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产业市场及其循序开放与依法治理

在新发展阶段,提出老龄产业市场是整体问题,是落实"老龄化综合应对"的创新理念思维,也是面对老龄化问题跨学科的新研究视野。老龄产业市场是为老年人提供产品和服务、具有一定福利性质的整体环境内容,它不同于通常意义的市场形态。在新发展的社会实践中,老龄产业市场具有多元的复杂特殊表现。进而我们研究老龄产业市场开放、治理,要改变原有理念方法,将老龄产业市场综合看待,即将老龄产业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安排,并分析老龄产业市场整体的开放、治理意义与方法进路即循序开放与依法治理,而不将它们都分割分别罗列。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社会共享与治理变革：逻辑、方向及政策意蕴

"十三五"时期,社会共享将是社会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方向。社会转型要求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应对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治理将在治理理念上向共享、全面与普惠转变,在治理结构上向多中心、多元主体、制衡型权力、多样性制度安排与差异化供给转变,在治理技术上向整合式治理与精细化治理转变。这意味着要构建现代化的理念体系、制度体系、行政体系、外部关系和支撑体系,与社会共享的目标相适应。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政府购买服务研究

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回归市场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政府购买活动便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政府治理理论是随着公共管理领域实践的变革逐渐兴起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质上反映的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走向,主要涉及公共领域的治理问题,特别是政府与各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体现了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关系,推动了政府治理现代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质上有效地转变了政府职能,使治理理论得以落实,治理主体多元化得以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以理顺。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创新:网络化、互动化与弹性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为要求,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原则下,针对传统治理组织体系政府单一主体、权力自上而下逐级控制、组织方式不灵活等问题,创新治理组织结构,逐步形成治理主体体系的网络化结构、治理权力运行的互动化结构以及组织方式上的弹性化结构。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理论的兴起是与政府的失效和市场的失效联系在一起的,是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的不足应运而生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而国家治理体系是指所有参与治理的主体活动的相互结合所形成的总体状态。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各个治理主体,特别是政府在治理活动中所显示出的活动质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要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造条件,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治理体系的核心——政府,彻底改掉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严重的弊病,以全新的面貌来迎接这一艰巨的任务。     

走向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以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为例

在"弱市场、弱社会"和"强政府"的初始条件下,能否实现治理,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改革初步显示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面的协作趋势,体现了从"统治"转向"治理",从"善政"转向"善治"的方向.这证明在并不理想的起始点上,依旧存在实现治理的可能.但目前改革还尚未深入,改革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工具的运用和发展还极不平衡.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未来走向,可为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独特的场域.     

我国老龄化趋势中的焦点问题分析——以辽宁省为典型的探讨

积极应对老龄化,十分需要正确把握老龄化的发展过程和焦点问题,同时全面把握老龄化趋势,科学分析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当前,我国老龄化伴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了新的动向和新的内容,这将会对社会经济产生新的影响,并且也对社会公平、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应对问题。而辽宁省作为东北中心省份,其老龄化趋势尤其是基本问题,必然会对整个东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认真研究并加以稳妥、扎实应对,有益于东北的社会经济振兴发展,关乎全社会重大民生。     

法国地方治理的变迁及其启示

以分权改革为主线的地方治理的变迁,是法国应对全球化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法国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为主线改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直接推动了法国地方治理体系的变革,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协作的法国现代地方治理模式.法国地方治理变迁的过程和现实的模式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城市社会治理变革。它延长了治理链条、下沉并整合了治理资源,加强了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构建了服务与管理并重的治理体系。一些地方还引入数字信息技术,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网格化管理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下非预期后果。"技术化"治理强调治理形式可能偏离目标实质;"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治理的"行政化"制约了社区社会资本生成;"选择性执行"行为导致了治理目标的不完全实现;"目标导向"下存有治理手段运用不当的风险;"网格泛化"则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边界、致其权责不清。避免网格化管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要改变社会治理由政府主导并无限承担责任的体制特征,在基层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相互制衡、彼此增能的制度性权力关系。     

网络语言治理：功能、问题、框架与任务

网络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语言问题是网络社会治理的基础性问题,语言治理是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手段。网络语言既有适应社会治理的功能,也存在不少需治理的问题。网络语言治理,要在社会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学的基础上,建构“三生治理系统”的理论框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展开研究,并明确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网民个体等不同层面多元主体的具体治理任务。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近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不仅严重威胁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也对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国家主导下的食品安全"一元治理"模式呈现出"内卷化"趋势。为此,必须重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新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应当嵌入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考察,运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合力来进行社会共治。但对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一基本问题,国内学界尚无系统研究。国家向社会释放和自身再造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前提;社会的发育与成长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础;而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关键。在这一体系中三大行为主体作为平等伙伴,通过动态协调方式推动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新时代家庭政策发展的中国路径——基于人口负增长的视角

当前,我国已趋于步入人口负增长的发展阶段。人口负增长治理的核心是对少子老龄化的有效应对,其实践关键之一即解决家庭中“一老一小”的问题,这个过程涉及全人口生命周期的家庭建设。中国家庭具有独特治理价值,它使中国人口与社会治理结构呈现为“国家—社会—家庭”相均衡的三元模式,在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中介和缓冲的作用。重视和支持家庭应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的重点和突出特点之一,当前家庭政策发展应规避个体主义家庭观。在人口发展格局中,识别并落实好“一老一小”的问题,应以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为家庭赋能,来统筹婚育提振和老龄化应对等议题,进而形成新时代家庭发展的中国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问题与出路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升级,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是增强社会活力的必然选择。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应该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科学化、治理过程法治化和治理机制规范化四个方面。社会转型期我国面临社会力量相对弱小、治理成本居高不下、社会失范行为剧增、社会认同和共识较为缺乏、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足等问题。鉴于此,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壮大社会力量,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规制社会行为,重构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创新步伐,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利益问题。只有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才能确保完成"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全面深化社会改革任务,从而以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论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结构和新秩序

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如何治理资本逻辑与劳动者价值创造规律的关系问题。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实质性内涵就是协调和处理好国家公共事务治理能力、劳动创造价值伟力与资本激活市场活力三者之间的关系，确保“三力组合”充分激活，构成新结构，形成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贯穿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全过程、全要素和全方位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原则，也是建构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新结构和新秩序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原则。为了确保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拥有新秩序、取得新进展，必须有科学的制度设计与政治基础、合理的结构安排与力量输出、优质的资源配置与要素激活、科学的精神智慧与文化支撑、强劲的动力源泉与动能供给、有利的外在条件与善治环境，这样才能确保高效的治理组织与社会运行始终处于善治态势。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社会工作可以为社会治理宏观目标的实现提供行动、政策和理论支撑;微观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嵌入社会微生活而推进社会治理中微观目标的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治理失灵问题,而造成社会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灵、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要解决这些失灵问题,需要完善和发展社会工作体系,以宏观社会工作应对政府失灵问题,以微观社会工作应对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     

政府、社会、市场之多元维度视阙下的治理发展研究

治理概念出现,意味着政府部门从事改革思维的一种演变。治理模式应转向社会大众层面共同参与进行。本文探究了治理问题焦点,梳理了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因素扮演的角色,建构了一种基于政府、社会、市场之三方相互融合的治理模式,剖析了新公共管理的结构与运作,确定了治理结构的共同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