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自由--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

本文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指归是人的解放与自由问题。马克思把此问题仅仅植根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来考察,把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与改造作为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之根本路径,这是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解放与自由的独特与卓越之处。对此,本文从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述:(1)马克思哲学自由观的生成及其对以往自由观的框架性超越;(2)马克思哲学的生活指向,强调解放与自由本质上是对异化的不断超越与扬弃;(3)马克思哲学生活解放与自由诉求理念的当代实践。     

论马克思关于自由的三种形态——马克思自由观研究之一

马克思自由观的内容丰富而深邃,具有多维性和多层次性。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人的自由呈现出三种形态:自由精神、自主活动和自由个性。自由首先是精神的自由,自由精神的本质就是真理本身;自主活动是对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提升,是人的主体性活动,是与人的全面发展同等程度的概念,是一种"自我决定"的"积极的自由";自由个性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质性内涵,是自由精神和自主活动的最高成果,是马克思自由观的核心。把握这三种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对理解马克思自由观具有重要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观

权利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现象是具体的、历史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利理念体现着个体与整体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整体的解放和彻底的精神自由。     

试论马克思与哈耶克国家观批判的不同维度

马克思与哈耶克的国家观批判的视角差异在于:马克思认为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是社会有机体的寄生赘瘤,哈耶克认为国家和政府在知识论方面无知无能;虚幻共同体论国家观立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提出,无知论国家观的直接理论支撑是"自生秩序论"和"人的无知论";虚幻共同体论国家观是对近代契约论、黑格尔国家主义和当时资本主义现实本质的批判,无知论国家观是对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全权计划体制的批判。当然,两种国家观都有其现实诠释的限度性。     

安乐死中的权利与尊严佯谬

安乐死权利以赢得死的尊严为其目标。然而,法律实践中“死的权利”却往往只能带来挫败与羞辱。“黛恩案”说明在现代法权系统内,“死的权利”不仅难于实现,而且从根本上与死的尊严相悖。这根源于“自由意志化”和“尊严权利化”的双重作用。只有突破“意志论”自由观和消极权利观的制约,安乐死方有可能赢得法律上的尊严。     

实践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自由理论

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1845年以前的政治哲学自由观,1845年至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自由观,及1857年以后的哲学人类学自由观三个时期.三个阶段走了一条先沉而后扬的"U"型曲线.马克思自由观的构成可从三个角度大致分为人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自由,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自由,主体的、个性的、类的自由等方面.从思想范式视角来看,马克思的自由观属于实践哲学的进路,包括生存论的自由观、实践论的自由观和生成论的自由观.马克思的自由观有多重来源和深刻的思想史根据,并有明显的浪漫特征.全球不同地区学者在马克思自由观研究中各有优长,应积极开展多种层次和形式的学术对话与互动.     

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育思想的批判与超越——基于历史哲学逻辑下的考察

德国古典美育思想是马克思美育思想的重要来源。马克思对康德、席勒、黑格尔的观念论历史哲学模式及其美育观进行了深刻批判,实现了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对德国古典美学、美育思想的革命性超越。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关于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作为共产主义最终目的的学说是对康德“人是目的”思想的超越;第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观是对席勒自由观的审美乌托邦主义的超越;第三,马克思自由劳动时间论是对席勒“审美无时间规定”论的超越;第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异化劳动造成的社会和人性的分裂的批判,超越了席勒对人性分裂的揭露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第五,马克思关于个体和人类共同自由发展的理想是对康德、席勒偏重于“族类”发展思想的超越。马克思以人的现实解放为根本目标的历史哲学,实际上也设定了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那就是通过审美和艺术鉴赏,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和素养,塑造和改善人的美好心灵,全面提升人自身的精神文明素质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能力。这对于我们今天在立德树人、铸根塑魂总目标下开展全社会的美育工作有极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密尔论权利与功利

本文首先通过论述密尔的正义观与自由观,阐明了其功利主义理论中权利,特别是道德权利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对密尔功利主义理论的重新阐释,说明其道德理论本身是容纳和保护权利的。密尔既是一位功利论者,又是一位权利论者。     

试论康德哲学中的尊严与权利

在康德哲学中,尊严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康德分别在"源始的尊严"和"实现了的尊严"两种意义上运用这一概念。前者是人因其自由和理性平等享有的;后者是人因其德性享有的,即配享尊严的问题。与之相应,在权利问题上,一方面,康德主张尊严是人的一项基本的权利,同时也构成其他权利的前提,因此应坚决捍卫人的尊严和权利;另一方面,他也强调我们应该首先使自己配享权利,使自己作为一个权利主体保有尊严。     

《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思想的三维审视

按劳分配具有“资产阶级权利性质”,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重要观点。马克思从资产阶级权利的本原、实质与特征以及消除三个方面构建了资产阶级权利思想;通过批判按劳分配默认“天赋人权”,说明权利是历史、社会的产物;通过对异化劳动以及剩余价值的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权利的本质,突出其“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的特征;通过对社会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劳动形态的考察,得出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性质”需要通过自由劳动来消除,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权利”思想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逻辑。     

人类权利思想的伟大革命变革——论马克思的权利理论

人类对权利问题的探索源远流长。可是,对权利的认识只是在马克思那里,才获得了科学的意义与价值。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没能全面、系统地开掘与探索,以至使这份宝贵的理论遗产未能发挥它在现时代的积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马克思权利理论的建构,以阐明马克思权利论在人类权利思想史上所实现的伟大革命变革。     

"可行能力"与中国少数人权利之保护

用可行能力可以分析少数人的权利内涵,可以解决少数人权利保护中一些理论争议,在少数人权利研究中有着诸多的可能贡献。可行能力兼具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价值;直接表征了少数人的全面自由,他们的可行能力的实行不受他人的干预;可行能力也许还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平等保护与多数人权利之保障的问题。国家、多数人及少数人自身应是中国少数人可行能力的培育主体,言论自由、经济条件、文化多元、宗教信仰自由等可作为中国少数人可行能力的培育途径。     

个人信息权利的共同善维度

在信息社会的巨大挑战面前，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需要确定个人信息权利的基本属性，然而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在理论上存在争议。信息的本质与权利的道德意义是界定个人信息权利需要解决的两个理论难题。信息是一个解释性概念，在高度复杂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个人信息所展现的技术、价值和社会维度是展示信息之重要性的基础。证成个人信息权利依然需要回到自由论和利益论之争的价值框架之中，但信息社会中技术理性与价值世界的碰撞、个体与社会互动的方式转型以及个人人格向数字人格的转变等因素，使得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面临更多难题。基于共同善的权利观回应了信息社会的法律挑战，主张个人信息权利的基础在于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共同善的双重贡献。对个人信息权利的捍卫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信息社会的发展确立伦理准则和文明规则，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应体现共同善的价值指引。     

论义务本位和权利本位的尊严观

从法理学的角度区分义务本位和权利本位尊严观的不同价值取向,厘清维护人的尊严与尊重人的主体自决权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有效维护人的尊严的前提。当从法律上确定保有人的尊严是每个人必须履行之义务时,应避免由于禁止行为人自损尊严之行为,而对其主体自决权构成的不当限制或侵害;当从法律上确定保有人的尊严是每个人自治意志之权利时,应明确义务主体的法律责任,以保障该权利受到侵害后能够得到救济。     

论马克思的劳动自由思想

自由是人的最高理念,更是人的生存状态。自由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的前提。马克思的自由是劳动的自由,马克思批判资本的自由,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自由,而颂扬的是劳动的自由,马克思肯定劳动的积极性,批判劳动的消极性,主张积极劳动和消极劳动的统一,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自由,劳动也必须体现的是劳动者的存在自由,马克思的劳动自由是能力自由和权利自由的统一。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权利观变迁及其启示

从权利观念变迁的视角出发,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工具性权利观阶段,第二个是个体化权利观阶段,而个体化权利观阶段又可以被划分为意志论的权利观阶段和利益论的权利观阶段。不同的权利观反映了其所属阶段的社会生活状态,并将这种状态通过权利话语表达在法律体系中。权利观变迁的背后是在形塑主体性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变化,而权利冲突、权利滥用现象的普遍化所表征的利益论权利观的失灵恰恰源自主体在追求利益时对自身的遗忘。发展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法治实践的共同体权利观是解决权利冲突、权利滥用问题,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可行路径。     

论权利

权利的真正内涵是法律上的力与其保护价值的统一,人是唯一能在法律关系中将二者连结起来的媒体。自由与权利虽属同质的东西,但它们之间仍有诸多形式上的差别。在权利的所有类型中,基本权利居于权利体系的根本地位,权力只是权利的变种。任何权利都有着确定和运行两方面的界限,制约权利的法的形式是义务,权利的绝对值总是等于义务的绝对值。突破权利界限,必定构成权利滥用,而能够被滥用的权利一定是那些加入权利人意志的处于行使状态中的权利。判断权利是否被滥用有着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双重标准。在特殊的权利滥用中道德标准更能清楚地透视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目的。     

《资本论》的前提批判——以康德的权利科学为坐标

康德基于"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的区分对"权利"双重意义的规定,与马克思《资本论》中基于劳动的二重性对"货币"之双重意义的规定具有同构性,但马克思集中关注的是生产领域中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而对流通领域中的权利关系持一种批判态度。如果以康德的权利科学作为坐标,则不仅可以揭示出马克思《资本论》的法权关系前提,而且还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确立"路标"。     

马克思开辟的人学道路

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与核心就是人学。马克思主要是在论战中,在辩证理解和对待自己遇到的各种矛盾关系中开辟人学道路的。马克思人学的基本价值可以简要概括为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关注无产阶级的解放;注重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注重每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注重用理念引领实践;注重革命实践的生成作用。     

马克思自由范畴的历史维度

马克思对自由范畴的考察,采取了回到历史的进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政治解放虽然确立了人的普遍自由的权利,但现代私有制却解构了自由的平等基础.人的自由在市民社会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为历史的偶然性与个人的任意性.消灭私有制,达至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合理的自由乃是未来社会的诉求,也是马克思自由观的根本取向.