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酝酿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初探

太平军攻陷南京,掀起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地反清武装起义的高潮,形成了有利于上海小刀会酝酿起义的大好形势。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军攻陷南京,引起了长江下游地区阶级力量的变化,为上海小刀会酝酿起义提供了历史机缘。当时的上海小刀会在酝酿起义阶段与太平军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实质性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双方约定了起义的日期、地点与起义后的军事进攻战略,太平军还有可能派人参与了起义的酝酿。     

美丽的谎言——刘丽川之托词论

在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初,刘丽川的相关言论和声明,往往成为人们研究上海小刀会与太平天国初期关系的重要资料。文章依据基本的历史事实,对刘丽川说法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刘丽川的这些言论和声明,用以表明小刀会对太平天国的向往和拥护则有余,但要以此证明双方已在事实上建立起联系则不足。刘丽川的说法,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策略性考虑而编织的“美丽谎言”。     

李觏家世考

文章以李觏的家世为视点，通过对资溪、南城、黎川李氏家谱的分析和典籍、地方志有关记述的比照参证，说明资溪“雾农”谱具有较多的真实性，进而结论：李觏为唐太宗李世民之后，南唐李景之裔。资溪长山是李觏的祖居地；南城麻源及建昌军郡所在地是李觏一生生活和学术活动的主要地方；黎川是李觏的寓居之所。李觏有子有孙。     

关于太平天国时期上海战略地位的思考

透视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海与太平天国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上海因为太平天国的兴起而加速了城市繁荣和近代化的步伐;太平天国因为未尽全力进攻上海、占领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外武装势力积聚并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在上海问题上,太平天国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一是忽略了上海的经济地位,二是忽略了上海的战略地位。上海士绅一直视太平天国为劲敌,而太平天国领袖视上海为弹丸之地。中外武装势力从不被太平天国重视的上海"由下而上"逆向开始发力,兵锋直指江浙。曾国藩的湘军由上而下,李鸿章的淮军由下而上,太平天国在上下两股力量特别是来自上海力量的夹击下终于败亡。     

李、何之争时间考

李梦阳<再与何氏书>中批驳何景明的<六月望月食>、<同川甫寺中避暑>及<访子客自荆州使回二首>三首诗的写作时间是确定李、何之争时间的有力证据,李梦阳在书信中称前首诗为"近作".查前者作于正德十年(1515)六月,后二者作于正德九年(1514)或十年,结合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及二人生平,李、何之争的时间确定为正德九年至正德十年之间.     

马克思论太平天国革命

马克思从东方和中国社会性质、特点和太平天国革命本身的实际出发,认为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激发了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而引起的;是在中国陷于瓦解状态和“半文明制度”的新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太平天国是打着宗教旗帜和以民族形式出现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反侵略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可能出现的前途作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预测,同时又预言太平天国对欧洲的革命可能发生的影响     

李齐贤在中国行迹考

朝鲜古代大诗人李齐贤曾经长期居留中国,为中朝文学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在中国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至今仍然有不少疑点。人们从李齐贤的诗作中,可以考证他在中国居留的时间和行迹。李齐贤在元朝居留的时间为10年,期间多次回国,而此后居住在高丽又曾多次入元。     

客家与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之始终,浓缩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原道醒世训》、《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编》,太平天国的思想甚至比稍后的洋务运动的思想还要先进。这代表了客家民系从历史的“自在”走向了“自为”,第一次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崛起。     

漫谈太平天国的“龙”

龙在中国为帝王象征。太平天国最初因宗教关系,曾斥龙为妖,但起义后便逐渐采纳以龙饰金玺、宫殿、朝冠和朝服,以示尊崇,晚期更普遍以龙为饰。龙从被贬斥到受尊崇的变化,是太平天国信仰对中国传统的回归及其王权演变的写照。     

对太平天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剖析

婚姻家庭制度在太平天国颁发的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对其利弊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也就显得至关重要。该文拟就男女平等的主张、婚姻制度的改革、严别男行女行、封建婚姻陈规陋习的"回归",这四个方面进行剖析。     

太平天国的宗教实践散论

就发动和组织起义而言 ,洪秀全的宗教实践是成功的。然而 ,由于自身理论上的种种缺陷 ,当上帝教上升为统治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时 ,它便日渐暴露出其先天不足的一面 ,既无力继续胜任太平天国精神支柱的角色 ,也无法阻遏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上下离心等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到了后期 ,洪秀全的宗教活动已不像前期那样含有丰富的社会内容 ,而是一味强化自己作为真命天子的权威 ,故而无法挽救其内部的信仰危机。另一方面 ,在拒绝认同基督教的同时 ,洪秀全又激烈反孔 ,这就使得他的宗教在洋人和国人眼里都成了“异端”。总的说来 ,洪秀全的宗教实践是失败的 ,其理论更多吸收的是中西文化中的弱点或缺点 ,而不是双方的优点。太平天国覆亡后 ,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随之消亡。     

黄遵宪与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两次攻下嘉应州，对青年黄遵宪及其家庭造成了灾难性打击，但他对太平天国革命却没有太多的仇恨；相反他在感情上同情太平天国，而对清军则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表现出极度的憎恨和厌恶。这种现象意味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隐情：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思想和嘉应州人民与太平天国将士特殊的感情，曾一度动摇了清政府在粤东的政治权威和思想统治。     

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

太平天国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关系.但在太平天国政治史上,其实隐存着一条儒家化倾向的政治轨迹.这一"儒家化"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只有到钟良相的"濮院仁政",才真正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不仅是一条世俗化道路,也是一条理性的、良性的政治发展道路.     

太平天国北伐军火药补给研究

太平天国北伐军采取自造、购买和缴获等主要方式来补给火药,对保持自身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北伐军没有把火药补给放到应有的战略高度,形成统一的补给系统,并受清政府封锁、火药性能等客观因素的制约,造成北伐军的火药补给不能满足战争发展的需要,严重削弱了战斗力,成为北伐军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自我神化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通过自我神化,为自身蒙上一层神秘主义色彩,树立领袖权威,并以拜上帝教为精神武器,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清风暴,缔造了太平天国,给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借助神权而追求封建特权酿成了天京事变,太平天国由盛转衰,而天京事变后的洪秀全又不能积极进取,固守专制王权并不断强化神权、迷信神权,他的自我神化最终成为洪秀全自身的自我麻醉,也最终埋葬了他亲手缔造的天国。     

太平天国钱币研究综述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太平天国立国期间曾铸造过自己的钱币,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收藏价值,成为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战乱,太平天国钱币存世较少,但不影响其历史价值,有必要在前人研究太平天国钱币的基础上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概述,以期为其他学人进一步研究太平天国钱币提供借鉴.     

太平天国运动对上海近代化的影响

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下游的军事活动使江浙、苏南一带的巨大财富和充裕的劳动力进入上海,促进了上海租界的繁荣、航运和贸易的兴旺。同时,房地产、消费服务业和钱庄业也大量发展,推动了上海迅速繁荣,走向近代化。     

太平军失败的原因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没有制定新的战略规划,而是依旧固守初期的流动主义战术,兵力部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特别是领导层的腐化堕落,权力之争,内讧频繁,政治长期混乱等等,导致太平军离心离德,得不到百姓的支持,战斗力每况愈下,直至走上失败的道路。总之,太平军的诸般问题与太平军政权制度的落后同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