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暂时贫困、长期贫困与代际传递

传统的贫困研究多为静态分析范式。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贫困研究逐渐从静态转向动态。暂时贫困、长期贫困、贫困代际传递是动态贫困的三种主要形态。在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利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冲击下,暂时贫困会演变为长期贫困。长期贫困就是持续相当长时间的贫困。最极端的长期贫困是将贫困带入坟墓并传递给子代,致使其子代从人生之初即陷入贫困。长期贫困的显著特征主要有三个：持续时间长、代际传递、脆弱性。长期贫困的定量分析是制定有效反贫困战略和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依据。     

凉山彝族婚姻习俗与贫困代际传递研究

凉山彝族双重社会分层体系、家支身份与经济地位关系的分离以及婚姻匹配规则的转变,是彝族家支体系具有“资本”意义的根本原因。“家支资本”可视为彝族种姓身份在婚姻选择上的博弈筹码,影响着凉山彝族的阶层流动。凉山彝族特有的通婚规则,使“家支资本”参与婚姻选择并与经济资本进行兑换,不断攀升的彩礼使“异类匹配”的婚姻逐渐增多。家支的“资本化”和高额彩礼的出现,看似强化了彝族的家支身份认同,实质上加速了彝族等级身份系统的解体。     

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流动理论的视角

贫困代际传递的现象并非必然.基于社会流动理论视角的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职业收入、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状况、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家庭成员的生活态度是影响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些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对城市反贫困工作具有深刻意义.     

结构性贫困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及其破解——基于豫西元村的研究

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因为当前阶段的农村贫困已具备显著的结构性内涵和特征。贫困人口具有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四方面的结构性贫困特征,这些结构性贫困要素构成了钳制和制约贫困户跨越贫困陷阱的主要障碍,结构性贫困的出现也使得代际间的脱贫行动异常艰难。按照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观点,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就需要破解结构性贫困,要从社会、政治、教育和经济等层面革新或建构出亲贫的结构,以使贫困人口摆脱不利的结构性位置和处境。     

我国山区少数民族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特征

我国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农民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产生是多重因素相互影响与作用的结果。在分析造成几代人都难以摆脱的持续性贫困的成因时,贫困代际传递理论突出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特别重视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文化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传统与习俗、生活环境、人口与健康、家庭以及个人素质等因素与持续性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     

代际差异视角下资本禀赋对农民工就业选择影响研究

就业乃民生之本,在当前"民工荒"和"就业难"背景下,研究农民工就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引导农民工理性就业、促进农民工充分就业、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以代际差异为切入点,分析两代农民工资本禀赋及其对就业选择影响作用的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资本禀赋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在就业方式上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专职务工,受金融资本的影响较大。而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兼职,受个人特征、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较大;在就业时间上第一代农民工务工时间更长。因此,建立两代农民工不同的就业机制势在必行。     

农民工代际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代际研究是农民工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然而当前的农民工代际研究却面临严重的发展困境。一方面,农民工的代际划分长期以来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一些学者试图将农民工的代际研究纳入世代理论范畴中,但是这是一个问题多于答案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农民工代际研究的路径假设也无法得到有效验证。本文从理论基础到路径假设对农民工的代际研究路径进行了系统的解构和批判,并试图提出亚群体化的替代研究路径。     

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全国同步小康的对策思考

当前,扶贫过程中出现了财政投入总量不足、输血式被动扶贫为主、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缺乏、返贫及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突出、金融扶贫不足、扶贫手段单一、扶贫退出机制缺乏、人才建设不足等问题。本文认为,应通过进一步增加专项扶贫投入,重视贫困地区优生优育和子女教育问题,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提升以产业扶贫为核心的造血式扶贫水平,加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推进金融扶贫,充分利用城镇化机遇,推动扶贫手段多样化,完善扶贫退出机制,提高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待遇等,切实提升扶贫工作效果,实现贫困地区同步小康。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

本文从农民工与市民的群体性特征差异角度出发,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政策必然选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有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力,二是政府有公平、公正地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从有效破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福利政策、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制度、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现实障碍角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及社会政策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包括住房保障政策的二步实施路径、推进城市教育公平、实施降低农民工市民化个人成本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政策;建立统一、公平、规范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长效机制和有效构建引导性社会资本.     

代际传递效应对城市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

文章使用2006年CGSS数据,利用COX风险比例模型对影响我国城市女性就业的因素进行分析。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对就业有显著影响;父母自身的层次和掌握的社会资源在城市女性就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别、职务的层次、户口性质均对城市女性的就业产生影响,父亲的影响力度更大,在城市女性就业过程中存在着代际传递效应。     

试析贫困的代际转移

贫困问题是当今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它对个人、家庭、社会、乃至政府政策都会产生一定影响。而贫困的代际传递也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它不仅关系到一个家庭的长期发展,而且透露出的是一个社会的制度障碍和社会公平问题。本文即从理论和现实双重角度,探讨贫困的代际转移问题。     

农民工文化观念的代际差异研究

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的变迁,使得原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观念上呈现出鲜明的代际差异,主要表现为乡情文化观念的代际差异、消费文化观念的代际差异、伦理道德文化观念的代际差异三个方面.从价值合理性和价值意义审视,表征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利益诉求向深层次提升,展示出我国农民工文化观念整体变化的进步性和时代性,预示着我国农民工文化观念整体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农民工代际转换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当前我国城市化的主体力量是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就业条件的要求、对城市的认同感、对传统农业生产的情结、流动动因、家庭结构、流向地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并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影响。政府应关注农民工代际转换问题,以充分利用其积极作用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

利用中国居民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CHNS)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子代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以子代职业类型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确实是解释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因素。1991—2011年间,职业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扮演着比教育因素更加重要的角色,然而从2004年开始,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了明显的缩小。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会带来其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不同。要提高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需要在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努力保证各个阶层子代拥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家庭金融资产、人力资本与代际传递

我国人力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选择以及进一步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不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分不同地区来看,更高的人力资本不仅会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产规模,而且提升了家庭对金融市场的参与从而提高家庭风险资产的比重。同时,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代际传递效应,父代人力资本越高的家庭不仅提升了子女重点学校的入学机会,也提高了子女的学习成绩。而家庭金融资产则强化了父代人力资本对子女重点学校入学机会的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状况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家庭金融资产规模有助于提升子女的学习成绩,而在中西部地区家庭风险资产比重提升了子女入读重点学校的机会,这也反映出不同地区教育机会的不同。     

中部地区农民工回流趋势与政策选择

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量的农民工从东部地区回流返乡,社会总体上认为这是一种被迫式的回流。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施,回流农民工对回流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越来越被社会所认同。农民工回流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有效建设方面与东西部地区相比,具有更积极的意义。研究显示:中部地区农民工回流经历了由初期的"推(被动)"到近几年"拉(主动)"的过程,这一趋势与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十分吻合。针对这一发展趋势,中部地区政府要以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为抓手稳住回流农民工,要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条件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回流。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及代际差异研究

就业稳定性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就业稳定性不仅受到个体特征的影响,还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因素更具有多样性,个体特征、社会角色和职业价值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具有影响,其中社会角色和职业价值观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个体特征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