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两种英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

基于现代语料库的技术,通过自建小型语料库,利用语料库检索软件Ant Conc3.2.1w对霍克斯译本和杨宪益译本的类符/形符、形符数、平均词长、高频词、平均句长、语篇衔接等方面进行对比和分析。结果表明:这两种译本具有一个共同的翻译特点,均倾向于运用相对普通及通俗易懂的词汇和语言,以便于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译文的内容;词汇层面上,杨宪益译本强调译作的文学特点而霍克斯译本的用词相对狭窄,表达也更加口语化;句法层面上,霍克斯译本的平均词长比杨宪益译本的平均词长更长,这表明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中较倾向于增添修饰词语;语篇层面,杨宪益则倾向于运用连接词作为衔接手段而霍克斯则倾向于运用介词短语作为衔接手段。     

《论语》五译本译者风格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

以《论语》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为基础,将《论语》五个英译本在文化特色词与句子等层面的基本特征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比较和探讨五译本在语言风格与翻译策略的异同。通过多层面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五译本的显化策略运用非常普遍,影响策略的主要原因在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与社会语境;翻译风格各具特色,如森舸斓译文多使用各种长句与段落解释,辜鸿铭译文明显趋向英语地道的叙事与篇章手段,理雅各、刘殿爵、安乐哲的译文更强调原文形式传达,但阅读难度较大。     

论《三国演义》罗译本中人物对话风格再现

文学翻译是一种极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要想在翻译的过程中真正做到重神似,那么风格论在翻译学中理应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小说对话描写可以完美地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从而激发读者的兴趣。本文以风格翻译论为导向,从《三国演义》人物对话中文白夹杂再现、语境中修辞手法再现、对话中人物个性再现以及骂词中人物身份再现四个方面探讨罗译本中人物对话风格的再现。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研究

传统译者风格的研究大都基于个人的主观印象和直觉判断,集中讨论译作的风格在何种程度上再现了原作的风格等.这种主观、印象式和规约性的方法存在诸多局限性,如:只重视译文与原文的风格对应,而忽视文学翻译中译者特定的风格.随着描写翻译学的发展,译者风格研究开始借助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通过大规模的语料分析,来考察译者传承原作风格之外所表现出的风格,这可以有效弥补主观判断的不足.文中以<红楼梦>的杨译本和霍译本为研究对象,利用包含两个译本全文的可比语料库,基于大量语料的客观分析,试图详细分析译者在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层面上表现出来的独特风格.最后,试图从译者的母语文化和翻译规范的角度来解释二者表现出的迥异风格的成因.     

基于语料库的《尤利西斯》意识流语言特点翻译

采用描述的方法,以语料库翻译为理论框架,对《尤利西斯》中意识流语言特点的翻译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为该文的翻译研究和翻译评论提供量化的直观数据。     

《海军战略》两译本军事翻译风格对比研究

军事翻译是一个长期被翻译学界忽视的领域。鉴于风格在军事译著的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利用语料库,探讨不同军事译者的翻译风格。文章选取海权理论家马汉名著《海军战略》的两个译本,即民国时期的玄楼译本和当代的蔡鸿幹译本,自建双语平行对比语料库,分析类符/形符比、高频词、平均句长等参数,发现两位译者的风格在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均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包括译者身份、目标读者、目标语的历时风格以及意识形态等。文章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军事翻译的风格并考察其成因。     

基于语料库的葛浩文翻译风格研究

通过立体选择语料、多维设计研究,借助频数统计和量化分析,探索葛浩文的三部代表性译作在词汇、句子层面的特点,进而发掘其翻译风格.在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及实词的使用上,忠实于原作是葛浩文翻译的基本原则;在句子的使用上,他将读者的可接受性考虑进来,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提高译本的接受度.此外,葛译本还兼具翻译文本特征和原创文本特征.     

《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中回目的翻译

功能派翻译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其核心理论是目的论。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文章以目的论为理论视角,对《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中回目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结合实例发现:由于翻译目的和翻译纲要的不同,两位译者泰勒和罗幕士对《三国演义》中回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诗词英译本译者风格对比研究

《红楼梦》中的诗词是整部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重视.文章基于作者自建的《红楼梦》诗词汉英平行语料库,借助语料库软件,从词汇层面对《红楼梦》诗词的两英译本——霍克斯和闵福德合译本与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本呈现出的不同译者风格进行了定量与定性分析.研究发现:霍译本用词更为丰富,重视对人称代词的使用,其复杂句的数量远多...     

《三国演义》满文翻译考述

《三国演义》的满文翻译,始于天聪年间,成于顺治年间,其间经过曲折历程。天聪汗曾喜读《三国演义》,并命文臣译写备览;后来由于汉臣谏议,知其内容虚妄,责令停译。顺治年间,睿亲王多尔衮以叔摄政,重开《三国演义》译端。睿王约于顺治四、五年间谕令三院译写《三国演义》;三院奉命译写,顺治七年告成奏进。其后睿王复谕内院,要求刊刻颁行。于是,三院奉命刊刻,终于顺治十七年得以颁赐。     

《三国志演义》:演义文体的典范

“演义”是“演经书之义”的略称 ,它探寻的是经书的“义” ,而非“义”的载体———言或事。罗贯中创造“历代演义”文体的第一个贡献 ,是自觉确立了明“义”、演“义”的意念 ;他的第二个贡献 ,是通过创作实践找到了将“义”“演”好、“演”成功的各臻其妙之道     

近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

中国《三国演义》研究状况活跃 ,关于版本与作者、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地域文化与《三国演义》以及电子化数字化研究等新方法问题 ,得到了充分的阐发。学术界热烈的研究探讨气氛 ,多角度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老中青的结合 ,学术会议的定期召开 ,及时交流 ,使得这一研究领域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     

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本文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全面梳理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指出: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在论述中,澄清了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的认识.     

《三国演义》“贼”义解析

大量使用“贼”是《三国演义》（毛评本，下同）的一大特色。“贼”在《三国演义》中有诸多义项：一、表狠毒凶残，罪恶滔天者。其贬义程度最重；二、表不忠不义者。其贬义程度重；三、表阳奉阴违者。其贬义程度较轻；四、表才能低下者。其贬义程度轻；五、表敌对者。其贬义不明显。     

三国故事的传播方式及与《三国演义》之关系

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是各类传播方式共同参与的结果,经历代文人撰述与长期的民间记忆,相关故事呈现出多样的姿彩和状貌,也因此出现差异和演化。此多元并存的特征,也影响到《三国演义》的成书。《三国演义》的完成是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一个环节和支脉,它并不是三国故事传播的最后定本。     

《三国演义》中的三位最杰出战略家

在《三国演义》中,三位最杰出的战略家分别是曹操、鲁肃、诸葛亮：曹操具有最远大的战略眼光,富于最卓越的战略才能,创造最突出的历史功业,成为第一位的战略家;鲁肃深刻认识汉朝命运,正确应对曹操集团,着力促成和维护孙权刘备联盟,成为第二位的战略家;诸葛亮完整规划三分天下的战略格局,毕生坚持复兴汉朝的战略目标,成为第三位的战略家。罗贯中在主观上力图使曹操妖魔化、鲁肃边缘化、诸葛亮神圣化,但是终究无法改变他们战略家身份的实际层次。     

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关系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裴注的资料进行了全面而认真的梳理和考辩,并在服从于《三国演义》整体创作要求的基础上,对裴注的资料加以引用,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细节。     

李贽与《三国演义》

学术界虽在不断地探讨李贽与《三国演义》的关系,但其究竟如何,至今仍有待探讨。文章虽亦以此为题,但目的却不在于明确其中所存的纠葛,而是借此讨论更加明显地揭示出的相关问题。同时,还要考察李贽的评点理论与其在《三国演义》演变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李贽评点的特色在于童心、发愤、娱乐、疏通之精神,也可以称为是以心学为基础的明末思想潮流中显露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目前《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似乎已经被认定为非李贽所著,但李贽的思想与评点对同时代的叶昼与晚一些的毛宗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过,其间存在的各种微妙之处还有待于进一步详细考证①。     

关索考辨

对《三国演义》本事来说,关索不一定真有其人,至少绝不是关羽的儿子;关索虽然出名很早,与关羽挂钩时代却比较晚。对《三国演义》版本来说,罗贯中原著根本就没有写关索这个人物,他是被后来的简本添加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