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译中的变译——以《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为个案

林语堂在自译中,未拘泥于原文结构和行文模式,而是针对原文与译文不同的预期读者,采用变译方法,用目的语对原文进行二次阐述.从林语堂的自译效果看,"忠实性"与"创造性"可以并行不悖,忠实是再创造的基础,再创造是忠实的表现手段.     

《小说林》短篇小说文体研究

《小说林》短篇小说的类型多样,在晚清期刊中具有短篇小说文体方面的典型特征,具体体现在作品的叙事模式、内容是否为横截面、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语言是文言还是白话等方面。从中不仅可以认识《小说林》短篇小说在文体革新上的依据及其与传统古代短篇小说不同的文体特征,其价值也值得重估。     

中国当代小小说的鸟瞰和探幽——评张春《中国小小说六十年》

张春博士《中国小小说六十年》是其多年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结晶,该书从纵横向两个方面客观梳理了新中国小小说的发生与发展,并以“名称论”“文化论”等六个专题实现了点与面的有机结合,在资料的翔实性、审美的敏锐性和内在的科学性上也进行了极为有益的探索。同时,论著还切中了当下小小说的创作弊端,为小小说的未来繁荣提供了方向。     

《小说林》对于《月月小说》及吴趼人小说观的争鸣和呼应

通过还原《小说林》杂志创刊到结束期间的上海小说期刊界,讨论《小说林》杂志上诸种论说与《月月小瑚杂志及吴趼人的小说观的关系。《小说林》杂志的创办与《月月小说》不无关系;在历史小说观和言情小说观方面,《小说林》同人都表达出与《月月小说》总撰述吴趼人或争鸣或呼应的意见,并且发生了一定作用。《小说林》同人与吴趼人争鸣的背后,其实是关于新小说中“善”与“美”两种因素孰先孰后问题的交锋。     

史学批评的歧路——从《东坡志林》中的一则笔记谈起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对司马迁的《史记》提出两点批评:一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二是肯定商鞅、桑弘羊之功.前一个问题乃是班固的老调陈词,范晔、沈括等早已提出批评.而后一个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与苏轼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及其因反对变法而获罪的经历有关,本文试对此略作分析.     

《庄子》“志怪”“小说”用意探微

志怪小说在现代是指一种小说文体概念,可在《庄子》中,"志怪"与"小说"并不相关,它们在各自语境中有各自的用意。"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意在于求真;"小说"处于比较语境,用意在于凸现"道"境界的高低差异,同时在诸子争鸣中轻贬异说,突出庄学。后人往往在"志怪"与"小说"的虚构共性上曲解其原意,混用"志怪""小说"两个词,最终使之融合成一种小说文体概念——志怪小说。     

《辨疑志》与小说志怪传统

中唐陆长源的小说集《辨疑志》,批驳怪诞虚妄之说,是对当时流行的小说志怪主题的否定,但其写作意图又是来源于小说实录"阙史"的传统。《辨疑志》的叙事结构同样体现出对志怪类故事的批判倾向,又以逆志怪的形式带来志怪小说"惊奇"式的审美感受。《辨疑志》的批评对象是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盲信,这是中唐士人理性精神在小说写作中的表现。它对小说志怪传统的继承和反拨,与士人学风从六朝到唐代的转变密切相关,透露出唐代志怪衰落和小说转变的一种思想动因。     

试析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中的变译

在《黑奴吁天录》中采用变译法主要由译者和读者两个因素决定,林纾通过采用阐译、缩译和改译三种变译,保持了译文信息的忠实、美学的忠实、语用功能的忠实和效果的忠实.变译的运用使译文创造性地忠实于原文,实现了忠诚原则与跨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     

另类哥特小说:评伊丽莎白·乔利小说《井》

澳洲女作家伊丽莎白·乔利享有世界声誉,但令人遗憾的是她的国内知名度并不高,代表作《井》也没有赢得它应有的关注。现有的文学批评多关注其后殖民视角。事实上,作为一位文风诡异多变的作家,乔利的小说值得多角度地深入理解。女性哥特小说是其文风中一个重要特点。乔利运用女性非线性叙述模式,塑造了赫斯特和凯瑟琳这样的女性边缘人物,有别于传统哥特小说的猎奇,乔利关注更多的是人物性别、等级和情感关系。在传统哥特小说的外衣下,乔利文笔鲜明地表达了现代人物间的关系困惑和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共生关系,否定了传统的理性和权威。     

译意与译味——读汪榕培英译《牡丹亭·闺塾》

汪榕培在戏剧《牡丹亭·闺塾》的翻译上运用了3种翻译策略:舍意取味、意味兼得和化意入味。译意是基础,在译意和译味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译味是他翻译的主旨和目标取向。在译味过程中,他不拘泥于原作的表达形式,在忠实原作意味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再创作,表现了原作的神韵。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苏轼神女诗初探

<苏轼诗集>中有两首关于神女的重要诗作,即<巫山>和<神女庙>二诗.在阅读两首诗的过程中我们先是领略了含情脉脉、仪态万千的美丽的神女形象,并且这一形象在苏轼的心中是幻化的;继而又瞻拜了一位庄严肃穆、可以统御众神的女王.在这两首诗中所展示的矛盾为我们呈现了苏轼诗歌中异彩纷呈的文学景观.该文先从有关神女的传说着眼,然后具体分析苏轼的这两首诗作,最后从宋代疑辨思潮以及宋代民俗等方面来解释苏轼的这种先质疑后认同的思维过程.     

苏轼贬逐心态研究

苏轼的贬逐心态最能见出其文化人格与思想境界.其思想基础乃是以庄子之相对主义、佛家之随缘自适而达于儒家之孔颜曾点境界,又以宋人高扬志节气概为激励,故出入穷通生死之途而裕如自得,以一种倔强雄强而又坦然静定的健康心态而处忧患困厄,显示出了卓越超拔的人格风范.     

苏轼文艺审美理论六题

本文剖析六则苏轼提出的或加以新解的文艺审美命题,包括“辞达而已”、“从知到乐”、“随物赋形”、“反常合道”、“常形常理”、“跳开出场”等,可见出苏轼文艺审美理论思维的一些特点。     

城市文化——罪恶的渊薮——苏童小说《米》的再解读

苏童摆脱了对创作短篇小说的一度迷恋,写作了长篇"新写实小说"《米》。《米》已经被人们做了诸多的归纳与阐释,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借一个逃亡与回归的故事母题,去写一个在城市文化中人性被扭曲的、孤独无依的人的具有悲剧意义的一生。于是逃亡与回归、人性的扭曲、生命的孤独便构成了苏童小说《米》叙述的基本元素。本文就试图通过这些跳荡在作品中的元素,来透视这些元素背后的城市的淫靡文化是如何摧毁了一个乡村青年的生命的。     

苏轼词风“豪放”说置疑

在古典文学评论中 ,一般认为苏轼创立了与“婉约派”迥然相异的“豪放派”词风。本文认为苏轼词风既没有李白诗风飘逸豪放的境界 ,也没有赶上辛弃疾词风英雄般的豪放气势。苏词大部分作品蕴籍出来的风格是悲壮 ,一种儒士的悲壮 ,一种近乎末路英雄的悲壮。     

苏轼历史人物评价思想研究

苏轼评价历史人物是其历史评论的重要内容。他的历史人物评价有以下特点:在道德至上的评价标准下运用一正一反的对比评价方法,侧重对关键历史人物和争议历史人物的评价,最终达到针砭时弊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     

论苏轼诗词英译本的诗性特征——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例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其诗词题材广泛,意象丰富,语言生动,风格独特。《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其豪放词代表作之一,该词的3个英译本呈现不同的诗性特征:许译本最具音象美,林译本最重义象美,华译本最有事象美。文章比较分析了3个英译本的诗性特征,深入探讨了译者的翻译风格和常用的诗词翻译策略,旨在为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提供参考依据,促进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形象的合理构建。     

论苏诗赵夔注

作为南北宋之交时期较早的苏诗注本,赵夔注在当时有重要影响,长于诗学阐释与历史阐释。赵夔首先对苏诗的用典方法作了详尽的总结,主要分为用字、用句法、用事、用意四种,在注文中予以详细地分析,并评论了苏诗的艺术特色。赵夔注还重考证引发苏诗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题旨。赵夔还以本事为基础,对使用了直陈其事和用典等各种不同方法的诗句都予以准确的解释。赵夔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苏轼文人集团对《宣和画谱》的影响

苏轼文人集团是一个以苏轼为中心,“苏门六君子”及李公麟、米芾等书画艺术家为主体的文士集团.他们的艺术思想直接影响到北宋元祐以后的书画风气和艺术批评.其“士人画”的艺术思想,“以诗为画”的艺术追求甚至突破士人书画的界限影响到院体绘画,《宣和画谱》作为北宋宫廷主持修撰的重要艺术批评资料,虽然因政治因素没有直接收录苏轼等人,其艺术观点却深受苏轼文人集团艺术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