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中华文化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毛庆楚辞研究述评

毛庆是中国屈原学会发起人之一,现兼任该学会名誉会长。他研究屈原与楚辞三十余年,撰写出版了《屈骚艺术新研》、《诗祖涅槃——屈原和他的诗》、《屈骚艺术研究》、《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等专著,发表楚辞研究论文数十篇,思维独到,观点新颖。他将多学科知识融入楚辞研究之中,成果丰硕,自成体系,是当代卓有成就的代表性楚辞学者之一。     

林云铭与《楚辞灯》

清初林云铭,评注《楚辞》,著有《楚辞灯》一书。其评注重《史记》,并以屈注《屈》,务求《楚辞》本来面貌。又从文学的角度解读,大力疏通各篇文理脉络,以求其大旨。另外,其评注也有指摘前人讹误、另辟蹊径之处。林云铭引已为屈原同类,文中多代屈原而言之。其观点虽不能认为确乎无疑,亦自成一说,影响颇大。     

《卜居》《渔父》作者考辩

现当代《楚辞》研究者,多怀疑《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作,然其怀疑的三大理由均无一能成立。以《楚辞》成书之体例看,这两篇作品被收入的唯一条件,乃因作者是屈原。结论：《卜居》《渔父》油“屈原之所作”,应是毫无问题的。     

是模拟之作还是解读之文──《楚辞》中四篇汉人作品的性质归属质疑

一般认为,《楚辞》中的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这四篇汉人作品是纯粹的对屈骚的模拟之作,内容空洞,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本文通过对汉人这四篇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写作体例等问题的考察分析,认为此四篇作品并非传统理解的是对屈骚的单纯模拟之作,而是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之作,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屈原的文学性评传。它们是汉代极值得重视的评论楚辞的文献资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楚辞研究热点透视

近年来,楚辞研究主要围绕屈原人格内涵、屈赋浪漫主义、屈（原）宋（玉）关系、《离骚》题义、《离骚》主人公男女性别变化等方面展开,通过对这些热点的研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近年来政治、时代整体氛围对楚辞研究的影响。     

点校整理本朱熹《楚辞集注》简介

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吴广平教授点校的南宋朱熹所撰之《楚辞集注》一书已于2013年1月由岳麓书社出版。此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湘文库"丛书之一种。朱熹的《楚辞集注》是继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楚辞》注本,是宋代楚辞     

模拟中的解释: 论《楚辞章句》中的汉代拟作

<楚辞章句>中收录了许多汉人模拟屈骚的作品,这些拟作在艺术水准上与屈骚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楚辞章句>的编纂者将它们收入,符合汉代经学的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是,这些拟作体现了汉人对屈骚的理解,其中一批作品将屈原塑造成为正道直行、眷恋故国的道德楷模,这批作品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被结集,流传至东汉,王逸对其进行了修订增扩,最终形成了<楚辞章句>这部楚辞学最重要的选本.这个选本广泛流传,它的阐释倾向抑制了对屈骚的其他理解,深刻影响了从汉代至今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基本认知,并最终完成屈原和楚辞的经典化塑造.     

台湾陈怡良教授楚辞研究述评

台湾成功大学陈怡良教授从事教学与研究四十余年,在楚辞研究和楚辞学人才培养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撰写出版了《楚辞天问研究》、《屈原文学论集》、《屈骚审关与修辞》三部楚辞研究专著,发表了数十篇楚辞研究论文。他的楚辞研究既注重楚辞文本的研究,也注重楚辞背景的探讨,视野宏阔,引证丰富,善于在融会古今学人成果的基础上守正出新,是台湾楚辞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之一。陈怡良教授不仅在楚辞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给大学生、研究生开设楚辞专题研究课程,积极鼓励学生研读《楚辞》,指导楚辞学硕士论文七篇,博士论文两篇,是目前台湾地区培养楚辞学硕士和博士最多的学者．．     

毛泽东酷爱屈原《楚辞》及其原因

毛泽东一生酷爱屈原《楚辞》 ,主要原因是由于《楚辞》思想艺术价值高 ,毛泽东与屈原的性格和创作风格类似     

论屈骚对谢灵运诗文之影响--兼议《楚辞》在六朝的传播

家族出身、文学才情、政治理想、仕途遭际等方面与屈原相似,是谢灵运接纳屈骚精神的重要原因。《楚辞》寄托比兴、浪漫想象、铺排叙事等手法,又影响到谢灵运的具体创作。结合六朝政治局势、时代风尚、文化思潮来看,缘情绮靡的诗风,推动了文人对形式美的探索;动荡更迭的政局,加深了时人飘若转蓬的无依感。讨论屈骚与谢灵运诗文之间的关联,进而探索六朝文人对《楚辞》的接纳,对于明确谢灵运文学思想的构成,洞察谢诗用典特征,钩沉《楚辞》在六朝的传播,具有非常意义。     

汨罗构筑“屈子遗产露天博院”的原由、目标及走向

"屈子遗产露天博物院"是基于守望遗产的时代使命、不留遗憾的发展理念、资源价值的独特发现等多种因素叠加后,提出的一个关于屈子祠的全新发展概念,其终极目标是要构建一个以复活屈原、走进楚辞、领略南楚风貌为主的露天式的、开放式的博物院,为高扬屈原、传承屈原提供一处独特的文化高地,为未来汨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总体布局。尽管路途漫漫,但只要信念坚定、思路对头、目标明确、趋利避害,一届接一届、一代接一代地干,汨罗就能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华夏民族的精神家园。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2017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2017年屈原及楚辞研究创获颇丰,成果显著。统计本年度出版和发表的论著、论文可知,研究范围大致包括:屈原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四个部分。研究成果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方法新与角度新;二是重视出土文献。     

论《红楼梦》对《楚辞》的继承与发展

《红楼梦》“师楚”之维护理想、选择死亡的悲剧精神,具有广泛性、深刻性与独特性。《红楼梦》“师楚”之艺术传统,表现出感情深挚、追求创新、运用象征、打破传统、随意挥洒的特点。曹雪芹与屈原之间有着“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感情共鸣,故能从根本上继承和发展屈原的优良传统。     

2002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综述

2002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九届年会于6月13日至16日在宁波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115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这次会议交流的论文74篇,论文提要16篇,内容涉及到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等七个分枝学科。     

《九歌》三题

传说中的启《九歌》是祭祀之乐。在流传过程中,古《九歌》发生了一些分化。《九歌》是屈原创作的祭歌集合体,是后人编辑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诸神的地位、作品中的祭神背景以及作品的风格等可以推断屈原《九歌》非一时一地之作,有的作于朝廷任职时,有的作于流放民间时。     

楚辞与周代乐语

音乐是尧舜时代三大礼之一,到西周时期进而发展为乐德、乐语、乐舞等,形成政治与教化同一的文化形态。乐语有“兴、道、讽、诵、言、语”六式,实际上也就是徒歌类型。战国时期的楚国仍然延续这样的政治与教化方式。从《惜诵》以及《离骚》等作品中,通过乐语在两周时期的使用形态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屈原遭到贬斥的原因是“言、道、诵”等,本为讽劝,但被认为是太过,太烦,太谗,不忠,因此遭殃。这是屈原生平的真实纪事,也是楚辞表现的内容与结构特征。由此看出,楚辞《离骚》、《九章》等都是徒歌,只有《九歌》才是声诗。过去,我们根据乐语从教化的角度去《诗经》中寻找答案,结果不知所以。当我们从政治行为与教化两方面去考察乐语使用情况以后,楚辞和《诗经》中很多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

台湾诗人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不但直接称赞屈原的“志洁行芳”,而且将屈原置于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将屈原与但丁、荷马等人相比较,认为屈原的作品是一切诗人的源头。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与屈原的爱国爱民是分不开的,而余光中自己也是爱国爱民的诗人。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