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形态与译者的关系——以梁启超译介拜伦为例

通过考察梁启超对拜伦的译介,作者强调翻译是典型的政治行为.在这种政治行为中,译者的自主意识观念而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支配译者的翻译活动,译者个人的主体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本例,作者认为后殖民翻译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解释力还不够,有待完善.     

经典重构 译介传播——以宇文所安中国古典文学译介为例

宇文所安通过语境还原、话语体系的建构、文本的互文并置及新经典作品的挖掘,复活中国传统文学、重构中国文学经典。翻译中,宇文氏秉承译释并举,采用丰厚翻译,使译文在信与达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宇文氏注重中西跨文化对话,以他者的视角和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做了有益尝试。权威出版机构、主流媒体的参与和广泛的文学评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译介的思考——以武陵地区为例

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在其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大背景下,对其展开译介工作成为了一种必需,这对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扩大本民族的影响力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本文将主要探讨译介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迫切性、可行性以及规范性,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民俗文化的译介为例。     

回归期台湾新诗史里的抒情之声——以张错、席慕蓉、方娥真与温瑞安为例

台湾新诗史回归期(1972—1983)以正视现实、肯定明朗、关怀乡土、拥抱民族为主要特征。其成因则与诗作风格丕变、文学论战四起、诗社诗刊涌现、空前外交变局四点密切相关。彼时诗人积极思考自我身份及过往诗潮流弊,扬弃了"世界性""超现实性""纯粹性"等现代主义主张,改朝"民族性""社会性""世俗性"等现实主义路线发展,进行书写与行动的双重实践。以抒情诗见长的张错(1943—)、席慕蓉(1943—)、方娥真(1954—)与温瑞安(1954—)四位就身份而言,可能都算某种意义上的"外人"。但在文学史书写上,四人毫无疑问都该被纳入"台湾文学‘之内’",构成回归期台湾新诗史极为重要的环节。文学界普遍认为"温是侠骨、方是柔肠",在文学表现上方往往也被视为温的附属品。其实方娥真的诗作产量不逊于温瑞安,意象营造、文字功力与节奏控制更在温之上。上述这种说法所反映的往往不是诗作风格,而是尊卑位阶,亦即视女性为他者(the other)或附属品,以呈现男性的自我(self)及优势位置。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三国演义》的译介——以《中国丛报》为例

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英文期刊之一,《中国丛报》刊载了大量译介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其中便有对《三国演义》的译介。从原始资料的考察与细读入手,详细分析包括郭实腊、美魏茶等在内的来华传教士对《三国演义》有关内容的译介,能够进一步探讨其译介特点及译介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张载四为"之中国精神的传承与译介研究

近些年,从哲学视角对"张载四为"之中国精神诠释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从译介学视角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张载四为"之中国精神诠释和译介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张载四为"之中国精神可以诠释为合作共赢、造福百姓、和谐共生、天下大同等,其国际化的译介模型包括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受众、译介途径、译介效果等.     

苏轼诗歌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以阿瑟·韦利译介《洗儿戏作》为例

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自1918年推出英译中诗选集《汉诗一百七十首》后,便在西方一举成名。在该集170首古诗中,韦利只译介了宋代文学家苏轼唯一一首诗歌《洗儿戏作》,这与苏轼本人在世界上的文学地位极不匹配。原来这与阿瑟·韦利所处的20世纪初期英国译介中国古诗的情况、与他本人对中国古诗的主观见解、译诗标准等因素密切相关。分析韦利译苏诗的特点,挖掘其只译介苏轼《洗儿戏作》的原因并梳理韦利译本的流传情况,便于窥见20世纪早期的英国甚至整个西方对中国古诗的译介倾向,以更有利于中国古代诗歌在当代走向世界。     

从译介活动看译学理论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相互作用研究——以百色高校为例

文章以百色高校译介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国内译学理论的基本情况和文化软实力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探讨译学理论与文化软实力的相互作用,为广西民族典籍的翻译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民族志翻译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以羌族文学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通常以民-汉-外的翻译方式进行,是一种二度翻译,存在着汉语译者和外语译者在视域上的二度融合。在以文化翻译而非语言翻译为取向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中,民族志翻译借鉴人类学和民俗学口头程式、表演和民族志诗学等理论和方法,在翻译中提供大量的民族志文化信息,充分体现少数民族文学口头性和创造性特点,为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提供新的方法指导和研究视角。       

论“学衡派”的古希腊文学译介与文化抉择*——以吴宓及其古希腊文学译介为中心

20世纪初的“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非常奇特的文化守成主义和文化整体主义的代表。英美留学体验给了他们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训练,他们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清醒地看到西方近代文化的缺点,因此在内容上反对以独取某民族的文化思想为认知旨归,在时间上反对以近代西方文化代表整个西方文化。作为能指的“希腊”是“中国”这个更大能指符号的初始创设,所指均是一种“非西方”的自我现代化的可能。从古希腊到原始儒学,正是“学衡派”孜孜不倦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路径。     

传播学视角下地方数字博物馆展品英语译介研究——以张大千展品为例

博物馆的对外传播是服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力量,数字博物馆因其独有的便捷度成为传统博物馆的有益补充。“张大千”是当代中国书画界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其展品英译现状能客观地反映出我国地方博物馆相关内容整体情况。以数字博物馆张大千展品译介文本为研究对象,从传播学角度讨论展品译介应遵循的原则,指出了其目前存在译介内容不当、媒介优势发挥不足两大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以期促进数字博物馆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积极作用。     

男权文化下的女性书写——以宋词为例

处于强势男权笼罩下的宋代女性词书写高潮的出现与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词体的审美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柔顺的姿容依附于强大的男权文化是其主流。但它更重要的意义是体现在对男权文化的抗争中。朱淑真、严蕊、李清照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冲击着强大冷酷的男权文化堡垒,让后代的女性在对自我意义的扣问中找寻到知已的力量。     

乡魂一缕入梦遥——张错乡愁诗的别样诉说

张错的诗歌既葆有东方传统的艺术精华,又具有现代新诗灵活多变的风格,其诗的灵魂是乡愁下的忧国忧民,诗的艺术特色是以现代形式表现中国古典性情。     

家国、身份与海外几社离散书写的意义

海外几社在继承几社救亡图存、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发挥精卫填海式的实践品格和拓荒精神,开辟海上抗清新局面。传统诗文成为他们见证家国离散、书写海上战争悲剧、铭刻流亡心路历程的载体,尤为独特地体现了这一群体在海洋精神文化熏陶下的遗民身份处境及其家国情怀。海外几社以其所处的海洋地域文化环境为视角,在离散书写中充分展现人与海之间的思辨关系及其审美心境的历时性变化。海外几社的思想境界及其离散书写对塑造台湾后学的民族文化精神,促进台湾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及文学书写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海外几社的离散书写,也为研究大陆文学与台湾地区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拓展了新视野。     

笛福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以《鲁滨逊漂流记》为例

笛福是较早被译介到中国的英国作家之一,我国对其作品的翻译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是对《鲁滨逊飘流记》的翻译研究,对笛福的认识比较守旧肤浅;1949年至1989年间,笛福的小说代表作都有了中译本。这一时期,阶级分析方法占据主导地位,笛福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90年代以后,我国形成了对笛福小说复译的热潮,各种版本层出不穷。同时,评论界也对笛福作品开始了后现代话语下的解读,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颠覆了传统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而艺术层面的分析使经典作品散发出更持久的魅力。     

边地作家的抗战书写与国家认同——以彭桂萼为例

一直致力于云南西部边疆历史地理考察研究和边地抗战诗歌创作的彭桂萼,把抗战当作促进边地融入大时代发展浪潮以及体现国家认同的重要契机。他呈现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主动汇入"抗战总流"的动态进程,自觉担起"号兵"的职责,启蒙边地民族晓以国家情况,激起爱国信念,又以表现"牧歌"到"战歌"转变的必然来表明边地对国家的认同,从而让人们知道边地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早已"织定了经纬交错的密切关系"。     

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湘西民族文化为案例

全球化语境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重视文化的国际交流,努力让民族文化走出去。开放的湘西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其译介效果关系到湘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由于共通性,湘西民族文化是可译的。民族文化译介和传播价值在于文化传承与发展,它将开辟一条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新路径。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这5个要素阐述了湘西民族文化译介模式的优化。希冀将湘西民族文化推向世界,在全球化时代求生存和发展。     

田汉译介思想初探：以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为中心

田汉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学界研究尚不多,其价值亟待发掘。该文以田汉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译介为文本分析的重点,梳理其《骑马下海的人们》中展现的以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主张翻译而不是翻案”的翻译思想,评介其《爱尔兰近代剧概论》中对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绍介,探讨其译介活动的时代背景与个体选择。在此基础上,探讨上述译介活动对其戏剧创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寻求“审美”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却寻求“实用”的艺术功能,在“审美”与“实用”之间形成了推动现代中国早期戏剧发展的不可多得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