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与政见之争--论北宋中后期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之批评

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的批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潜伏期、激化期和深化期.它反映出二氏之学在经世层面"重法"或"重人"等诸多分歧,以及苏轼的儒学传承意识.它与北宋中后期的政争、党争互为表里,既导致和强化了后者,同时又深烙党争、政争的痕迹.     

近十年来的荆公新学研究

近十年来的荆公新学研究已经涉及到荆公新学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不同的学科视角、多样的学术方法、整体的观念为荆公新学研究注入了生机活力,但对荆公新学思想渊源所在,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方式,与佛道、理学、蜀学等流派之间交融互动方面,特别是对于荆公新学流派的研究以及对于王安石作为宋代由内圣转向外王的关键人物的探讨方面,在学术界目前还是薄弱环节,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     

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南宋高宗朝政治文化的演进与荆公新学的嬗变

在北宋中后期的六十多年中,荆公新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地位。南渡之后,在剧烈动荡的政局中,出于现实苟和、偏安的考虑,宋高宗政权采取一系列具有浓厚现实政治功利色彩的政策。现实政治统治的演变促使学术政策相应调整,以求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学术因而深深被卷入政治利益争斗的漩涡。在这样的环境中,荆公新学走向消亡。     

荆公新学的两个发展阶段及其理论特点

荆公新学是北宋中期兴起的儒学学派.其发展可以划分为早期与后期两个理论特点非常鲜明的阶段.早期新学围绕重振儒学纲常、挽救价值失落的主题,重视对性命道德之理的探求.后期新学的理论重心则在于为现实社会的改革提供思想指导与理论依据.     

走出"荆公新学"——对王安石学术演变形态的再勾勒

因反对"新经学"的现实需要,宋人缺失了对王安石的学术--"王学"作出整体评判.发展到后世,尽管"新学"词义有变,但"荆公新学"终究成了"王学"的别称.事实上,"王学"有原生形态、官学化形态和晚年演化形态三个部分.其中,以金陵(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王学"的最初产地,"金陵之学"就是"官学化"之前"王学"的原生形态,极富地域性和原创性;而学界沿用已久的"荆公新学",本质上是"金陵之学"被北宋政府"官学化"的产物,也是宋人攻击学术"官学化"进程的专称,它不能作为研究"王学"的总对象.刷新研究对象,走出"荆公新学",兼顾"王学"多种演变形态的差别与联系,有助于当前的学术思想史研究.     

荆公新学《三经新义》的内圣外王之道

庆历之后还是宋学地域学派的临川之学,到熙宁以后演变为一种新官学即荆公新学.虽然王安石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其学术旨趣、思想内容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荆公新学更为关注以经术经世务的外王之道,以满足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的经世致用迫切需要.王安石分别从《尚书》《周礼》《诗经》等先王政典探寻礼乐制度、治理方法的依据,以解决熙宁新政的现实政治问题.同时,荆公新学也关心人君方寸之地养心的内圣之道,但主要目的是凸显政治睿智、强力意志的精神因素,其内圣之道直接依附于外王之用,不同于道学派偏重道德为本的内圣之道.     

论近代中国新学的起源

晚清知识分子立足于社会现实,欲统摄西学而重建新的中学,以避免西化和失落中学.近代意涵的新学基础,在这样的论调下自不能大胆冒进.而在整个中国对西学在跨越中西认同的紧张,出现普遍认同后,新学在短短几年间便蔚为风潮.另,近代中国新学的发韧实亦有参照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东学"催化之功.     

李觏对北宋儒学复兴的哲学构思

"礼"是儒家文化的象征和标志,是儒学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自汉代开始凋落、魏晋日渐衰微的儒学传统,至北宋时已面临诸多阻滞。北宋中期很多儒者都自觉担当起复兴儒学这一历史使命,李觏无疑是重要代表之一。他秉承了先秦儒家关怀民生、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揭露宗教对儒家礼治的冲击,为复兴儒学扫清外在障碍;提出"礼顺人情"的观点,为复兴儒学奠定民众基础;提倡将礼制度化,为复兴儒学提供制度保障,构建了层层深入又步步紧扣的儒学复兴体系。李觏的理论不仅为北宋中期复兴儒学提供了广阔的思路,实则成为了两宋功利主义学说的一个历史源头,而且为理学家构建思辨本体论的新儒学体系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北宋后期的都保区划

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呈现出残缺不全、新旧交替的特征。乡、里在合并的同时已失缺原有的编户功能。熙宁变法之后,作为地方自治及保防组织的都保,日渐具备乡村区划的功能,县以下的行政事务主要通过都保来执行。但是,原来的乡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继续存在。乡和都保只存在地域上的包含关系,而没有行政上的统属关系。乡和都保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乡主要是地理区划上的意义,用以来确定方位、籍贯等;而都保则是依人户而划分,以对其实施行政上的管理。     

两宋之际政治与王安石新学流变

王安石新学在两宋之际的学术嬗变,其实并不是新学学术本身自由、自觉的传承。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统治集团的政治选择,使新学非学术层面传承的影响加深,致使新学完全成为社会诸多阶层利益诉求追逐的工具,渐趋式微,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现实的问题与困惑,正是历史镜像的投射。尽管时代在变,但传统社会中学术与现实政治的纠葛,依然在今天延续。中国传统社会丰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其实就是双刃剑,独立、平等、和谐则是两利与进步,依附、偏倚、压榨及利用则会两害与退步。     

论宋代金石学的衰歇

宋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金石考古之学 ,在宋徽宗时有了极大的发展 ,但也是其衰歇之始。其在南渡后逐渐走向衰歇 ,原因大致有三 :一、古器物来源大大减少 ;二、南渡史家注重当时的近现代史 ,而无暇顾及前代制度 ;三、学者反思靖康之祸 ,以徽宗好古器为其失政之一端而不再热心     

论北宋末期的恶性通货膨胀

北宋末期,由于政治腐败,军费开支、官员俸禄和宫廷靡费浩大,使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宋廷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并不惜推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衰退,同时引起私钱泛滥、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和社会动荡。宋徽宗为稳定其统治,曾欲遏止通货膨胀的发展,但终因统治集团已空前腐朽,无法紧缩货币,不能发展生产,难使政治清明,治理失败,北宋王朝终于走上了亡国之路。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

北宋的党争不仅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的冲突和论争。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否定诗赋取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立足点,则不尽相同,一为重实用,一为重道德。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诗赋取士持开明的态度。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北宋后期的辞赋各体均有人尝试创作。绍述以后,新党用事,复罢诗赋取士,北宋末期文人的荒疏学问和辞赋鄙俚与此有很大关系。由于以怨报怨的恶性党争,北宋后期少有大胆论政的辞赋力作。随着元以来党争的加剧,畏祸心理在这时期的辞赋中有显著表现,而且,辞赋中越来越浸入悲凉之气,宁静平和的心境逐渐让位于悲苦不振的心绪。     

北宋"东州逸党"考论

"东州逸党"是北宋前期一个地域性较强的以范讽为领袖的文人团体和文学流派。他们的行为及其创作,体现出唐宋文化转型期中带有特定色彩的观念与趋尚,并在某种意义上为"宋调"新风的构建起了铺垫作用,也对宋代文化学术的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     

北宋中央控驭地方的派出机构--路

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改变唐末以来地方权力过大的现状,对地方体制进行了变动。逐步取消节度使的财政、军事、司法权力,同时在地方采取中央派出机构来管理地方的模式,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路,形成了以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为主的路级机构,除安抚使由所在路的首州知州兼任外,其他三司号称"监司",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中国地方行政机构从二级制向三级制的转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北宋馆阁文人宋匪躬新考

北宋馆阁文人宋匪躬,乃仁宗朝参知政事宋绶之孙,神宗朝馆阁学士、著名藏书家宋敏求之子,然生平事迹零落,后世不显。本文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考证得出:宋匪躬字履中,宋氏和毕氏有两代姻亲关系,宋匪躬和彭汝砺乃翁婿关系。元祐期间,匪躬参与校定《资治通鉴》,担任礼部考试点检试卷官、编修官制检讨官,并以馆职身份参与了朝廷郊祀、信安公园雅集等活动。匪躬《馆阁录》对陈骙《南宋馆阁录》稽考制度、编排体例都有相当的影响。通过匪躬行止的考察,揭示了宋代馆阁文人的日常生活情态、社会交往,馆阁文人群体与宋代学术文化之因缘关系。     

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与辞赋创作

熙宁以来科场政策的更迭变化潜藏的文学观、人才观的争论 ,对文风、学风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对辞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律赋的创作在北宋后期文人的作品中比重减少 ,艺术性降低 ;辞赋论政之作减少 ,辞赋作为正经文体的地位下降、弱化 ;许多辞赋缺乏铺采文、广采众学的魄力。     

清末新政与社会转型

清末新政是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改革促使这些因素不断地发生部分质变或量变。传统的政治机制、经济机构、文化体系等都发生解体和分化,现代的社会结构逐步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的新起点和加速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