也是执法机关在适用假释时深感棘手的一大难题。再犯预测不足是导致我国假释适用率偏低的“瓶颈”之一。因此 ,建立高效的再犯预测机制 ,是实现我国假释制度高效运行的关键     

死刑立即执行制度替代措施初论——我国现阶段限制死刑的司法途径

尽管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保留了死刑制度,但严格适用死刑已基本成为国人的共识.不过,希冀我国在立法上大量削减死刑罪名还不免过于理想化,更加现实与合理的选择应是从司法层面上寻求死刑立即执行制度的功能性替代.无疑,死刑缓期执行与无期徒刑是两种较为理想的死刑替代措施,它们不但符合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社会有关文件的精神与我国长期奉行的死刑政策,更加重要的是充分尊重了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而避免走激进与极端的道路,符合国人的道德伦理,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其意义不可小觑.     

论票据的期后背书

期后背书系指背书人在一定的期限后或在票据权利行使受阻后所为之背书。期后背书并不等同于一般债权转让,仍然能够产生票据法上的法律效力,但存在权利移转效力、权利证明效力、权利担保效力和票据抗辩限制等特殊性。我国《票据法》禁止性立法规定与票据关系实践不符;我国《票据法》明令期后之背书人承担票据责任,与期后背书的法律效力产生矛盾,却又不能达到预期的立法目的。     

《韩诗外传》的贫困考验主题及其文学价值——兼论孔门弟子的安贫乐道形象和故事演变

儒家的安贫乐道思想在《韩诗外传》中得到了完整的继承。其中孔门弟子安贫乐道以及克服享乐诱惑的故事,形成了贫困考验主题,传达出儒家以义为重,以德为先的精神理念。儒家经师韩婴有意采用了踵事增华的叙事笔法,故事中有明显的想象、虚构成分,典型化特征十分明显。《韩诗外传》的叙事手法直接影响了汉代的叙事文学,它所具有的小说因子和小说形态在中国早期叙事文学研究中应引起更多的重视,以期从一个侧面把握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双向互动,把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论矛盾凸显期的社会转型:方向、路径与战略选择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已进入矛盾凸显期,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在严峻的挑战面前,要在认清转型的历史方位和目标任务的基础上,明确转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导,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深化改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道路;要以打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为突破口,以以人为本为宗旨,以先经济、次社会、后政治为顺序,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改革新战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推进社会转型。     

论中国小说发生期的期限

在梳理学术界对中国小说史初始阶段的不同认识的基础上,以小说出现、小说本质、小说活动和小说理论为基本标志,确立起小说发生期的概念.同时,对于发生期的期限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在把握小说文本与文化文本、小说起源与小说发生的区别的基础上,依据小说史实际,确定发生期的上限为战国时代.在把握发生期内各种小说现象的内部统一性的基础上,确定发生期的下限为西汉末年.     

论陕北前期丁玲文艺思想的二重性

陕北前期,在对文艺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上,在对文艺表现目的和表现对象的理解上,在对作家知识分子立场的评判上,丁玲均表现出了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她宣扬“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大众”和“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她又申张文艺的独立性质、文艺“化大众”的责任和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立场.这说明,在丁玲此期文艺思想中同时存在着以政治为核心的功利型文艺观和以个体为核心的启蒙型文艺观的元素.二者的并置,缘于其自我身份的复杂性及其思想意识的矛盾性;同时,在那一时期也具有其典范意义.     

论郭沫若小说爆发期的拟欧造境

1924年8至10月间是郭沫若在小说创作上的爆发期。此期作品皆在福冈写就,而最大的特点却是拟欧造境,有意识地通过想象欧洲、诠释西方以演示作者脱离浪漫主义,追随社会主义的变异心境,为中国小说增添现代性。     

资格刑改良论——以适用于我国公民犯罪的资格刑为视角

适用于我国公民犯罪的资格刑主要缺陷是体系不完整、内容欠合理、适用制度不健全.应以我国资格刑和准资格刑立法为基础,以国外优秀立法例为借鉴,扩充资格刑类型与刑元素、构建资格刑缓刑制度以及同步减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