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文教报刊中的师生赋作

报刊成为民国时期辞赋创作活动的重要载体,反映了赋在文学现代化语境下的自我调适和变革。其中,民国时期文教报刊中的师生赋作,较大程度地保留了传统赋体的抒写题材与体式特征,彰显了新式文学教育背景下民国师生扎实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展现了他们别具时代特色的家国情怀与生活意趣,是古典辞赋在近代的余响。从传承流变角度梳理民国时期文教报刊中的师生赋作概貌,展示出特定时代的创作特征。     

论民国辞赋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民国辞赋学史是中国辞赋学研究的空白课题,也是中国辞赋学史著作中断代史系列不可或缺的部分。民国辞赋学史,当包括民国辞赋学的文献考述、民国时期对当时与前代辞赋及辞赋学的批评与研究的综合研究以及一系列相关专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史著。民国时期的辞赋学成绩为民国辞赋学史的建构奠定了史料基础、文化基础。当前人们对民国辞赋学的开拓与研究也奠定了民国辞赋学的学术基础。建构民国辞赋学史不仅对现当代旧体文学研究以及研究体系的完善有促进意义,还有助于提高对民国辞赋学的客观认识、了解其创作的实绩与当时社会文化生态,同时对当代辞赋学也有启示意义。     

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的开拓与反思

新世纪以来的赋学论文数、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都比上世纪的最后20年空前增加与壮大。而就赋学研究的实质内容而言,也远较上世纪的最后20年精深、宏通,彰显出鲜明的学理化倾向,呈现有"汉赋学""律赋学""辞赋文化学"以及赋学理论批评系统化、赋学文献整理规模化的特征。在反思的过程中,赋学研究视野不断开拓,逐步走出文学史思维模式,回到文本,探源辨体,同时,赋体与他体文学交叉研究以及域外赋体创作研究也受到关注,但也存在"跨界"不足的问题,需要加以重视。     

刘熙载辞赋创作论

辞赋创作论是刘熙载赋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赋概》对赋体文学创作发生的主客体关系、辞赋内容的具体要求以及赋体文学审美特点在创作中如何实现等重要理论问题,都作了深入地探索。刘熙载的辞赋创作论不但对研究古代赋体文学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代的文学创作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辞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辞源说"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楚辞,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常常与"诗源说"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有王逸,而对辞、赋渊源关系展开全面探讨的则是刘勰。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这种文体的形貌特征和艺术风格,以及赋的抒情性特征。因此,所谓"辞源说"就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的角度揭示出楚辞与赋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文本·文心·文论：《隋唐五代辞赋研究》的论域与方法

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体,刘伟生的《隋唐五代辞赋研究》即从题材、结构、话语等诸多维度对赋体文本展开论证,并对整个赋体体式的多元与多变做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阐释。文学是心物交融的结果,文心关联着作者,该著善于探究赋家身份意识与创作心理,及其与赋作情志间的关联。隋唐五代赋学专论不甚发达,但该著善于发现与解读刘知几《史通》、李峤《楚望赋》及序等史书史论、赋序赋作中的赋论。该著能借古今中外各种批评方法,对赋作题材、赋体特性、赋家身份、赋论价值等作深入的研究,开拓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李杜赋合论

唐人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诗赋为纯文学中心的传统,赋在唐代文学创作中仍占重要地位。本文从赋的创作思想、李杜在赋体创作上的各自定位、赋风与赋艺这样几个方面对李杜赋体创作进行比较系统的讨论。李、杜以诗家而兼擅赋体,其赋学思想继承汉代而有所发展,主要是引诗学入赋学。赋体在李、杜的创作定位不同,李白在赋体创作中具有与其诗体创作相近的通过复古而全面突破赋史的宏伟计划,其赋体以讽喻、抒情为主,杜赋创作集中于中年,属于唐人献赋求仕的创作行为,其赋以雅颂为主。但李、杜赋都具有纯正的内容,都有丰富的政治主题。     

民国新编郡邑词征及其词学批评价值

中国古代的词学流派多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编纂郡邑词征是词学流派扩大影响力、建构地方词学传统的重要方式。民国时期社会变动剧烈、传统文学观念备受冲击,当时新编出版的郡邑词征多是传统文人为保存文化而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晶。民国郡邑词征从展示地方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及其对地域词创作产生的积极影响,广泛搜求地方词学资源以丰富地方词史的发展脉络,继承并发扬传统词学主张,反驳前人对当地词学的偏见并挖掘新生质素等方式为地方词学争取社会关注和认同。民国郡邑词征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文献资源,其中呈现出的编纂经验和词学批评方式也值得研究和借鉴。     

“民国机制”与现代游记的“社会相”

从“民国机制”的角度考察现代游记的“社会相”,主要立足于民国历史场域与文学风貌的恰切同构:“社会相”的生成与民国时期旅行之风的兴盛、“风景”的社会化、近代交通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宪政理想与现实时局的矛盾,触发现代游记的社会关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批判倾向;而民国疆域的破碎性,则使现代游记的“社会相”涵容着不同的空间体验和价值取向;此外,火车、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所营造的“车厢社会”,成为了游记作者管窥现实社会的“西洋镜”。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