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婴儿安全岛”的法律保障

“婴儿安全岛”制度是我国保障人权、践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切实履行国家义务的体现。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对“婴儿安全岛”的规定内容稀疏,且存在体系性和体例问题,导致“婴儿安全岛”在实践中陷入资金缺口不断扩大、社会舆论分化及弃婴身份信息缺乏等困境,应通过在法律上明确“婴儿安全岛”的合法地位、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大资源投入等措施,实现“婴儿安全岛”的平稳运行和良性发展。     

我国公民劳动就业权的法理解说与法律保护

劳动就业权是指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保障下我国公民获得劳动就业机会并在劳动过程中得到基本保障的权利,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劳动就业权作为基本人权及宪法性权利的真正内涵以及国家对该权利实现所负的义务,并从制度建设的高度探索公民劳动就业权法律保护的路径。     

论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反悔上诉权的规制——以检例第83号为样本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不相悖的一项制度设计。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实质上是一种求刑权,而非裁量权。此种量刑建议的效力因控辩审三方职能的差异而各异,而被追诉人也不因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认可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而导致反悔上诉权的丧失。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上诉理由有很大一部分系量刑过重,检例第83号正是此类案件的典型体现。为了避免被追诉人随意滥用上诉权的情形,司法机关应客观、审慎审查上诉理由是否正当。可以通过在审前确保控辩量刑协商合意充分、采取相对确定刑的量刑建议,在审中释明无正当理由上诉的不利后果,在审后借鉴损失时间指令制度等方法,对被追诉人的反悔上诉权进行一定的规制,以避免司法资源的无端浪费,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     

法律选择中的弱者利益保护探究——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为视角

对弱者利益进行保护一直以来就是各国国际私法理论所遵循的理念,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继承了这一理念并将其应用到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法律选择的诸多领域,可以说这是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理念的一大进步。通过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探寻弱者利益保护的法理基础以及在法律选择中保护弱者利益的理由,并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中弱者利益保护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我国应当将弱者利益保护上升为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明确界定相关概念,进一步扩大弱者利益保护的范围,并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     

WTO框架下出口限制的争端与对策——以香港婴儿配方奶粉限购令有关法律问题为例

鉴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过的《2013年进出口(一般)(修订)规例》可能违反GATT第11条中禁止出口限制的规定,从WTO框架下与出口限制有关的法条及案例出发,针对GATT第20条“一般例外”和第11条的例外情形在出口限制措施中的适用性,阐明禁止出口限制的法律基础、起诉《2013进出口规例》的合理性和特区政府援引的例外条款的法理基础.以出口为生计的国家和地区可在现有的WTO框架下应对出口贸易限制问题,香港婴儿奶粉限购令亦可加以完善.     

基于共享发展的劳动力权法律保护——以劳动力市场变化为视角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开之时,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必须加强劳动力权的法律保护,即把过去重点保护劳动者就业与工资薪金收益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权利,转变到重点保护劳动者的劳动力的发展与再发展的权利上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本来就是价值的源泉和大于它自身价值的源泉,劳动者分享剩余具有正当性,也是其劳动力发展权的实现,对劳资双方合作共赢都有利。我们应当通过完善劳动法、公司法、有关再分配的法、教育制度和工会法等,来加强劳动力权的保护,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使劳动力权人与财产权人实现共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     

人民至上的伦理学分析——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构成极大威胁,也考验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党群干群关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领导人民取得了抗疫的重大成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抗疫成功更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和价值支撑。人民至上立场集中体现为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史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宗旨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之本;从伦理学高度审视,人民至上立场是一种根本伦理价值观和伦理精神,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伦理观;生命至上是人民至上立场的集中体现和要求,拓展了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新内涵。     

网络隐私权法律保护研究——以国外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为例

阐述了网络隐私权的内涵,分析了目前我国对于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研究比较了国外对网络隐私权保护以及基本立法模式。最后,在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构建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全面性法律体系,采取立法与行业自律的综合模式作为个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对策。     

论我国基因安全风险规制困境及其法律对策

基因安全风险是基因安全因特定的威胁而遭受损害、危难和伤害的潜在可能性。规制基因安全风险已成为迫切的社会课题。目前我国关于基因安全风险的立法有宪法、部门法、专门法等,在规制风险上有一定的作用,但还存在法律尚未能对基因科技发展中出现新的问题做出及时的回应等不足。为了更好规制基因安全风险,我国可以借鉴域外的经验,在宪法层面上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在民法典中针对基因歧视等新型社会风险做出规定及在其他相关法律制度上做一些调整。     

我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 法律困境及其消解

我国当下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立法存在法律位阶过低、形式合法性缺失、不同文本相互冲突等突出问题,致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隐藏着巨大风险。通过梳理现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立法文本,可以发现其在特许设定、适用范围、市场准入、价格监管、争端解决等诸多环节中存在疏漏。为此,应当通过中央、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统一立法体例的完善以及不同立法之间的互动,为消解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律困境奠定基础。     

德国商业贿赂的经济法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刑法》均对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后果作出了调整,采用了综合规制模式。相比之下,德国从原来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模式向现行的刑法规制模式变化,尽管在法律责任和保护法益上体现出侧重点的不同,但规制对象和构成要件仍保持统一性。对比我国和德国的规制模式可以发现,我国存在规制对象不统一、调整方法不衔接、保护法益不明晰、构成要件不完备等问题,而上述问题均可在德国立法及其变动中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中国外资企业投资融资化及其法律规制

投资融资化是伴随着直接投资的增加而逐渐产生和发展的.文章通过对投融资内涵和理论创新的分析,指出了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融资化的表现与成因,提出了对投资融资化的法律规制,借以避免其消极影响,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责任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生产领域潜在的安全风险十分巨大,食品安全监管也成为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从国际经验来看,食品安全保障的核心是政府监管职能的实现.为此,不仅要克服我国传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弊端,而且要落实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机制.这就要坚持食品监管公共利益原则,合理安排现代风险社会条件下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分配.同时,也必须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监管的局限性,避免对行政监管的过度依赖,早日实现从单一行政监管体制向复合的市场化监管体制的转变,实现市民社会食品安全法治,使食品安全保障机制之上永悬利剑.     

论我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的困境与改革路径

随着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制度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些问题碧得不到有效改善，必将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改革的关键在于，明确法律解释主体的解释权限范围，转交立法解释的法律定位，充分发挥司法解释的主导作用，从而促进整个法律解释体系和谐发展。     

法律原则适用的困境 --方法论视角的四个追问

法律原则是为法律规则提供某种基础或根源的综合性的、指导性的价值准则或规范,是法律诉讼、法律程序和法律裁决的确认规范.如果我们省略其他的形式分类,则大体上可以把法律原则分为"非实定的法律原则"和"实定的法律原则".通常情况下,两者本身不存在矛盾,实定的法律原则是由非实定的法律原则转化而来的.但有时人们必须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非实定的法律原则"和"实定的法律原则"效力的优先性,以及"非实定的法律原则"能否通过法律解释或论证纳入现行法律秩序的框架之内.法律原则是否具有可诉性,是通过个案来加以验证的,不能断言法律原则自始即无可诉性.相反,在对法律原则有否可诉性进行实证检验之前,预设其在性质上属于具有可诉性的法律规范,是符合逻辑的.     

新加坡民族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社会,20世纪60年代其国内种族矛盾严重,曾出现过激烈的种族冲突。之后,在建立多元种族和谐国家的原则指导下,政府通过对处劣势的马来人的扶持、各种族混居、成立少数民族权利总统委员会及实行集选区制度等措施促进各种族间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成效显著。新加坡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思路能为完善我国民族政策提供有益启示。     

宋代借贷契约及其法律调控

由于宋代借贷关系的日益普遍,宋朝官府加大了对借贷契约关系的管理力度,宋代在借贷的利率、担保、履行方面都制定了严格、完备的法律,国家对借贷契约关系的法律调控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借贷关系的正常运行提供了保障,维护了借贷秩序的稳定。     

驰名商标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

近年来,有关驰名商标保护的立法在国际和国内逐步完善,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可谓密不透风,但驰名商标在认定和使用中专用权被滥用的现象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在列举驰名商标权利滥用种种表现的基础上,对驰名商标的权利滥用规制从立法和执法上提出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