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词与民间词的区别及影响

学术界在批评柳词与民间词时,都以"俗"字来概括。这一概括是不确切的。柳词与民间词在铺叙手法、写景状物、警策语创作上有所区别。雅与俗的评判是相对的,柳词相对于民间俗词,属于雅词的范畴。柳词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市民阶层提高了对文人词的认同度,促使文人的小部分词作开始符合市民审美观,也很可能使部分民间词的风格趋同于文人词。柳词的广泛传播,打破了词原有的传播秩序,柳词成为了连接市民俗文化圈与士大夫雅文化圈的一座桥梁,为两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心学与中晚明词学主情论

明代中晚期词学主情论与阳明心学生成于同一文化母体,在心学的辐射之下,明代词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言情说成为词学之主流.而主情论末流趋于俚俗淫靡,直至陈子龙"以情论词"方才有所改观.但陈子龙对"情"的界定也有偏颇之处,其创作与词论始终难以摆脱词为艳科的传统窠臼.明代词学主情论的流变,体现了明人对词学可贵的探索精神.     

柳永词艺术成就新论

词至柳永而大变的事实存在 ,与柳永终生对词的艺术创新追求密切相关。柳词艺术创新之成就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开创铺叙 ,以赋为词 ;(二 )升华点染 ,始用钩勒 ;(三 )使事用典 ,化俗为雅。柳词中的这些艺术成就 ,不仅是导致《乐章集》成为宋词艺术史上一座高峰的原因之所在 ,而且扭转了当时的词风 ,对后世词的雅化影响巨大。     

有井水处皆歌柳词——浅析柳永词市民化语言

市民化的语言是柳词的一大特色,柳永词通俗流利--将俚俗语言入词,极富音乐性--具有与"曲"一样的"本色",而且柳永吸取了民间文学的营养,在其词中,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即常用一些说故事的词语与口吻.     

京师词坛"赠柳词唱和"与清初稼轩风

康熙九年,京师词坛上演了"赠柳词唱和",此为"秋水轩唱和"之前的一次重要的稼轩风词学唱和活动.它是在江南词坛稼轩风唱和的影响下发生的,标志着京师词坛对稼轩风接受的扩大和深化,是"秋水轩唱和"能够发生的重要前提,表明清初稼轩风运动的方向是江南一京师,在清初稼轩风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论易安体的写作视角

独特的女性视角、家国之痛两大因素对易安体的构成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易安以其细腻的女性目光,敏锐地感受着时代思潮的变化,并将雅词给予了进一步深化的表现;易安体自然清新,以寻常语入词,是对宋代诗学"平淡而山高水深"以及柳词平易浅近特征两个方面的继承.     

从《花间集》编纂标准看《花间集序》“清雅”的词学思想

《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雅词选集,无疑具有规范词体的作用。它的“清雅”标准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它的词人、词作以及词作的题材、情感都是经过选择的;其次词作的题材以言情为主,其他各类题材多是从言情派生的。欧阳炯赞颂了赵崇祚“清雅”的编纂思想,但《花间集序》却是用骈体文来表现抽象的词学理论,其间还有遗漏和讹误,因此比较难读。我们认为从《花间集》编纂标准来探讨《花间集序》的词学思想,也不失为一条可靠的途径。     

清代词学研究方法刍议

清代词学集中国古典词学研究之大成,基础文献研究与理论批评研究皆蔚然称盛,呈现出"众语喧哗"的文学景观。清代词学研究方法是清人应用于词学研究并能有效运作的客观规范。通过对清代词学研究方法的研讨,归纳总结清代词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原理,利于客观把握清代词学建构的过程,清晰掌握清代词学的发展态势及演变规律,对发掘清代文学思想史内涵亦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为当代词学研究提供参照借鉴。     

从唱和活动看云间词风的形成

本文从唱和活动入手考察明末云间词派的词论与词作,认为唱和活动的游戏性、竞技性对云间词人的词学观念、创作实践影响甚大。云间词派以词为“小道”、以词为“言情之作”的词学观念,及其词作多闺阁题材、小令体裁,其婉约风格、浓艳词藻等风貌,都和他们的唱和活动关系密切。     

柳永词语言风格探微

柳永将六朝以来的辞赋骈文那种"铺采摛文"、讲究丽辞、对偶、铺叙、音律等美文技巧,创造性地应用于词作之中,但又变辞赋骈文的典雅深奥为通俗浅近,形成了柳词在文人词中独具一格的语言特色.其浅近通俗正适应了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勃兴这一社会趋势的文化娱乐需求,其丽辞对于词尚妩媚的文体特色可谓本色当行;加之纵横淋漓的铺叙、丰富多彩的排偶创造、和谐优美的声律,应当说,柳词语言的主体风格代表了文学发展的进步倾向.     

苏轼对柳永词之态度新论

不少评论家把柳永和苏轼分别看做“婉约派”和“豪放派”两个对立词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苏轼很不满意格调日趋卑下的婉约词,而不少柳词正是格调不高、“浅近卑俗”,因此,苏轼就应被视为起来对抗柳词的健将。这些评论家的依据,是历代词话、诗话、笔记里的记载。其实,这些古代词话之类中的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它们的作者的创作态度并不太严谨,以致经常出现张冠李戴或颠倒黑白的情况。如果只依这些不太可靠的二手资料,推断苏轼贬抑柳词,说服力并不强;但如果只根据苏轼本人的著作来判定他对柳词的态度,就看不出他有鄙薄柳词的意思。苏轼所谓词的“柳七郎风味”,其实并没有包含柳永词格调鄙俗这层意思。     

柳词与全真道士词

柳永,一志情种也。不论其人或其词,仁宗等所谓“务本向道”的皇帝深斥之,苏东坡李清照等高雅之士亦力排之,宋人词话、野史轶闻多所札记。但是,在宋金二代却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①“元代传奇家所当奉为鼻祖”②令人吃惊的是全真教道士也喜欢诵柳词。“柳词”在宋金元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释

《论语.泰伯》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是研究孔子对于君民关系思想的重要篇章。但是此语太短,又失却具体语境,历来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在新出郭店简《尊德义》篇中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一语与其相近,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根据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笔者对于《尊德义》所作考释、研究,可以认为《论语.泰伯》篇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含义为"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管之"。     

从蝴蝶词与蟋蟀词看宋代昆虫词的发展与蜕变

宋代吟咏昆虫的词作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宋词中涉及昆虫的词作很多,但单纯以一种昆虫为表现对象的词作却较少。《全宋词》中的蝴蝶词和蟋蟀词是出现较多的昆虫词,我们选取这两类词作,从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文学意蕴等方面进行比较、探讨,找寻宋代昆虫词的发展脉络。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言情"的词向"言志"的诗逐渐靠拢,词与诗不再有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进而完成了词作的开拓与蜕变,由此凸显宋代昆虫词在中国词史中的意义与价值。     

试论柳词之“俗”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卷二十一载柳永撰《乐章集》九卷,同书载北宋其余名家诸集一卷左右。盖词为消遣娱乐之道,诸家用力皆不勤勉,惟《乐章集》煌煌九卷,是证柳永以作词为平生事业。然《四库提要》（卷一百九十八）仍称“宋词之传于今者,惟此集最为残阙。”残阙的原因,不可具知,但有一点可以窥见,即一方面“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一方面文人士大夫以“其词格固不高”（《直斋书录解题》）,自始至终鄙弃之。细绎宋人评柳词之语,毁者多讥其“浅近卑俗”（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这…     

晏几道《小山词》的纯情特质和抒情特色

后人对宋代词人晏几道的词作评价多为"工于言情",其评价之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词中注入了与以往艳情词所不同的纯情特质——"铅华销尽见天真";二是其情感表现向深微化、细腻化、曲折化方向拓展。晏几道以其纯情锐感的资质和深挚、婉曲、沉郁的抒情特色,合力造就了《小山词》的纯情品质和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将婉约词"哀以思"、"婉而深"的特点推到极处。     

雅词发展中柳词的类同与利用

在宋代雅词发展进程中 ,柳词类同的内容主要表现在融音、词、情三者为一体和题材的转移、情感的自我化以及词的气势等方面。而其利用则是通过为苏词复雅提供契机来实现的。     

中国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味论

中国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味论,其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宋代,"味"作为审美范畴被引入词学批评中;清代前中期,"味"范畴开始在词学批评中升格;清代中后期,"味"范畴在词学批评中得以深化;近现代,"味"作为词学范畴仍然得到承传运用与充实完善.     

“清季四大词人”的词集选编与词学旨趣

从词集选编及校评角度对"清季四大词人"的词学理论与创作做整体研究,探讨四人的词学思想与艺术旨趣。他们重视词学基础文献的搜集、整理,且成果显赫;注重词学理论的阐发、弘扬,将理论与创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其丰富的词学思想主要通过序跋与评议体现,大致表现在尊词体,重情性,倡重拙大,主寄托,彰显出自觉的词学流派意识,并有开阔包容的词学观。四大词人将选编、校勘、理论、创作四者结合,尤其是比兴与寄托手法的运用,使"清季四大词人"在词集选编与艺术创作旨趣方面达到审美趋近。     

中国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韵论

我国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韵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宋代:"韵"作为审美范畴被引入到词学批评中;二、清代前中期:"韵"范畴开始在词学批评中升格;三、清代中后期:"韵"范畴在词学批评中得以深化;四、近现代:"韵"作为审美范畴在词学批评中仍然得到承传运用与补充完善.上述历程,标示出"韵"作为我国传统词学的审美范畴经历了一个不断承传、上升、深化与完善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