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影响机制研究

农村外出劳动力已占到农民工总量六成以上,剖析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影响因素对破解就业难和用工荒等就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出发,进一步探讨了各种资本整合的资本禀赋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相互影响作用。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提升农村劳动力资本禀赋、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充分就业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质量的个体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质量是促进他们融入城镇社会和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中国农村劳动力由于自身主观条件的限制和各种体制机制的束缚,他们的转移就业多数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低,职业不稳定,就业质量不高。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质量的个体特征差异并实证检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提出要通过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等路径逐步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质量。     

社会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就业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般道路,是统筹城乡就业的关键所在。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途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但是依靠这种途径进城就业并不能带给农民工较高的就业质量,也不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看,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不能过多地依靠社会资本,政府应该在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就业转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江西省农村劳动力就业迁移的动因研究——基于992份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作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其中"推一拉"理论和"生存理性选择"理论具有长期的说服力.通过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中心的实证调查,认为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劳动力就业迁移的动因更有解释力.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会显著提升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从家庭资源禀赋来看,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互联网接入家庭农户创业的概率,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农保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功能,但也要重视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堵点”和“焦点”问题。     

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理论思考

按照舒尔茨的观点,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和迁移等方面的费用。在我国现阶段,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表现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劳动者技能培训及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其非农就业转移,包括影响选择非农就业的意愿、非农职业选择的能力和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为此,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必须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     

江西省农村劳动力就业迁移的动因研究——基于992份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作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其中推-拉理论和生存理性选择理论具有长期的说服力.通过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中心的实证调查,认为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劳动力就业迁移的动因更有解释力.     

大农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

传统农业发展方式加剧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危机,农村的非农就业机会缺乏导致农村劳动力利用不充分,从而引起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缓慢。大农业具有顺生态性和多功能性;我国发展大农业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大农业依靠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和新的社会分工,拓展和深化农业产业链,使与农业相关的非农职业需求不断扩大,从而拓展劳动力市场。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基于CHIP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稳定性和改善福利;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更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存在代际差异。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并采用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正向显著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的发生,相较于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女性,使用互联网上网的农村女性其选择非农就业的概率高7%;进一步研究发现,通信支出在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受教育程度以及地区差异均会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产生影响。最后,本文从加强农村互联网的建设和加大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帮扶的角度提出对策。     

就业能力、就业稳定性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

基于广东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就业能力、就业稳定性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之间的关系,并从理论上阐述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能力与其就业稳定性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就业能力对其城市融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稳定性对其城市融入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能力最重要的因素是就业技能,经济融入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起着关键作用。     

关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思考

本文据当前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的现状 ,从分析原因入手 ,阐述了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途径。     

宗族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宗族文化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和团结力,深刻影响着家族成员的行为和活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探究了宗族文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将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地,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结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地区的群体中具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机制分析得出,宗族主要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和促进社会关系两个途径来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     

论失业理论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启示

西方国家的失业理论对解决我国现存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有着现实的参考意义及利用价值。在对传统失业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些理论并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失业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为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对策。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劳动力就业的相关性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市劳动力就业既有互补合作效应,也有竞争替代效应,竞争替代效应只局限于少数就业领域,绝大多数领域属于合作互补关系。现行的“限制性”就业制度是低效的、不成功的安排,不仅不能给城市劳动力提供有效的就业保护,反而损害城市利益发展,导致社会总福利受损,也延缓了未来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农村嵌入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基于广西和贵州1611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在总结当前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回流研究聚焦城市推拉力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探寻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回流背后深层次动机时不能抽离劳动力长期嵌入的农村情境的观点.分别从经济、制度、社会和符号四个维度入手构建了相应的结构模型,收集广西和贵州两省区1611份实地调查问卷数据,通过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Logistics逐步回归分析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与修正.结论显示:虽然农村经济落后依然是推动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重要因素,但农村制度因素同样不可忽视,而且它还成为束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重要阻碍力量.农村社会因素和符号因素对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回流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嵌入度对劳动力回流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但它对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